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2024，中国互联网激荡三十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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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关系的核心在于情感的共融，而非占有与控制。在于彼此深情的投入，而非形式上的亲密行为。

互联网本质仍属“网”，其每一个接入端口都连接着真实的用户。而文化并非虚无的概念，而是具体存在的载体，例如视频、文字、思想与情感的集合体。一个时代的网络文化生态，往往折射出社会的真实图景。——关于首个将互联网融入日常生活的家庭，目前尚无确切记载。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一家庭绝非普通百姓之家。根据现有史料，1994年4月20日凌晨，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机房内，中美双方通过电子邮件实现首次互联互通，标志着中国正式开启全功能接入互联网的新纪元。这一年也被广泛认定为我国内地互联网发展的“网络元年”。

与众多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技术革新相似，互联网最初诞生于军事科研领域，这一属性使其天然具备区域间信息传输的特性，也使得网络覆盖范围的拓展程度最终取决于建设者的主观意愿。1994年，我国部分科研机构率先实现了与国际互联网的连接，标志着这一技术开始在国内落地生根。

与此同时，个人用户接入互联网的数量持续攀升。这一时期，互联网所呈现的"社交"属性愈加凸显。同年11月13日，《北京日报》发布《中国国际互联网用户达二万家》报道，明确指出："中国互联网用户规模持续扩大，目前已开通约十七条跨国数据传输线路，并拥有超过两万用户。其中，北京地区的国际出口线路总数达160条，专线数量接近40条。"

这篇短讯中的核心信息包括“国际出口线路”“20000多入网用户”“160条中继线”“近40条专线”等关键词。三十年前的报刊已揭示，当时国际互联网已具备大众共享的潜力，北京地区便有两万余用户接入网络。然而，"拨号上网"这一概念对如今的00后而言已成历史名词，个人电脑与电话线等设备仍属于中产阶级的专属配置。值得注意的是，北京两万余网络用户的阶层属性显然具有显著的经济特征。但在交流方式上仍显初级——1997年10月15日，《北京日报》刊文《电子函件悄然"热"了起来》，指出北京EMAIL用户已突破十万大关。这标志着网络共享权利正从高精尖学术领域向日常生活逐步延伸，早期网民开始通过网络检索各类信息，并尝试与海外建立联系。

“网虫”这一曾被广泛使用的称谓，源于1997年前后早期网民群体的自我戏称。而当“信息高速公路”概念在2000年前后兴起时，中国互联网已迈入规模化发展阶段。此阶段网络基础设施从一线城市向四线城市快速扩展，与同期城市化进程形成共振效应。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镇，他们既是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者，也是新兴消费市场的参与者，更成为互联网时代的重要新群体。随着生活半径从广袤农村向城市空间转移，城镇居民群体迅速扩大，催生出强烈的网络消费需求，使得网吧逐渐演变为当时网民获取信息的主要载体。

以2000年安徽省金寨县为例，该县官方统计人口约为45万，县城总面积不足50平方公里，主干道仅有一条笔直的街道，从起点至终点步行即可完成全城游览。然而，该地区当年的网吧数量却突破500家，其中最大单体可容纳100人，最小的仅能容纳10人。这一现象仅体现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边缘地带状况，更遑论其他发达区域。正因如此，2000年前后的中国互联网浪潮方才初露端倪，标志着中国互联网的“古典时代”到来，亦为本文正文的展开奠定基础。

1994年至2000年的互联网发展初期，主要受众为具备稳定网络环境的城镇居民，当时全国仅5%的人口拥有长期上网条件。这个新兴娱乐形式的萌芽阶段，正如后来诸多领域的发展起点般充满活力。如今年轻一代的网民或许难以想象，在千禧年前后，只需掌握基础外语和网址信息，即可在公共场所的电脑上访问全球网站，无论其地理归属。这种跨越国界的互联网信息冲击，对于初尝科技滋味的用户而言，其震撼程度不亚于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沿海居民初见新事物时的惊叹："原来……竟然……啊！"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人们渴望通过数字媒介了解更广阔的世界。在多数国人难以实现出国旅行的现实背景下，网络活动呈现出两大核心诉求：其一，获取全球各地的信息与知识；其二，建立社交联结，拓展人际关系。其中，社交需求尤为突出。理论上，长期居住在本地的普通人首次通过互联网，能够突破地理限制，与国内外任何网民实现即时互动。腾讯QQ的推出，使这种人际连接突破了传统电子邮件的局限，展现出更具互动性的特点。由此催生的"网恋"现象，正是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新型社交模式，至今仍被视为中国社会演进历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篇章。

互联网为“初代宅”群体开启了全新的情感交流模式，回顾千禧年前后的网络新闻，频繁出现异地情侣通过线上平台建立联系的报道。这些看似普通的爱情故事，实则折射出中国婚恋观念的重要变革——相较于当时仅限于特定群体（如军人、国有单位职工）的异地恋现象，普通民众借助网络实现异地恋爱并最终缔结婚姻的方式，成为推动通信软件发展的关键因素。然而，随着社会价值观的演变，这种原本充满期待的互动方式在随后的二十年里逐渐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不过，因篇幅所限，此处暂不深入探讨。如今，那些成功步入婚姻的“网虫”大多已年过半百，他们亲历了中国互联网发展的萌芽期，那时的网络世界简单纯粹：只需在聊天窗口中找到一个愿意交流的伴侣，通过频繁的线上对话发现共同兴趣，无论身处何地，都会约定“何时上网，我们聊聊”，随后或在家或在网吧，天南海北的两人在数字世界两端开启漫长的情感对话。

我认为，早期网络环境的单纯性、文娱形式的简朴，以及具有争议性的“少数优化论”是导致网络氛围差异的重要因素。这一现象在多个领域的发展历程中屡见不鲜，尤其在网络平台初期，当特定小众群体率先尝试某种交流方式时，受限于用户基数的狭窄性，言论表达和情绪传递往往呈现出集中的特征。这种变化在中外互联网发展轨迹中均有印证，2000年前后网民群体普遍展现出分享与交流的开放心态，其根本原因在于能够稳定接入网络的用户群体，通常具备相对优越的物质条件。

在21世纪初，中国广大的偏远及农村地区仍存在大量文盲群体，这些人群因受制于教育条件，直至视频时代来临方能接触互联网。千禧年时期，中国内地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尽管增速未如2008年后般显著，但整体迈进小康社会已成为时代趋势。在民生改善的背景下，“话语权下沉”现象自千禧年后开始显现，这一过程同样标志着网络内容与社会发展阶段的深刻变革。首次“话语权下沉”可追溯至2000年初，以新浪、网易、搜狐及163等门户网站在美国上市为关键转折点，中国传媒的话语权由此从传统媒介（电视、广播、报刊杂志）向互联网平台转移。

这一转变具有积极意义，也为社会进步提供了助力。中国内地媒体的表达形式与内容结构正逐渐呈现多元化趋势，公众开始在门户网站上接触到更多元的视角与深度分析。信息获取渠道随之发生明显变化，传统的报刊杂志与电视广播逐渐被网络平台所取代。这种媒介形态的革新值得被记录，其历史价值在于不仅满足了用户情感层面的交流需求，更成为获取国内外信息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内地原创的文化产品与思想成果。

2002年，某网BBS平台上，一群高校学子制作了一部以"中国人眼中的中国"为主题的短视频。该作品通过剪辑展现中国各地千姿百态的社会图景，既包含美好景象，也呈现现实问题，采用英文女声作为旁白，伴随画面推进吟诵着"这是中国……这也是中国……这是我们的中国"的诗句。这部短片在当时引发广泛共鸣，不仅让国内外网民直观感受到中国年轻一代对国家与社会的认知，更折射出那个时代大学生对国家建设的憧憬与期待。回望今日，这一时期的社会观察具有独特的时代印记。

同年，某网军事论坛上也出现了具有代表性的自制视频，真实记录了农民工讨薪困境的悲剧性事件。该视频以震撼的画面和叙事引发社会热议，推动网络舆论从文化艺术交流转向关注民生现实议题。值得注意的是，2002年正值中国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关键阶段，自该年始，中国内地网民数量以年均2倍的增速迅猛增长。随着网民基数的扩大，电子商务开始萌芽发展。“先做服务，后做商务”的经营理念逐渐成为头部门户网站的运营共识。而"315网络大投诉"这一概念历经1999年的酝酿，到2002年已初具雏形，标志着中国网络消费维权意识的觉醒。这一时期，互联网逐渐从技术探索转向社会功能发挥，成为观察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窗口。

在引发全网热议的现象背后，是普通民众对影视艺术的多元解读。尽管这些解读中难免存在争议甚至冒犯，但不可否认的是，网络舆论已逐渐具备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这种力量持续至今，深刻影响着当代文化生态。互联网发展的黄金时期呈现出四大特征：其一，打破平台壁垒，实现资源共享；其二，个人表达空间相对开放，仅在触及核心价值观时受到约束；其三，舆论场呈现多元化观点碰撞，整体保持相对理性；其四，以解构传统认知中的偏狭观念为主要内容。这种文化现象在《狼图腾》身上尤为明显——当"网红狼"遭遇集体嘲讽时，这部作品的退潮恰与当年逆向民族主义的兴盛形成对照。而今，随着互联网在中国发展已逾十载，人们在接触全球文化的过程中，开始重新审视国家发展路径：诸多关于文明差异的疑问尚待时间沉淀，但那些曾以开放姿态拥抱世界的群体，在回望时难免产生挥之不去的复杂情绪。

在当下视角回望，部分观点或许显得固执，但彼时2005至2011年间的社会语境中，人们更倾向于对负面新闻采取全面排斥的态度。这种社会氛围催生了"公知"群体。尽管该词自2015年后逐渐演变为贬义标签，但笔者认为不能简单以偏概全。因为当时敢于直面社会病态现象与落后习俗、坚持理性发声的群体，正是通过这种批判性表达推动了公共讨论。以天涯社区、凯迪社区、铁血社区、强国论坛为代表的网络平台，凭借对社会现象的敏锐捕捉与犀利剖析，使得"网络民主"的概念初现端倪。这些平台孕育了诸多网络意见领袖（其中不少人至今身份成谜），他们对时事焦点与社会未来提出独特的思考框架。值得注意的是，本世纪初东西方在发展进程中相互观察时，对"公知"这一概念的理解始终存在认知偏差。如李宇春在2005年登上《时代》封面引发的轰动效应，让欧美媒体震惊之余也未能真正理解中国社会在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表达方式。"非主流"、"火星文"等处于彼时互联网生态中的文化现象，至今仍被视作时代注脚，成为后人调侃的对象。

截至2012年6月底，我国手机网民规模突破3.88亿，首次超越台式（笔记本）电脑，成为国内网民主要上网终端。智能手机的广泛普及，使得社会中下层群体得以实现随时随地的网络内容创作与表达。这一变革标志着互联网的黄金时代逐渐落幕，开启了自2013年起持续至今的第三次"话语权下沉"现象。

在经历多轮资本热投浪潮后，曾经承载一代网民集体记忆的BBS与BLOG等平台，因难以适配新时代的消费特性而逐渐淡出资本市场视野。值得关注的是，资本对用户规模的追逐背后，实则暗含对用户行为模式的深度塑造——当平台无法有效整合网络金融产品时，便被标记为发展受限。而互联网黄金时代盛行的分享文化，在市场经济逻辑下正遭遇结构性挑战，各类文化产品需要经历主动的分类重组。资本又如何迫使自由主义者的文创产品臣服于商业逻辑？流量变现的难题在于，如何将用户短暂的愉悦体验转化为可持续的消费数据？显然，各类移动应用凭借其强交互性与即时反馈机制，更易满足资本对消费属性的诉求。在这些APP生态中，无论用户身份或阶层差异，其核心目标始终在于激发群体消费行为。因此，若观察2012年后互联网生态变迁，会发现APP已成智能手机的标配应用，而基于用户画像的定向内容投放亦成为资本运作的常态策略。这场由资本主导的转型中，多数网民在无形中卷入消费主义狂欢，从性别议题、爽感文学到医美趋势、美食探店，乃至意识形态讨论，都在履行着为商业场景服务的职能。真正具有社会价值的记录性内容与深度创作，则被迫陷入两难境地：要么妥协于流量逻辑，要么陷入小众圈子。然而，内容生产与传播始终存在本质差异。尤其当大量源于互联网黄金时代乃至更早阶段的素人创作逐渐消失时，年轻一代网民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记忆断代"——95后与00后群体对早期网络文化事件的认知链条出现断裂，网络文化的传承性正在被资本逻辑所重塑。

曾于2011年前后引发广泛共鸣的经典网络文章《沙县小吃开遍全国的震惊真相》如今已难以完整检索。随着原发平台与传播渠道的逐渐关闭，以及当时被视为调侃之作的内容在当下语境中显得不够得体，该文本的完整版本逐渐消失。与此同时，部分用户敏锐捕捉到商机，通过淘宝、闲鱼等平台进行批量交易，将这类文本转化为个人专属收藏，导致原本具有公共价值的时代变迁记录被限制在狭窄的私人空间。对于博客用户而言，随着门户网站悄然停止内容维护，其积累的十余年生活记录、时事评论与文化分享逐渐消失于公众视野。这种现象使得内地互联网的偏执倾向显著上升。值得注意的是，在2015年之后，随着微博等社交平台账号的集中消失，用户注意力逐渐转向娱乐消费与网络亚文化领域。尽管当前社交软件仍保留基础交友功能，但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与人口向核心城市聚集，用户更倾向于在平台中构建经过精心设计的虚拟形象，而非展现真实自我。

随着网络舆论生态的演变，越来越多用户将朋友圈设置为“三天可见”，以过滤外界干扰。相较之下，微博平台逐渐褪去了昔日名人互撕的喧嚣，用户更倾向于在虚拟空间中呈现经过修饰的私生活片段与商业动态。这种表面上的秩序构建，实则形成了一个封闭的信息茧房——彼此之间缺乏深度认知，进而导致互联网难以孕育跨越时代的文化作品，如影视及其他艺术形式的创新。

这一现象直接引发了第四次、也是最为显著的“话语权下沉”浪潮，标志性事件是2019年某手品牌成为春晚独家赞助商。这种分化趋势使得公众表达逐渐陷入两个极端：或是封闭自说自话的圈子，或是刻意营造低俗化的内容。自此，内地互联网正式步入“二极管时代”，大量用户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简化甚至低质的信息传播方式。尤其在年轻群体中，借助网络流行语、标签、图像和短视频等载体进行社交已成常态。例如提及法国时，常出现“投降”相关梗；涉及美国则多与“石油”挂钩；谈到日本则常见“核废水”话题。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国内网友之间，国际社群同样存在对中国的调侃文化。外国网友往往以“ 100社会信用”作为回应，这类梗虽与前述刻板印象存在差异，但本质上都属于网络文化中的一种戏谑表达。尽管部分梗可能源于事实或存在虚构成分，其真实性已无关紧要，关键在于具有传播趣味性。对于占用户群体多数的普通网民来说，“梗”已成为构建社交关系的重要工具，正如2009年曾引发争议的“网络十大神兽”现象，如“草泥马”“尾生鲸”等虚拟形象，这些被指为低俗文化的产物虽遭批评，却因广泛的参与度而持续流行。

近年来走红的“YYDS”“AWSL”等网络用语，其非正式性是否已构成语言交流的某种隐喻？以“CITY不CICY啊？”这样的流行语为例，恰恰揭示了潮流对固有规则的冲击，使得原本严谨的语言表达被娱乐化解构。在“二极管时代”，标签化倾向使得部分群体陷入认知极化，以偏概全的思维模式不断加剧。因此，对于一部影视作品而言，两年前与两年后形成的舆论意见往往呈现断层式的差异，如同存在于平行时空中的对话。这种时间维度下的认知断层，亦在公众人物的社会形象塑造中显影。

张桂梅老师的网络舆论变化具有典型意义。若在知乎平台检索2021年至2024年间内地网民对其的评价，会发现同一问题下，短短三年时间，公众对其的认知已出现显著对立。类似现象亦可见于六小龄童老师，其在联合国官方微博等平台获得关注后，随即面临人设全面重塑的舆论浪潮。透过此类人物评价的剧烈波动，不难发现当前网络环境中客观理性观点的稀缺性，公众更倾向于在缺乏事实依据的前提下进行主观判断，频繁使用标签化语言引发无休止的争论。若要解析这一趋势，或许将目光从虚拟空间转向现实社会更为直观：诸如生活节奏加快、阶层流动壁垒、婚恋观念变迁及传统家庭结构瓦解等现实问题，正成为网络情绪宣泄的导火索。当文化深度下沉至娱乐化层面时，其原本承载的价值内涵逐渐消解，网络攻击与情绪化表达开始主导公共讨论的主旋律。这种现象已构成客观存在的社会图景。

当前互联网流量的驱动机制促使众多平台逐步转向低质量内容的规模化生产，这一趋势预计将持续较长时间。与此同时，信息分享的开放精神正在被商业利益侵蚀，各类付费内容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广告商通过精准投放渗透至内容创作者群体，这一现象被用户戏称为“恰饭”。国际范围内同样存在迎合大众浅层需求的倾向，欧美日韩等地的博主普遍在个人主页标注广告植入时间及合作方式，其创作内容亦以核心受众的偏好为基准。值得注意的是，用户群体的构成直接决定了平台产品的形态——以某款APP为例，其内容生产逻辑受10000名用户中主流阶层的消费习惯主导，信息传播呈现出“从众”与“保持独立性”的双重矛盾。然而，相较于二十多年前的网络用户，当代中外网民普遍更倾向于在短时间内获取强烈的视觉刺激或情感满足，这种“娱乐至死”的消费模式正在重塑社会事件和文化作品的传播路径。所有具有社会价值的内容，都不得不根据用户即时反馈调整表达方式，以适应大众对于即时快感的需求。

自2015年以来，内地互联网虽已失去昔日的热闹面孔，却仍在全球网络发展趋势的浪潮中不断涌现新的热点产品。然而，能够延续网络互助精神的平台已为数不多，唯有贴吧仍在坚守。当人们疑惑“为何仍有网民选择贴吧”时，答案便藏在“贴吧里真的有王祖贤”这句话中。作为“古代”互联网的文化遗存，贴吧凭借其独特的社群生态，成为少数仍能激发网民自发性互动的平台。在这里，无论是生活咨询还是兴趣讨论，总能获得相应的回应。许多贴吧管理员延续着BBS时代的“斑竹”传统，既负责社群维护，也主动分享专业内容，使人仿佛穿越回互联网萌芽之初。

尽管客观而言，以天涯社区、猫扑论坛及西祠胡同为代表的早期BBS平台逐渐淡出视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但网络记忆与精神内核仍需被珍视。正如Yahoo与Google等国际互联网巨头的兴衰所揭示的，技术迭代无法抹去人类对信息自由的追求。谈及《内地互联网三十年》这一命题，其内涵远超出简单的技术演进范畴——既映射了现实社会的热点议题、娱乐动态与流行文化，也承载着不同时代网民群体的思想特征与精神图谱。值得关注的是，截至2023年底，中国内地网民规模已达10.92亿，互联网普及率突破77.5%。这一代网民所经历的互联网发展初期，呈现出以即时满足为导向的文化消费模式，其特征可概括为短暂愉悦与持久淡漠的双重性。

以短视频为例，平台往往通过夸张吸睛的手段在短时间内获取流量，这成为内容创作者不得不遵循的生存法则。

我无意评判这一现象的优劣，但值得思考的是：当观众停留七秒后，这些内容是否仍能引发共鸣？抑或已被遗忘？

2023年，某平台推出一则短视频：日本AV男优东尼大木以周杰伦形象在东南某地举办名为“木已成周”的商演活动……

回溯周杰伦经典MV《我的地盘》，画面中仍可见动感地带的广告植入及“复古”滑盖手机的视觉元素。

或许时尚与流行本质在历史长河中始终以不同形态延续，但对仍怀旧时代记忆的群体而言，过度沉迷娱乐的倾向并非明智之选。当前网络平台上频繁出现的低质微短剧，以及影视作品日益严重的同质化现象，正是这种趋势的明证。这是一个鼓励个性表达的时代，却也充斥着对真实本质的刻意掩饰。

如今看来，个人社交平台上真实情感的流露已变得稀少，而我几乎不再掌握他人所有社交账号的权限。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我对他人。这个时代，人们以审慎、刻意和紧张的态度维持着“松弛感”。因此，是否允许这些行为的存在，已成为这个时代难以言明的议题。就像我在描述这个时代时不得不省略部分背景一样：“互联网”并非虚无的概念，而是由无数真实用户构成的网络，每个端口都关联着具体的个体；“文化”也绝非抽象的符号，而是由视频、文字、思想与情感等具象元素构成的集合。一个时代的网络文化，实质上映射出社会的真实面貌。

如果时光倒流至1994年，首批接入数字世界的个体用户必然拥有独特的身份。当他们首次与全球信息网络相遇时，内心洋溢着探索的激情与无限可能，最初的行为也并非沉溺于现实世界的冲突与欲望在网络空间的投射，而是以敬畏与憧憬的心态，全情投入地探索这个崭新的数字宇宙。正如我们持续追寻文化表达与行业变革的路径，试图以多元视角构建对世界的全面认知。

我们应当接纳多元的价值观与迥异的声音，让不同立场的个体在平台上共存互鉴。但需清醒认知，我们仅是数字世界中微不足道的组成部分。不愿将这种状态定义为"互联网原教旨主义"，因为这本该是互联网精神的本质——开放包容。真正的互联网文化应建立在知识共享与思想共鸣的基础之上，而非信息垄断与情绪宣泄。谨记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的警示，作为本文对浮躁时代的注脚："娱乐至死的可怕之处不在于娱乐本身，而在于人们日渐失去对社会事务进行严肃思考和理智判断的能力，在于被轻佻的文化环境养成了既无知且无畏的理性文盲而不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