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四十条》：胡同串子等待“鸽多” -

“东四十条”不仅是北京市的一个著名街区，同时也是2023年4月8日上映的电影《东四十条》中两位主角的姓名。

《东四十条》讲述了东四由杨凯航饰演，十条由钱赓饰演的两位租客在北京胡同中闲散度日的故事。他们在偶然间目睹一张悬赏重金的"寻鸽启事"，由此展开了一场穿越四季却始终未果的寻鸽冒险。影片中那句"鼓楼里面的人，比别人多了几年青春"道出了时光沉淀的意味，而导演阿毛（覃牧秋）与大豆（詹涵淇）正是这一文化氛围的见证者。"鼓楼"这一意象早已突破地域 boundaries，成为每个都市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地标。

《东四十条》作为一部聚焦北京胡同文化的作品，其诞生源于两位导演在疫情导致创作停滞期间对存在虚无感的对抗。他们以非专业团队的形式，召集一群非电影从业者组成"草台班子"，在各自分工中以游戏心态持续拍摄了一年。影片的拍摄过程松弛自然，主角甚至未察觉自己正参与一部电影的创作。该片最终在2023年第七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引发热潮，不仅获得"费穆荣誉·评审荣誉"和"青年评审荣誉·特别表扬"，更以独特的叙事方式让观众在笑声与思考中产生共鸣。影片通过荒诞与日常交织的北京胡同City walk，呈现出当代青年生存状态的细腻观察，其外层包裹着戏剧性的娱乐元素，内核却承载着深刻的时代情绪。两位导演将其称为"口香糖电影"，强调需反复品味才能体会其中层次分明的叙事魅力。

2021年盛夏，居住在鼓楼区域的阿毛与大豆在东四胡同偶然相遇。两人共享一支棒冰，闲聊之际，恰逢胡同口张贴着一则寻鸟启事——一只走失的鹦鹉，悬赏5000元。这则启事让两人忍俊不禁，"寻找一只鸟，也太荒诞了吧？"然而笑过之后，心底却泛起一丝怅惘，"很多时候我们追逐的所谓理想，在旁人眼中或许也同样虚无缥缈。"

电影的起源始于那份寻鸟启事，当整个世界陷入异常状态，大豆与阿毛也难逃内心的焦灼。他们戏谑地提出，不如拍摄一部关于两位男子在胡同中追寻悬赏鸽子的电影，历时整整一载。这一过程恰似胡同版的《等待戈多》，两位男主角在闲谈中穿梭于巷弄之间，或驻足草坡仰望苍穹，或静坐公厕门口沉思。他们的对话流淌着文艺青年特有的幻想，一本正经地胡言乱语。而那只鸽子的踪迹，正如戈多是否会在明日到来般悬而未决，始终没有答案。这份无解的等待，正是作者对生活本质的深刻体悟。

我们曾认为唯有通过某种方式才能为生活注入激情，因此将拍摄过程视为一场自我探索的旅程。两位导演在剧本初稿仅完成十分之一时便已开拍，核心创意聚焦于寻找象征意义的‘鸽子’。至于影片中具体的叙事脉络与人物塑造，这些细节则是在接下来的一年里，通过与伙伴们不断试验与打磨逐渐明晰的。

两位导演大豆与阿毛的创作灵感往往源于酒局，看似随意的日常对话背后实则经过反复雕琢。他们采用独特的剧本打磨方式：先完成初稿，再邀请两三位趣味相投的邻居聚在街头小酌，借由边喝边读剧本的方式，将台词转化为更具喜剧效果的版本。这种创作模式让演员在排练时更易把握角色特点。相较于广告创作，两人对电影制作有着更深层的认知差异。他们在广告行业积累了丰富经验，自称为"影像丙方"，但阿毛认为电影创作在逻辑层面与广告截然不同。这种认知促使他们始终保持警惕，避免沦为"自嗨型创作者"。大豆特别强调，在剧本创作初期便会主动向周围朋友征求意见，若发现情绪化或自我表达成分过多，便会果断删减。有趣的是，许多广告导演同行都怀抱着未来拍摄电影的梦想，而阿毛和大豆对此感到困惑——"他们似乎更倾向于先有创作冲动，再寻找表达形式；而我们则是先明确想要表达的内容，再通过影像去呈现，这才是电影的本质。"在他们看来，电影不过是表达欲望的载体，与写诗作歌并无本质区别。

在《就地取材》的拍摄现场，有一段关于放风筝的片段让阿毛联想到一位曾提及自己擅长此道的朋友。然而这位朋友作为上班族，面对邀约时却陷入反复思量与内心挣扎。"他们总会追问这个片子的主题，以及拍摄时的具体计划。但当时的我甚至无法给出明确答案，我只是单纯地记得他曾说过，自己放风筝的技术颇为娴熟，这才找他。"这段回忆让阿毛更加确信，鼓楼的居民确实与常人不同。

影片在平遥电影展首映后，两位导演将其定义为“鼓楼社区电影”——“由我们居住在鼓楼的邻里共同参与拍摄，主创团队皆为社区成员，所有工作也都从邻里中招募。”这里的“鼓楼”并非指北京东二环的实体区域，而更像一个理想化的时空场域，“聚集着一群不愿墨守成规的年轻人，在特定时期形成一个独特的社区。”导演大豆与阿毛均拥有超过十年的胡同生活经历，影片中的场景多取材于他们日常漫步所见的街巷。“社区环境封闭，出行无需考虑交通干扰，楼上下无噪音，车辆难以进入，这种静谧性在都市中尤为珍贵。”老北京居民、北漂青年与游客在此交汇，看似共享同一空间，实则各自保持着独立的生活边界。影片采用常规镜头语言，受限于设备条件，仅能运用基础的视听手段构建叙事体系。复古的4:3画幅则被刻意选择，导演解释道：“一方面胡同本身空间狭窄，4:3构图可有效框取画面，避免杂乱景象；另一方面也便于后期通过裁剪调整视角。”得益于无需清场的拍摄方式，“影片呈现了许多偶然捕捉到的生活片段，往来行人多为胡同原住民，这些真实元素被完整保留于叙事之中。”

影片以"胡同美学"为核心理念，导演阿毛幽默地表示，"整个剧组可以概括为一个字：穷。但正是这种匮乏，催生了令人称道的手工智慧。"尽管总成本仅为20万元，在当年的平遥影展上堪称激励人心的佳话，但实际上这笔预算的大部分用于后期制作。拍摄阶段结束后，当阿毛完成粗剪版本时，总支出已控制在6万元。大豆回忆道，这一过程自然而然地展开：'我们从未真正理解拍电影需要多少费用，只是凭直觉构想它应有的样子，待拍摄预算充足便立刻投入制作。'一张记录剧组日常的影像中，大豆与阿毛将三脚架等设备安置在共享单车后座，以最简陋的方式完成转场。朋友为这张照片进行了创意编辑，添加了"导演兼制片兼化妆兼服装兼场务兼司机……"的趣味注释。

身兼多职的剧组成员在平遥影展期间注意到，其他影片的片尾字幕通常按部门分类，诸如制片组、导演组、美术组等，而他们则呈现出独特的"单人单组"模式，甚至同时肩负多个小组的职责。为了在幕后阵容呈现上制造规模感，团队甚至将小动物的名称纳入名单。这种看似随意的编排方式，恰似电影中东四与十条的对话常常暗含解构意味，大豆和阿毛也在用行动消解着对艺术的神圣化想象。"导演不过是在片场工作时获得的一个临时身份"，他们坦言，尽管接受过艺术理论与影像分析的教育，却始终认为电影是一种日常实践，而非需要敬畏的崇高事业。影片拍摄完成后，原本存在的创作瓶颈确实有所缓解，"通过完成这件事，我们获得了某种治愈体验"。最令大豆印象深刻的是，扮演十条的演员钱赓在拍摄草地戏份时，因拨弄气球的场景突然落泪，表示"那一刻仿佛找回了真实的生活"。这种集体性的感受，印证了他们通过创作实践与生活建立具体联结的信念。

《东四十条》以当代异乡青年的精神漫游为叙事核心，重新诠释了城市漂泊者的生存状态。在传统语境中，北漂故事往往强调物质匮乏与精神挣扎的双重困境，而剧中人物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生存哲学。来自小县城的主人公大豆回忆初到北京时的体验，坦言"物质尚可，没有压力，但心理上充满疲惫"，却在经历了生活磨砺后，反而感受到"物质或许简朴，但内心拥有前所未有的自由与丰盈"。这种反差折射出现代都市青年的特殊生存逻辑——正如生活在鼓楼的阿毛所言，他们"从未感到在北京的艰辛，也无需执着于留下或证明什么"，更多是抱着对生活的坦然体验。

东四胡同始终陪伴着十号线的居民，而现代人普遍畏惧孤独与麻烦，因此衍生出为适应不同生活场景而产生的“搭子”文化。然而，在鼓楼这片区域，这种现象却呈现出独特的一面。正如一位深圳的朋友曾疑惑：“为什么你们不关注共同好友的婚姻？”大豆对此回应道：“我从未觉得她的婚姻与我有何关联，但若她正追逐某种理想，那便成为我关切的焦点。我会与她深入探讨，表达支持。”在鼓楼，朋友们来来往往，大豆坦言自己的朋友圈每年也经历约20%的更替。尽管每次分别都带着不舍，但因这种现象极为普遍，已逐渐被接受。更有趣的是，阿毛每年都会在特定时段，特意前往不同地方拜访已离开的旧友。

大豆曾研读相关鼓楼的报道，却对那种“以外部视角审视群体”的描述方式感到不适。她认为，那些文章如同简单路过各个club，仅浅尝辄止地观察便急于下定义，而这与鼓楼真实的社群氛围截然不同。作为在鼓楼“蹉跎青春”的八零后，大豆与阿毛的生活节奏似乎与时代脱节。他们的青春在鼓楼被延长，思考也比同龄人显得更加迟缓。这种“迟缓”既带来迷茫，又形成某种自我调和——“追寻答案的是我们自身，生活困顿的根源也在于我们自身。”他们拍摄这部电影的初衷，正是源于对自身处境的深刻体察，在自我认知的探索中试图解答关于现实与理想的困惑。

影片完成后，主创团队坦言难以向"卡住的人"提供具体的人生指导，坦言自身同样处于困境，"卡"已成当代人的普遍状态。在阿毛看来，身边不乏"卡"住的人群，例如有人事业有成、经济宽裕却屡遭相亲挫败，有人屡战屡败考研失利，有人频繁跳槽却始终找不到心仪职业，有人虽在故乡生活安稳却陷入存在主义危机，对万事提不起兴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卡'，而今时今日，多数人正面临更大的困境。"面对卡点，大豆建议先出门跑个步，"既能消耗几百卡。" 此类笑点贯穿全片，影片具有多元化的喜剧层次，创作者从剧本阶段便倾注心血打磨每个笑点，刻意追求"脱力"的冷峻感，强调这并非谐星表演或包袱抖落，观众并非因角色行为引发笑料，而是因语言交流中的落差与脱力感所触动。

这部电影在上映前曾参与多个地区影展的放映，观众的反应呈现出有趣的地域差异。原本我们认为不具笑点的桥段也引发了笑声，甚至那些令我们感到悲伤的情节同样被观众认可为笑点。令人意外的是，在上海放映时观众笑得更加夸张热烈，而北京的观影者则笑声最少——或许是因为熟悉感让观众更严肃地看待影片，能够捕捉到其中隐含的抗争精神，从而难以完全放松。不同群体与电影产生的互动效果各异，某些引起特定观众会心一笑的细节，在另一些人眼中却成了猎奇的展现。这种差异让创作者感到困惑又着迷，就像某些隐喻成为划分观众群体的密码，既拉开了距离，又凝聚了共鸣。

《东四十条》剧照中，创作者首次提出"绿色幽默"这一概念。与大家熟悉的"黑色幽默"不同，这种幽默形式呈现出完全相反的特质——它以温和包容的方式传递笑声，没有讽刺意味也拒绝自嘲。正如阿毛所言："绿色幽默就像口香糖，虽然不直接带来甜味，但初尝时能让人放松身心，愉悦心情。在轻松的氛围中，观众或许会发现其中蕴含的独特韵味，这种体验既不同于辛辣的刺激，也不同于苦涩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