今年最震撼我的电影，又是他拍的 -

在当代影坛上备受关注的导演中，能够令我对其每部作品都充满探索欲的寥寥无几。罗马尼亚籍导演拉杜·裘德，无疑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存在。

在笔者看来，拉杜·裘德近年来已突破罗马尼亚新浪潮初期的美学框架，逐步确立为21世纪欧洲政治电影的关键性创作者。自2015年《喝彩！》问世以来，其通过多部作品持续展开对罗马尼亚国家历史叙事的解构，深入挖掘被主流话语掩盖的历史阴影，尤其关注罗姆人奴隶制及国家在犹太人大屠杀中的共谋等极具争议性议题。这些创作不仅展现了对历史真相的追问，更体现了对社会记忆的深刻反思。

在《喝彩之作》(2015)、《尴尬情欲与失控尺度》以及《无需过分焦虑末日降临》等作品中，他借助拼贴与戏仿手法，对当代社会的诸多负面现象展开深刻批判。

《欧陆 2025》（2021）这部作品在柏林国际电影节斩获剧本奖，其故事主线围绕着一位在地下室以拾荒为生的流浪者展开。某天他因遭到法警驱逐而选择结束生命，这一事件却引发了法警的强烈道德困境，随后他向周围人倾诉内心的挣扎与痛苦。

《欧陆2025》通过真实事件的原型，构建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寓言。正如导演裘德所揭示的，这本质是一场由集体冷漠引发的罪行。影片并未聚焦法警个体的心理剖析，而是深入探讨社会系统性崩溃的根源。作品直指罗马尼亚社会结构的深层矛盾——从新自由主义经济逻辑的侵蚀，到官僚体系的顽固僵化，以及根深蒂固的社会冷漠心理，这些因素如何交织成悲剧的网络。片名的命名方式令人联想到罗西里尼1952年经典作品《欧罗巴51》所构建的历史隐喻。

罗西里尼于1952年执导的《欧罗巴51》在战后欧洲的废墟背景下，通过展现人道主义行动的实践路径，试图寻找救赎的可能。相较之下，裘德的作品则更聚焦于当代社会的道德困境，揭示出一种精神瘫痪的集体状态，并以更具批判性的视角传递悲观情绪。在叙事手法上，该片与希区柯克的经典之作《惊魂记》存在呼应——故事被清晰地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当主人公遭遇不幸身亡后，影片通过突如其来的视角转换，将观众的情感重心从对受害者的怜悯迅速转向对加害者的深入审视。

《惊魂记》（1960）以克卢日街头一名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为核心视角，其开篇章节通过镜头语言呈现了令人震撼的场景。当这位流浪者在恐龙公园拾荒时，竟遭遇机械狗的无端挑衅，这一荒诞情节成为故事发展的关键转折。法警奥索雅的执法行动将叙事引向深层：她执行驱逐令，迫使流浪汉离开即将被改建成精品酒店的地下室。在目睹对方选择用暖气片完成自我了结时，裘德以毫不掩饰的残酷手法，让观众在视听层面直面这一残酷场景。随后，影片叙事出现断裂，重心骤然转向奥索雅。这位执法者因深陷自责的神经质状态，放弃了与家人共赴希腊的假期，转而展开一场试图救赎灵魂的漫游。她的救赎之路并非通过实际行动，而是执着地向所有相识之人寻求谅解与确认。

奥索雅的倾诉对象群像勾勒出当代罗马尼亚社会的众生百态：一位心绪飘忽却富有同理心的朋友，一位怀抱民族主义情绪的匈牙利裔母亲，一位以神学逻辑消解她罪责的东正教神父，以及一位身着朋克服饰却深具哲学思辨的前学生、现为外卖骑手的年轻男子。裘德通过这一角色的塑造展现出精妙的叙事策略，观众始终难以判定她的忏悔是出于真实的道德觉醒，还是精心设计的博取同情表演。当她机械重复地叙述扬的自杀经过时，这种程式化的表达方式反而暗示了其倾诉具有疗愈自我的心理投射色彩，而非实质性的救赎行动。这种基于善良的自我合理化倾向，最终使她陷入局限的重复中，与罗西里尼《欧罗巴51》中主动承担历史责任的主角形成鲜明对照。

《欧罗巴51》（1952）中，主角深陷道德困境，其痛苦体验被异化为某种可供消费的符号，用以维系观看者的道德优越感，而影片所暴露的社会结构性矛盾则被刻意淡化与回避。裘德斩获柏林剧本奖，这一荣誉实至名归。本剧采用以对话为核心的叙事架构，通过持续性的静态双人镜头营造戏剧张力，将思想碰撞聚焦于语言表达的层面。对《惊魂记》叙事模式的借鉴并非表面的形式模仿，而是暗含共谋意味的深层结构呼应。影片通过将受害者置于视觉中心，却在后续叙事中迫使观众持续面对促成悲剧的幕后推手，这种安排消解了传统观影的道德安全感。

《惊魂记》（1960）通过其扭曲的叙事结构将观众置于角色负罪感的漩涡中，迫使我们陷入其反复无常的自我开脱循环。影片刻意模糊受害者与施害者的身份界限，使观众在见证暴力发生的同时，见证社会对边缘群体生命的漠视。这种静态对话场景的视觉处理方式，暗含对洪常秀导演风格的借鉴，形成双重悖论：一方面通过角色间紧密的言语交锋将观者纳入叙事场域，另一方面以刻意安排的拍摄角度制造疏离效果，凸显影像建构的间离性。当现实质感与形式化框架在iPhone 15的镜头下交汇，我们既目睹了世界的粗粝纹理，又目睹了角色对现实的抽象诠释，这种视听张力恰恰印证了影片关于原始经验与理性认知冲突的核心命题。

影片通过奥索雅城市空间的穿行与坐困辩论场景的交替，构建出视觉层面的辩证叙事：角色们被困于这些形式化的构图中，却在讨论iPhone折射的混乱现实时陷入行动困境。这种视觉风格本质上形成了一种连贯的形式论证，揭示了智识话语与物质现实之间的断裂。这种断裂不仅指向个人层面的奥索雅，更映射当代欧洲整体的精神困境。相较于《欧罗巴51》中罗西里尼通过基督教-人道主义框架下的直接扶贫行动，展现出世俗圣徒的救赎路径，本片的叙事策略呈现出更为深刻的结构性反思。

相较之下，在后真相语境下的《欧陆2025》中，裘德的奥索雅陷入了更深的困境。她所有的行动尝试均被新自由主义体系所过滤，诸如启动自动化捐赠程序、接受心理疏导、将善恶观念转化为理性思辨等。这场精神危机最终并未引发觉醒，反而演变为一场醉酒后的放纵经历，以及以逃避现实为名的休闲旅行。裘德通过罗西里尼的电影作为历史参照，审视着欧洲文明的衰落轨迹。然而，真实的道德实践可能性已被表演性的自我安慰姿态所取代，而社会结构性压迫始终如一，未曾动摇。

影片取景地克卢日-纳波卡，实则是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特定空间。通过重复出现的城市景观镜头，我们得以窥见这座城市截然不同的双重面貌：一方是娓娓动人的历史建筑群，另一方则是千篇一律的纸盒式住宅区。这个城市正经历着一种快速而粗暴的后社会主义转型，房地产开发的野蛮扩张加剧了社会阶层的裂变。影片所展现的核心矛盾具有深刻的经济性，一个住宅项目开发的推进直接引发了对流浪汉群体的强制驱逐。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经济行为的后果被迅速纳入民族主义叙事框架，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特有的身份政治语境，以及主角奥索雅作为匈牙利裔的特殊身份，构成了影片的重要叙事基底。当她的个人困境遭遇媒体传播时，迅速被建构为民族冲突事件——社交媒体平台上，这一事件被渲染成匈牙利裔官员杀害罗马尼爱国主义者的政治罪案。

影片中，奥索雅与母亲的冲突激化，母亲坚持为欧尔班辩护，并将罗马尼亚人描绘为特兰西瓦尼亚的侵占者。这种叙事背后隐含着对欧洲历史的某种理解——尽管需要借助基础的历史知识，但裘德通过银幕将历史积怨与当代政治分裂的关联性呈现得淋漓尽致。剧中人物如奥索雅的母亲，将民族主义的怀旧情结（对欧尔班的推崇）作为回应现实混乱与社会疏离的情感出口。这种现象折射出中欧与东欧地区普遍存在的因果关系链：资本主义转型加剧的不平等正在制造社会安全的真空，而民粹民族主义则以简化的历史叙事和族裔认同迅速填补这一空缺。

导演的批判锋芒直指：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进步」进程，恰恰为民族主义的「倒退」提供了滋生土壤。当「大陆」酒店与特兰西瓦尼亚归属之争成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时，观众的视角被进一步拓展——影片的批判视野显然超越了罗马尼亚的地域局限。奥索雅所遭遇的困境，象征着欧洲自由派在住房危机、民族主义浪潮与经济不平等的交织困境中，逐渐陷入道德瘫痪的无力状态。

影片结局中，女主角选择前往希腊度假的举动，暗含着导演对现实的深刻判断：在当代欧洲，道德危机无法转化为实质变革，所有暂时的社会焦虑最终都将被消费主义的日常秩序吞噬与消解。这种结构性的无力感，正是影片试图揭示的现代欧洲精神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