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死后轰动上海滩，5名影迷跟着自杀，30万人送葬，12位大佬抬棺 -

出身卑微，仅为一名佣人之女的她，凭借卓越才华在二十载光阴中登上了中国"电影皇后"的巅峰宝座。作为中国首批娱乐明星，在电影尚未诞生声音与色彩的年代，她以二十九部影片开创了时代先河，为银幕塑造了诸多令人难忘的女性角色。表面风光无限的明星光环下，暗藏的却是被权贵当作交易筹码的屈辱过往。更令人唏嘘的是，她最终成为首位因舆论重压而选择结束生命的影坛先驱，年仅二十五岁，生命如同昙花一现的璀璨，在三片安眠药的代价中戛然而止。其离世消息引发巨大震动，上海随即有五位影迷不堪承受打击选择追随而去，其他地区亦有众多粉丝以类似方式告别人世。

1935年，当阮玲玉的葬礼举行时，上海市民自发走上街头，以三十余万之众默默送别。12位影坛巨匠亲自抬棺，送葬队伍绵延超过三公里，这一盛况被美国驻沪记者誉为“近代国际上最伟大的葬礼”。她离世后，与陆小曼、林徽因、周璇共同被后人尊称为“民国四大美女”。鲁迅更以一篇题为《论人言可畏》的文章，表达了对这位演员的深切缅怀。而在2005年，她逝世70周年之际，仍被评选为中国百年电影史上最出色的100位电影演员之一，其艺术成就与人生悲剧交织的传奇色彩令人扼腕。

阮玲玉出生于1910年的上海，出身贫寒，父亲仅为一名体力劳动者。命运却总与苦难相伴，在她年仅六岁时，父亲便因病去世。母亲既无谋生技能，又因家庭变故陷入困境，不得已借助亲友关系进入上海张姓大户人家担任佣人。从六岁起，阮玲玉便开始协助母亲承担家务劳动，尽管母亲文化水平有限，却始终未放弃对女儿未来发展的关注。

在张府生活两年后，母亲省吃俭用攒下积蓄，为她筹措了前往附近私塾的学费。翌年，张老爷得知此事后，主动将她转入崇德女校，并为其争取到半价学费的优惠。尽管仅接受三年正规教育，这段经历已然成为阮玲玉人生的重要转折。待她年满十四岁时，女校系统的培养已使她展现出出众的气质风范，为其日后踏入演艺圈奠定了坚实基础。

联华公司为其撰写的小传中这样描写14岁的阮玲玉："婷婷玉立，清丽脱俗，光彩照人，素衣简装却风韵自显"。而张家四兄弟中，老四张达民游手好闲，尽管年长阮玲玉六岁，却并未因她的家世而轻视，反而主动倾慕。年仅十五的她尚不知晓世俗纷争，只因张达民给予疼爱，便与之同居。

张达民与阮玲玉的私情终究被张家人知晓，得知自家少爷竟与佣人之女私通并育有子女，张老爷气得怒火中烧。然而性格叛逆的张达民依旧我行我素，执意与阮玲玉共度余生。面对此等变故，老张勃然大怒，不仅断绝了与张达民的父子关系，更直接切断了其生活费来源。彼时的阮玲玉尚未察觉事态的严重性，只因这富家少爷为她甘愿断绝亲情，心中愈发爱恋对方。

然而数月后，张达民的劣迹逐渐显露。他不仅沉迷赌博，更缺乏谋生能力，频繁依赖家中兄嫂维生，却对陷入困境的阮玲玉漠不关心。为谋生计，阮玲玉求助于张达民的大哥，后者在电影界有一定地位，期望能为她指点方向。凭借大哥的引荐，阮玲玉成功获得《挂名夫妻》的主演机会，然而所得收入很快成为张达民勒索的工具，稍有不满便施以暴力。

她忍耐了整整十八载，最终在忍耐的极限中选择了吞药，幸而被及时发现方才转危为安。尽管一度选择隐忍，但长期压抑终使其难以承受，正所谓"树挪死，人挪活"，她毅然决然地跳槽，这一决定不仅让她声名鹊起，更开启了人生的第二阶段。随着《故都春梦》的问世，她一举成为默片时代的璀璨女王，而与张达民的渐行渐远，也成为了这段传奇经历中不可忽视的篇章。

然而命运坎坷，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后，为躲避战乱，她只身前往香港。在此地，她结识了年长的富商唐季珊，这位成熟稳重的男子不仅周到体贴，更不惜购置三层小楼作为她们母女的居所。殊不知，这又是她步入的另一场困境——唐季珊其实已有妻室。但世俗偏见总让人心存侥幸，更显担当的唐季珊逐渐令阮玲玉心生迷恋。在对方的引诱下，她最终向张达民坦白心迹。

张达民这位纨绔子弟重钱轻情，在发现妻子阮玲玉与他人交往后，第一时间便要求增加生活费。原本每月400元的生活费用，在唐季珊的调解下被削减至100元，为期两年。然而这段关系并未带来解脱，反而使她陷入更深的困境。唐季珊将阮玲玉视为玩物，时常施以暴力，而张达民在屡次索取更多钱财未果后，最终选择对阮玲玉提起告发。

上世纪，唐季珊以阮玲玉涉嫌财务纠纷及与已婚男子发生婚外情为由提起诉讼，迅速引发舆论风暴。街头小报以《背信弃义嫁入豪门只为觊觎财产？三角恋爱纠纷未已？继以通奸罪起诉》等耸人听闻的标题报道此事，使阮玲玉从璀璨明星陷入舆论漩涡。面对质疑，她试图通过登报澄清却遭遇反噬——唐季珊此时已与昔日好友梁赛珍建立新关系，对她的求情充耳不闻。

尽管深陷舆论漩涡，生活与事业依旧前行。她参演的最后一部影片是蔡楚生执导的新作《新女性》，该片改编自中国第一位电影明星因追求"新时代女性"身份却无法承受社会舆论的压力，最终选择自杀的真实事件。阮玲玉敏锐地察觉到自身处境与故事原型的相似性，在与导演的合作过程中，她逐渐对蔡楚生萌生情愫，然而对方已成家立室，这份情感最终只能化作内心的寄托。

令人意外的是，影片上映后引发舆论风波，上海记者工会对电影中刻画的小报记者形象提出批评，要求导演、主演及全体剧组成员公开致歉。与此同时，部分报刊借机重提阮玲玉早年争议事件，面对舆论压力，阮玲玉私下向蔡楚生表达希望共同离开纷争的意愿。

作为一位身负家庭与事业双重责任的公众人物，蔡楚生显然无法因一位演员而放弃所有。面对失去精神寄托的绝望，阮玲玉在遗书中痛陈对张达民与唐季珊的怨愤。1935年3月7日深夜，这位华语影坛先驱因吞服过量安眠药，在人生巅峰时刻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唐季珊在察觉阮玲玉的离世后，立即指示情人梁赛珍伪造遗书，以"人言可畏"作为死因的概括性表述。这一操作不仅试图切断与事件的关联，将舆论焦点引向社会层面的批判，更以"人言可畏"的措辞暗含警示之意，提醒梁赛珍若存有异心将面临相同命运。阮玲玉的悲剧性死亡，实则是旧时代女性生存困境的缩影，更是对社会畸形价值观的尖锐控诉。

这种舆论现象至今仍在持续，互联网的广泛运用使语言暴力呈现出更为恶劣的态势。网络上的恶意言论足以对个体造成巨大心理压力，甚至酿成悲剧性后果。因此，鲁迅先生撰写了《论人言可畏》一文，旨在警示世人：言论虽为表达观点的工具，却可能带来毁灭性影响。希望每位网友在参与公共讨论时，都能够秉持理性客观的原则，以负责任的态度对待他人与事件，避免因情绪化表达而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