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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李诚儒接到一通特别的来电,对方开口便道:“李诚儒,你的戏份可真不小,非得我亲自来邀你。”李诚儒随即回应:“真不是那意思,宝爷,我确实是日程排不开。”这通电话的发出者,正是《大宅门》导演郭宝昌。他以“宝爷”自称,既彰显了圈内对他人品与艺术造诣的认可,也暗含对其独特身份与传奇经历的致敬。
2001年4月15日,《大宅门》在央视一套首播,以17.74%的收视率创下了央视年度收视纪录,这一成绩是同期《人民的名义》的五倍之多。历经二十多年岁月沉淀,该剧仍持续收获观众喜爱,至今仍是收视纪录保持者。其影响力已超越单纯的收视长虹,呈现出‘盛况空前’的持久魅力。
导演郭宝昌出身贫寒,自幼经历坎坷,2岁至12岁期间在祖母家中生活长达十年之长,直至祖母离世后才得知其并非亲生祖母。关于自身身世之谜,直到三十多岁方有所知晓。在动荡年代,他曾因特殊经历被判无期徒刑,而耗时三十八年的代表作《大宅门》更是遭遇四次被毁的命运,其人生起伏远超剧作情节。
1940年,出生于北京底层贫苦工人家庭的郭宝昌,原名李保常。其父因饥寒交迫不幸离世,两岁的李保常被亲生母亲以80块大洋转卖至河北沙城火车站站长吴家,改姓吴名吴保常。因孩童时期频繁啼哭,家人认为售价偏低,三姨出面筹款赎回后,又以200块大洋将他转售至北京南城金鱼池胡同一个贫苦家庭。该家庭原本即为底层民众,其祖辈因1927年河北农村灾荒,携10岁女儿郭榕迁居北京城。
左二、三分别为郭宝昌的姑妈与奶奶。两年后,郭榕的父亲离世,年仅12岁的她被以500大洋的身价转卖至京城首富乐家(即同仁堂)为妾。凭借聪慧灵秀的天资与讨喜的容貌,她被三老太太(二奶奶的原型之一)特别瞩目,委以照顾宠物狗“大顶子”的重任。这只狗是老太太的至爱珍品,郭榕在乐家承担此项职责长达11年。
自幼在老太太身边侍奉,郭榕深受老太太器重,观察老太太处世之道,令她逐渐磨砺出独特的见解。与普通丫鬟不同,她既有主见又善谋略,且志气高昂。23岁那年,这位风华正茂的女子已初具风采。当70岁的乐四爷乐镜宇欲纳她为妾时,郭榕毅然拒绝:"我不做小妾,若想娶我,必须明媒正娶!"然而,敢于破格的乐四爷仍坚持己见,无视族人激烈反对,执意将这位"门不当、户不对"的抱狗丫鬟迎娶入门,成为家族掌门人的正妻。彼时乐镜宇已年过古稀,无法生育,而传统大家族讲究传宗接代,无子便需过继。面对这般困境,乐四爷与郭榕的结合成为破解家族传承难题的关键。
在目睹豪门之间的财产纷争后,郭榕决定采取不同的方式处理家族继承问题。为防止财富外流导致晚年无依,她以200两银子将李宝常纳入养子行列,将其接至郭家并托付给郭榕母亲抚养,从此改名郭宝常。郭榕对养子的教育尤为重视,五岁时便聘请了老翰林教授古文,西洋教师传授英语,同时安排武术师父王氏负责武艺训练,构建起完整的培养体系。
郭榕与郭宝昌原名郭宝常,在郭家共同生活了十年。奶奶离世后,12岁的郭宝常被郭榕接至泸州老窖培育的乐家大宅门。为彰显身份,乐镜宇将其更名为郭宝昌。《大宅门》中的李天意角色原型正是郭宝昌,而郭榕则是李香秀的现实原型。踏入大宅门后,郭宝昌的生活发生巨变:所需物品皆可专属准备,饮食亦可单独定制,每月40块的零花钱更远超当时工人36块的工资标准。为助儿子在家族中立足,郭榕采用独特方式对其进行培养,包括在14岁引入酒类,16岁开始教授吸烟。彼时每日放学归家,桌上都备有一盒"大中华"香烟。
郭榕反复叮嘱他:"这个家的每一位长辈都习惯烟酒茶,你若不能融入这些习性,恐怕难以立足。为求生存,必须树立威信,而没有拳脚相加的本事,是断然立不住身段的。"他自幼成长于泸州大曲的熏陶下,不仅要有品茗饮酒的雅趣,更需精通博弈之术。母亲时常告诫他:"你将来是要成就一番大事的。"必须主动上桌与众人较量,即便输掉也需神色自若、镇定自持,唯有如此,方能锤炼出在大院里立足的气度。
郭宝昌是电视剧《大宅门》中李天意角色的原型人物。乐镜宇作为家族中兄弟十七人,位列第四,因此被称作乐四爷。郭保常自幼顽皮,喜好听戏,常与乐四爷一同玩耍。因乐四爷发现此孩童与儿时的自己颇为相似,遂亲自为他改名,将原名"保常"改为"宝昌",由此成就了日后著名导演郭宝昌。
乐四爷与养子郭宝昌日常独处时,常以边用餐边交谈的方式讲述家族往事。从孩童时期在家族中肆意妄为、气走教书先生,到因一次意外事件导致损失2000两银子收购济南二十八坊,再到凭借"九天贡胶"声名远扬,最终在乱世中白手起家创立宏济堂名震四方,这些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在日复一日的讲述中深深影响着郭宝昌。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故事构成了《大宅门》前40集的核心内容。除了养父的言传身教,郭宝昌的文学天赋也深受小学语文教师侯远帆的启发。这位严师不仅在学业上持续指导,更在精神层面给予深远影响,为郭宝昌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基础。正是在聆听养父讲述家族传奇的过程中,郭宝昌逐渐萌生了将家族故事记录流传的想法。
16岁那年,郭宝昌开始了家族题材小说的创作,最初的作品名为《大浪淘沙》。彼时电视尚未普及,他深受《红搂梦》《战争与和平》《水浒传》《基督山恩仇记》等经典文学的熏陶。为完成创作,他常常彻夜未眠,郭榕见状感到疑惑,便询问缘由,郭宝昌却笑着答道:“因为写作任务太多。”
郭榕见郭宝昌整天埋头苦读,误以为他在用功。实则,郭宝昌白天泡在电影院观影,夜晚穿梭于剧院看戏,对各类艺术形式都充满好奇,京剧、杂技、歌剧、芭蕾……从不挑拣,终日沉浸在戏剧世界里,连学业都抛诸脑后。直到高二时,他五门功课全部不及格,被要求留级一年。某日放学回家,母亲面色铁青,指着小说手稿质问:"你在写什么?"郭宝昌答"小说",母亲却斥责"胡写什么?写什么老爷太太小姐、抱狗的丫头"。她无法接受儿子将早年被卖、怀抱小狗的往事写入作品,这些在她看来都是"家丑"。郭榕坚信家丑不可外扬,因此勃然大怒,郭宝昌第一次见到母亲发怒,次日便不见手稿踪影。然而,当其他家长因成绩不佳暴跳如雷时,郭榕却温言安慰:"咱们还小呢,再念一年有什么了不起?"这份包容与理解,让郭宝昌深切体会到母亲的伟大。
1959年,北京电影学院首次面向社会招生,同年郭宝昌考入该校。在那个以阶级成分论英雄的年代,唯有工农子弟才能获得录取资格。虽则郭氏学业优异,但"资本家"的出身使他入学之路充满波折,最终凭借优异成绩和特殊背景才得以进入这所艺术殿堂。
导演系主任田风凭借坚定的党性向学院作出承诺——“这肯定是个好苗子!”最终促成郭宝昌入学。在电影学院期间,郭宝昌常与田风交流,讲述《大宅门》的构思,田风听后盛赞其精彩,鼓励他将故事发展为电影剧本。郭宝昌再次提笔创作,却因此陷入困境。1964年,因撰写反映家族史的小说被定性为“反动学生”,罪名是“为资本家树碑立传”。田风老师公开承担责任:“若他们有问题,那也是我的问题。是我教育失职,不能怪这些孩子!”这句话让两人共同陷入漩涡。创作完成三分之二的剧本被当局没收,郭宝昌一边等待处分一边从事刷厕所、扫剧场、称煤球等体力劳动。某日午后,他从煤球厂归来与田风相遇,两人低头沉默。此时的郭宝昌已瘦骨嶙峋,而这次相遇成为他们最后一次相见。郭宝昌的特殊出身成为其被劳改的关键原因。1965年1月,他被发配至北京昌平县南口农场接受改造。同年2月,田风老师独自前往太平湖畔的菜地,吞服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每每提及这段往事,郭宝昌都深感内疚:“我对不起他,他是因我而死。”随后“特殊运动”愈演愈烈,郭宝昌的罪行被进一步升级,最终被判无期徒刑。在遭受人格侮辱的折磨下,他一度尝试自杀未果。经历生死边缘的事件后,郭宝昌对世界的认知发生了转变,但始终坚守着完成《大宅门》的信念。而郭榕对郭宝昌的真实身世守口如瓶,直至郭宝昌进入大宅门后才改称其为“妈”,此前始终称作“姑妈”。从1942年起,郭榕每月需向郭宝昌的三姨支付5块大洋的保密费,新中国成立后则变为5元人民币。
令人惊讶的是,从1952年至1955年的四年内,这笔所谓的“保密费”竟始终由郭宝昌亲自送至高大妈家中。彼时的他并不知晓这位邻居实为自己的三姨,只认为对方是普通街坊。15岁那年暑假,郭宝昌再度前往高大妈家缴纳“保密費”,恰逢高大爷与高大娘在争执中不慎透露出这句话——“当初就不该送你去”。尽管当时郭宝昌未能理解其中含义,但这句话却在他脑海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归家后,他径直前往厨房,找到了那位在乐家服务了近三十年的老保姆,试探性地询问:“‘当初不该送你去’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听完这番话,她震惊不已,结结巴巴地回应几句后,便如避瘟疫般逃离了厨房。不久之后,郭榕将郭宝昌唤至一旁,简单询问了高大妈家的情况。随后话锋一转,质问郭宝昌:“当初不该送你去”究竟是何缘故?郭宝昌简要陈述了事情经过。母亲郭榕眼中突然泛起从未有过的冷光,未再言辞,仅让郭宝昌去玩耍。自此,他彻底失去了传递“保密费”的资格。
1959年夏季,郭宝昌报考大学时,在中央戏剧学院考场邂逅了年少时的邻居。对方突然发问:“找到你的亲生母亲了吗?”郭宝昌脱口而出:“她在家呢!”随即被对方指出:“那不是你的亲生母亲,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直到此刻,他才意识到自己还有位生母,却不知该向何处寻觅。
1965年的春节,正在外地劳动改造的郭宝昌返乡过年。此时,他内心涌起一个念头——倘若自己是出身于劳苦大众的子女,便无需承受批斗之苦。这已是25岁的郭宝昌,在那个特殊年代唯一能表明立场的方式。于是,在大年夜向养母追问起自己的身世之谜。
养母终于向他坦白,那位他一直称作高大妈的长辈,实为其亲生三姨。大年初一,郭宝昌急切地向三姨追问亲生父母的下落,得知生母仍在世,隐居于徐水县。返场后,郭宝昌立即向农场管理人员坦陈身世,试图证明自身为无产阶级革命者。管理人员却冷笑道:"你自幼吃剥削饭长大,骨子里渗透着资本主义的罪恶,浑身上下都是反骨,出身不重要。"然而郭宝昌并未放弃,开始以各种手段逼迫养母放弃股息,企图通过出卖亲生骨肉来换取减刑。
在郭宝昌反复劝说下,养母起初同意放弃部分遗产。然而,郭榕却以清醒的态度拒绝了郭宝昌的提议,她愤怒地质问:“你是被劳动改造的人,凭什么让我放弃?我不放弃!”这番话彻底揭穿了郭宝昌的虚伪心思。郭榕继续质问:“你不过是因为当资本家感到羞耻,可我就是资本家。你觉得有这样一个资本家的妈不光彩吗?你可以不认。等你将来娶妻生子,你过你的日子和我没关系。若还念及母子情分,你有空回来探望我,不愿来也由你。”听到这番话,郭宝昌再也无法抑制情绪,拎起破旧的书包径直离去,临走前撂下狠话:“我永远不再踏进这个家门!”至此,母子关系彻底破裂。
1969年3月,郭宝昌前往张家口4619部队干校继续接受监督改造,每日需弯腰屈膝劳作,被批斗达八小时之久。与外界彻底断绝联系的日子里,一位少年时代的旧友曾前来探望,告知养母因思念他而哭瞎了双眼。郭宝昌情绪失控,试图请假返家探望。然而就在此时,一封特殊的信件引起了他的注意。这封信已在干校滞留一个多月,若无人签收即将被退回。信封上署名“李保常收”,这个陌生的名字令他困惑,但信件背面的提示“若无人签收寄回莲花巷”却让他心头一震。
当郭宝昌瞥见信封上的地址时,内心骤然一紧——那正是他三姨的住址。彼时的他已然确信,这封突如其来的信件收件人非自己莫属。颤抖着双手拆开信封后,他愕然发现这竟是亲生哥哥寄来的寻亲信。信中字句凝重:"终于寻得你的地址,若确为亲弟,速回一信。"
《大宅门》剧照中,李天意得知生母下落的情节令郭宝昌泪洒当场。彼时的他正经历人生困顿,这封信犹如一剂强心针,令他重燃希望。他立即提笔写下回信,字句真挚地写道:"您要找的人就是我,若得闲,可来一趟。"一个月后,郭宝昌的大哥如约现身张家口干校,兄长的到来让郭宝昌倍感亲切。在大哥的讲述中,他第一次得知家族渊源,得知自己还有一个被生母早年卖入妓院的姐姐。郭宝昌心系生母,以探亲为由重返北京。昔日的豪门宅邸已化作大杂院,经过多方打听,他最终寻到养母。见状时,养母正栖身于七平方米的狭小居所,床上摆放的小炕桌铺着红纸,整齐排列着四干四鲜的八个小果盘,这是养母能给予的最隆重接待。两人相拥而泣,养母将额头抵在郭宝昌肩头哽咽:"别哭,别哭,我的眼睛实在承受不住……"
郭宝昌站在老宅门前,左侧的门房曾是郑老屁的居所。他在家中逗留两天,与养母相依为命,母子俩默契地避谈过往与未来,只以诙谐的言语取悦母亲。然而这份看似温馨的平静被郭宝昌的一次举动打破——他单方面告知养母欲返回故乡探望亲生母亲。养母表面应允,实则心生芥蒂,郭宝昌此举实为窥探亲生母亲的样貌,而非真正渴望相认。他未向养母解释真实目的,误以为母亲能理解自己的心思,却未曾料到养母的失望。
待他回到乡下停留五日后,生母与郭宝昌对峙,泪眼婆娑地倾诉过往。而郭寶昌面无表情地回应,坚称无法与生母共处一室。这场短暂的重逢最终以决裂收场,成为他们母子间唯一一次相见。重返京城后,郭宝昌在庭院刷牙时,听见养母在屋内喃喃自语:"狼!养了一只狼!一只永远无法驯服的狼!"
郭宝昌与养母之间因探望生母一事产生无法弥合的裂痕,他始终懊悔未能向养母坦白与生母之间并无深厚感情。养母对此始终抱持着无法释怀的怨恨,直至离世未曾原谅他的选择。1970年起,郭宝昌开始构思《大宅门》的第三稿,为躲避审查,常在深夜用手电筒照明,在被窝中秘密撰写。彼时他仍戴着“反革命”帽子,创作此类题材更被视作新的政治犯行。历经一年多的隐秘创作,他积累了厚重的笔记手稿。然而随着新的政治运动再度爆发,这些创作资料便会被视为新的罪证,最终在被揪斗之际,他被迫将笔记本趁人不备投入火膛焚毁。
1973年,随着4619部队干校的正式解散,郭宝昌与同校女友步入婚姻殿堂。同年,他被调派至广西南宁的新闻纪录片制片厂工作,尽管他勤奋工作,却仍局限于纪录片创作。面对无法实现导演梦想的现实,郭宝昌转而投入第四部《大宅门》的创作。为避免被发现,他将每一章节悄悄传阅给几位好友。1978年母亲病危的消息传来,他当即筹措路费踏上北归之路,却在返京途中得知母亲离世,未能见她最后一面。令他始料未及的是,守候在养母床前送终的,竟是自己的三姨。
三姨将养母临终前唯一留下的话语告诉郭宝昌——"无牵挂!"这三个字承载着养母对他深沉的牵挂与决绝的爱,也揭示了她至死未能释怀的复杂心境。郭宝昌明白,这番遗言既是养母留给他的最后嘱托,也暗示着她始终无法原谅自己对他的情感纠葛。
郭宝昌深感悔恨,不仅为自己曾伤害母亲感到痛心,更懊悔未能及时向她阐明真相。在经历长达20年的沉浮后,直至1979年7月获得平反,他才得以重返北京电影学院并拿到毕业证书。这一时期恰好与他1959年入学的时间形成鲜明对比。平反后的郭宝昌迎来职业转机,获得拍摄电影的资格。1980年,他正式开启导演生涯,执导了首部电影作品《神女峰的迷雾》。该片融合了惊险悬疑、探案推理、自然风光与爱情故事等多重元素,影片在叙事结构、视觉呈现及题材融合等方面均展现出了大胆的创新精神。郭宝昌特意将电影首映选在母校北京电影学院,现场观影的年轻学子中包括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等第五代导演。这些以"刺头"著称的同行起初存有质疑,但随着观影进程,逐渐被影片的创作诚意所打动。电影结束时,全场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神女峰的迷雾》作为八十年代极具代表性的刑侦片,不仅斩获高票房,更成为时代经典。而就在同一年,郭宝昌与首任妻子正式离婚。
彼时,《大宅门》的创作已积累了十余万字。郭宝昌选择净身出户,将所有财产尽数舍弃,唯独带着《大宅门》的手稿。然而前妻却冷冷告知,手稿已被付之一炬。从十六岁到四十岁,整整二十四年时光,他历经四次创作却未能留存任何文字,这种彻底的失去令他陷入极度悲痛,以至于长达十多年不愿再涉足相关创作。改革开放后,郭宝昌开始积极扶持第五代导演。1982年,北京电影学院78级学生毕业,成为文革后北影首批大学生。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夏钢、李少红、顾长卫、霍建起等新生代导演均出自该届。彼时仍实行国家统配工作制度,田壮壮因家世显赫被分配至北京电影制片厂,陈凯歌则进入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而张艺谋、何群、张军钊等人共同被调往广西电影制片厂。此时的郭宝昌已担任广西电影制片厂主任,与这些年轻导演建立起亦师亦长的深厚情谊,张艺谋等人亦尊称其为"宝爷"。
在1983年5月,广西电影制片厂为打造高质量影片,正式设立"青年摄制组",推出首部作品《一个和八个》。该片由张军钊担任导演,张艺谋与肖风负责摄影工作,何群出任美术设计,而郭宝昌则在幕后担任艺术指导。相较当时已颇具规模的长影、上影、北影和八一电影制片厂,广西电影制片厂作为地处偏远地区的制片单位,在此背景下开启了其重要发展篇章。
在电影学院毕业前夕,老师曾叮嘱学生切勿妄自尊大,告诫他们若想在电影行业立足,须历经十余载磨炼方能独立执导。然而这批学子仅用不足一年的时间便突破常规,自导自演完成首部作品,这在中国电影界堪称前所未有的突破。他们满怀激情地剃度留发向厂长表达决心,誓要创作出精湛的影片。《一个和八个》剧照中,这群初出茅庐的创作者以初生牛犊之姿勇敢追梦,却在影片完成后遭遇电影厂领导的质疑与批评。关键时刻,郭宝昌力排众议表示:“年轻导演完成一部作品殊为不易,稍作调整即可呈现。" 他的这一表态促使影片最终得以上映。
《一个和八个》被视为中国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之作,该片使摄影师张艺谋声名鹊起。1983年,北京电影制片厂看中了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剧本《黄土地》,计划筹拍。由于导演人选尚未确定,何群力荐了自己的同窗陈凯歌担任执导。
为完成《黄土地》的拍摄,郭宝昌不惜动用各种资源将陈凯歌从北京调来参与。他深刻认可"第五代"导演群体的艺术潜能,这些年轻创作者敢于挑战郭宝昌本人曾犹豫的题材。正因如此,郭宝昌全力支持他们,在创作过程中提供策略建议与资源保障,成为推动影片实现的幕后推手。
1985年,陈凯歌与张艺谋联合执导的电影《黄土地》在香港国际电影节上映,迅速赢得当地及国际影评界的赞誉。该片荣获1985年第五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摄影奖,并摘得瑞士第三十八届洛迦诺国际电影节数字银豹奖、英国第29届伦敦及爱丁堡国际电影节萨特兰杯导演奖。
《黄土地》的问世在中国电影界引发了巨大反响,标志着第五代导演群体正式登上中国影坛的历史舞台。作为张艺谋、陈凯歌等新生代电影人的关键引路人,郭宝昌以敏锐的艺术洞察力发掘并扶持了这些极具潜力的创作者,其知遇到之恩成为电影史上的佳话。张艺谋曾深情表示,若无郭宝昌的引荐与支持,中国电影第五代导演群体或许难以形成。
直到郭宝昌确定拍摄《大宅门》时,才组建起超豪华的龙套团队。从1976年到1995年的20年间,他始终保持着高强度创作状态,不断尝试各类题材,从科幻片到生活剧、历史剧持续输出作品,累计完成八部电影、十五部电视剧创作,并撰写八个电视电影剧本。1995年,55岁的郭宝昌迎来创作巅峰,此时距离他初次尝试创作《大宅门》已过去整整39年,他选择全心投入,排除一切干扰,以专业态度完成这部重要作品。
1995年春节过后,年届五十五岁的他选择隐居于北京一处仅四十多平方米的居所,全身心投入《大宅门》的创作。其作息规律至极:每日清晨七时准时起床,八时整便伏案撰写剧本,直至深夜零时准时就寝。期间婉拒所有社交应酬与私人访客,生活上则以冰箱内储备的各式预熟食品和常备一壶滚水为日常供给。对于单位提供的分房、定级、加薪及政协席位等福利,皆视为无足轻重而毅然放弃。
历时四个月零半月,原计划五十二集的《大宅门》剧本最终调整为四十集。1996年,剧组启动第一版拍摄工作,然而在完成第三集后,因投资方突然撤资导致资金链断裂,拍摄被迫中止。
柳格格首次出演二奶奶角色的剧照拍摄背后,暗藏着《大宅门》剧组长达四年的艰难筹备历程。导演郭宝昌为筹措资金,曾先后与八十多家投资商洽谈合作,但均未成功。期间他尝试与同仁堂建立联系,却因乐家族人始终轻视其出身——认为郭宝昌仅为买来的野种,缺乏正宗血统——而遭遇强烈反对。家族成员不仅拒绝其创作涉及同仁堂的故事,更明确表示不认可使用该品牌名称。迫于压力,郭宝昌最终将原剧本《乐家同仁堂》更名为《大宅门》,并将原本的同仁堂设定调整为百草厅。
进入2000年,央视台制片人俞胜利主动联系郭宝昌,提出以独家投资形式合作拍摄《大宅门》。由于央视拥有制作主导权,原本郭宝昌设想由妻子柳格格饰演二奶奶一角的计划被搁置,最终由斯琴高娃担纲此角色。此时的郭宝昌已年届六旬,他坦言:"《大宅门》是我生命的全部,若此作未完成,我终将带着遗憾离开人世。"柳格格则出演了崔大兰这一角色,而该角色的原型正是当年出卖郭宝昌亲生母亲的人物。
一位知名导演偶然体验跑龙套的经历,恰逢第五代导演群体齐聚北京。在得知郭宝昌即将启动电视剧《大宅门》的筹备工作时,田壮壮随即提议:"宝爷对咱们这么照顾,不如每人客串个角色在剧中出镜,为他的新作添点助力。"这一建议立刻获得了在场所有导演的热烈响应。
最终协商一致决定,拍摄期间由三位导演轮流负责,每人承担一天的任务,需提前三天进行沟通协调。张艺谋特别强调:"我们说的'一天'是指全天候,24小时内完全由宝爷您支配。"面对导演的安排,张艺谋、姜文、陈凯歌均表示:"在您的统筹下,我们完全服从,您说怎么剪就怎么剪!"
张艺谋在拍摄申奥宣传片后,曾临时加入《大宅门》剧组客串出演大太监李莲英。拍摄间隙,郭宝昌邀请他共进大闸蟹宴。席间张艺谋坦言表演状态不佳,因对手演员过于生疏导致自己紧张难入戏,随口说出"你要演,我就再来一天"。结果他再次返场拍摄,郭宝昌则改饰西安名医沈树仁。
2000年寒冬,北京怀柔影视基地因《大宅门》拍摄掀起热潮。姜文、田壮壮、陈凯歌等多位导演及张会军(时任北京电影学院院长)均现身现场。如此豪华的导演阵容令基地空前热闹,引发周边剧组停工围观。现场执行导演由田壮壮担任,执行摄影为候咏,何群负责美术指导,而张会军则担任现场剧务工作。
在拍摄《当铺》期间,何群饰演皮头一角时,姜文半开玩笑地吐槽导演安排的角色“官儿太小”。此时靠在椅背上的郭宝昌立即接话:“好啊!有没有官大的、台词也多的?让姜文来试试。”最终,姜文接演了贪得无厌的府台大人角色。
尽管仅以客串身份登场,姜文依然展现出极高的专业态度。在化妆间与陈宝国反复打磨台词超过两小时,这场持续五分半钟的戏份最终实现一气呵成的拍摄效果,零失误的完成令现场爆发出热烈掌声。他精准演绎了角色贪婪吝啬的特质,尤其是那句"我家还有谁来着?"的台词处理堪称教科书级别。值得一提是,姜文早在拍摄前就研读过《大宅门》剧本,并主动申请饰演白景琦一角。虽然未能获得主角位置,但这段戏无疑展现了令人惊喜的表演水准。而陈凯歌的戏份则是由郭宝昌在拍摄现场即兴编写的。
田壮壮原本滴酒不沾,为了真实呈现醉酒日本军官田木的角色,他选择猛饮一整瓶二锅头。拍摄完这场戏后,因酒精作用过度而陷入昏迷,未能及时苏醒。
田壮壮在剧中饰演一名日本军官角色,这一选择却与他个人的家族记忆产生了深刻关联。因将《大宅门》改编为影视作品,他坦言这是对养母郭宝昌的背离。郭宝昌对此始终抱有复杂情感,他曾表示自己内心充满愧疚。值得一提的是,《大宅门》电影开场有一个意味深长的镜头:一位人物跪在宅门之前,这个角色正是郭宝昌本人,他通过这个画面向养母表达自我忏悔。
《大宅门》以一个百年世家的兴衰历程为线索,折射出中华民族近现代史上跌宕起伏的变迁轨迹。剧中塑造了二奶奶的精明强干、七爷白景琦的英雄气概与江湖匪性、杨九红的率真跋扈、白玉婷的戏剧人生等丰富的人物形象,涵盖商人、医生、王爷、贝勒、格格、太监、姨太太等多阶层社会角色。这些人物如同浮雕般立体生动,展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该剧历经38年创作周期,经历四度被毁、两次重拍,最终于2001年4月15日首播,以17.74%的收视率摘得当年收视桂冠。
这部作品陪伴几代观众走过二十载时光,2020年郭宝昌荣获第29届华鼎奖终身成就奖。向郭宝昌导演致以崇高的敬意,致敬这部传世经典《大宅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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