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年后《与恶》再作答：要「止恶」，更要接住「正在坠落的人」 -

《与恶2》每集开篇的"没有人该是一座孤岛"这一句，承载着主创团队对人性的深刻思考。他们通过这一意象寄托着对人与人之间温情纽带的期待——当社会出现裂隙时，更值得思考的是每个个体是否愿意伸手托起坠落者？

当《我们与恶的距离2》（以下简称《与恶2》）发展至第三集，马亦森刚完成医院实习，在途中救助了一名即将从台阶跌落的四岁幼童时，他未能预见，这个被他抱起的小弟弟，二十年后会成为超市纵火案的施害者。马亦森未来的妻子与孩子亦将在火灾中不幸罹难。这又是一起令人震惊的无差别杀人事件。回顾《与恶1》，同样发生了一名男子在电影院突然持枪射击的场景，导致九人死亡、二十一人受伤。然而当年该剧在完结十集后，依旧未能揭示这份恶的根源。主创团队坦诚地将这一疑问置于观众面前，编剧吕莳媛曾表示，“我们真的不知道原因”。六年之后，《与恶2》播出，打破了前作线性叙事的框架，以纵火案为切入点，通过多条时间轴立体呈现恶的滋生过程。我们不仅见证了性格孤僻、行事狠戾的二十四岁纵火犯，更看到了他四岁时因患ADHD（多动症）带来的家庭困惑与社会压力。显然，这次主创团队似乎做好了准备，试图更深入地探寻答案。编剧吕莳媛历时四年的田野调查，跨越精神医学、公共安全及司法政治等多个领域，将恶从极端案例的刺痛延伸至更细微的社会层面，使观众能够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共鸣。在剖析个体异变的同时，该剧更直指社会制度的深层漏洞，令人不禁为创作团队的勇气鼓掌。这种锋利的剖析犹如一把手术刀，试图切断恶的循环链条。然而，当伤口形成后，愈合便成为难题，正如马亦森所言，“我以为我们能接住所有人，但其实我们什么都接不住”。这正是《与恶》系列的动人之处：在探讨恶的同时，更着重呈现灾难后的疗伤过程。谈及新一季的创作核心，编剧吕莳媛提出了四个关键词——选择、修复、理解与接住。《与恶2》依旧延续了精神治疗剧的主线，为集体精神创伤提供可能的解决方案。通过多维度的叙事手法，该剧进一步拉近了“恶”与观众的距离。当第一集以少年往电动车泼汽油引发火灾的场景开篇时，熟悉《与恶1》的观众纷纷感叹，这部神剧再度回归。当年正是通过一起震撼人心的无差别杀人事件，深入探讨了加害者、受害者、旁观者、执法者、传播者及殉道者等多方角色所承受的恶。《与恶1》在豆瓣获得近50万观众打出9.4的高分，斩获当年金钟奖六项大奖，被誉为台剧迈入下一个高度的划时代作品，展现了华语剧的深度与可能性。不过在观感上，《与恶2》与前作明显存在差异。首先体现在案件的密集度上。作为独立于前作的新故事，《与恶2》每集均以新闻公共事件展开，首集揭开了纵火案的真相，次集则突出了“法警死亡案”——一名出租车司机因精神疾病被鉴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最终被判无罪。

不同案件展现了多维度的叙事视角。首集以受害者视角展开，精神科医生马亦森因纵火案失去妻儿，意外成为复仇的执念者。他目睹手术室里的急救场景便会罹患PTSD，面对受难病患时双手僵硬无法触碰，内心反复盘旋着对纵火犯的报复念头，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完成复仇。第二集则聚焦加害者视角，一场刺杀事件导致两个家庭共同陷入深渊。尽管肇事司机因精神疾病被免除刑事责任，但其妻儿却承受着更沉重的代价——既无法获得受害者家属的原谅，又长期遭受神秘身份者的恶意侵扰。在叙事结构上，剧集刻意制造时空错位：当两起案件的受害者与加害者处于激烈对立状态时，第三、四集却将时间线拉回二十年前。这场蓬莱铁路的高铁坠毁事故，造成多人伤亡，作为公共环境中的无差别悲剧，它揭示出系统性缺陷所衍生的"恶"，将视角从个人转向更宏大的制度层面。

在令公众不安的集体困境背后，个体的隐秘伤痛逐渐浮出水面：因身份被否定而遭家人排斥的私生女；因丈夫不支持孩子治疗ADHD而陷入迷茫的妈妈；因失业失去职业理想将情绪倾泻于家庭的丈夫；更有为竞选县长不择手段却遭亲人反目的女议员。如果说《与恶1》通过极端案件的媒体放大呈现社会性恶，那么《与恶2》则以更直接的方式触碰现实：失业焦虑、婚姻危机、育儿困惑，乃至直接施加于身体的家暴与性侵。这种贴近生活的叙事方式，让观众与恶的距离感被显著拉近。本质上，暴力并非恶的唯一形态，那些令人窒息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压迫同样构成深层的恶。

根据台湾地区媒体报道，《与恶2》采用三条交织的时间线构建叙事框架，通过六个家庭、十八个主角的复杂关系网，形成非线性且多维度的故事迷宫。这种时空交错的叙事策略，旨在通过回溯与对照揭示事件的因果关联，从而抵达对"恶"本质的思考。尽管剧集展现出宏大的叙事野心，但其创作局限也显而易见——"广度优先"的叙事策略导致部分情节衔接松散，案件信息的密集呈现反而造成节奏拖沓，使得观众难以像第一季那样沉浸式体验角色命运。

编剧通过精密的人物关系设计，构建了一个相互牵连的叙事网络："法警刺死案"中的妻子陈又茗，竟是"超市纵火案"医生马亦森的挚友妹妹，同时也是二十年前"高铁坠毁案"遇难者的孙女。剧中每个角色都深陷不同形态的恶，彼此之间形成复杂的靠近与疏离关系。这种刻意构建的叙事密度，既体现了创作的匠心，也引发部分观众对刻意感的质疑。然而，当我们将目光投向现实世界时，或许会发现：无论是家人、同事还是陌生人，每个人都在"众生皆苦"的困境中挣扎。

在《与恶2》中，主创将视角转向台湾地区的阶级差异与司法公正等议题，引发对无差别杀人案件本质的深度思考。相较于前作聚焦媒体与政治体系的隐性操控，续集通过更具现实针对性的叙事，揭示了社会结构性矛盾对个体命运的深刻影响。例如"法警刺死案"中，妻子陈又茗在承受巨大压力后选择消失，留下一封诀别信；年幼的罗誉为保障妹妹生存，被迫参与非法活动，最终被警方拘捕，却在关键时刻获得教师简齐蕙与其男友王以礼的援助。简齐蕙出自政要家庭，认为教育是改变命运的途径，而王以礼则质疑这种理想化的观点，认为在父母缺失的背景下，孩子能自谋生路已是最大努力。

在剧情中，男女主角因价值观的激烈碰撞最终走向决裂，泪别时彼此都明白这段关系已难以为继。而剧情之外，观众早已察觉这场情感纠葛的本质——阶级鸿沟所引发的认知割裂。当法律条文与社会规则成为摆设，那些缺乏制度庇护的个体该如何寻求自我救赎？这一命题在高张玉敏的遭遇中被深刻诠释：出身贫寒却凭借奋斗跻身政坛，从议员助理攀升至县长参选人之位。表面游刃有余的社交能力下，暗藏着对权力的追逐与人性的冷酷。其光鲜政绩背后，是作为女性的生存困境：婚姻破裂、子女叛逆、家族纠纷缠身。更令人不安的是，她以私生女高政茗为筹码，通过操控其命运换取政治利益，最终将自身置于道德与法律的双重审判之中。主创团队借此揭示的讽刺意味愈发鲜明：所谓维系社会秩序的法规体系，实则由这类掌握权力的人群所构建。

这是一个深刻而尖锐的议题，构建真正有效的社会安全体系究竟应具备哪些特质，或许仍需在持续更新的剧集中进一步探讨。但通过目前已释出的四集内容，主创团队已给出了充满人文关怀的回答：当制度存在漏洞时，更值得思考的是每个个体是否愿意伸出援手。在马亦森濒临崩溃的时刻，当他在车内紧握方向盘、眼神凶狠地准备对纵火犯实施报复时；当他在深夜独自潜入病房、意图为凶手画下句点时……他的同事与挚友总能恰到好处地现身，用简短的话语将他从失控边缘拉回现实。即便在马亦森独处空荡家园、陷入精神困境时，那些亲近的伙伴也主动提出陪伴，既给予情感依托，又巧妙保留他自行疗伤的空间。

在世界的另一端，失去双亲的少年罗誉虽坠入黑暗，却始终被善意环绕：游戏厅老板不仅伸出援手借出钱财，更以"成年人的过错不应由孩童承担"的信念给予慰藉；路过的教师挺身而出，助其脱离险境；即便身为 murderer 的儿子可能给家族事业蒙羞，掌权的舅舅仍坚持平反，接纳他重返家庭。此刻重读《与恶2》每集开篇的"没有人该是一座孤岛"，方能深切体味这份人性的温暖联结。这是创作团队传递的价值观，更是现实世界中平凡人所能展现的救赎力量。或许待到第二部，我们才能真正领悟《我们与恶的距离》英文名The World Between Us的深意——那片存在于"我们"之间的世界。因为面对邪恶，我们不仅有"恶"与"距离"的辩证，更有"我们"共同构建的希望空间。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