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的荔枝》：荔枝亦吃人 -

由知名历史作家马伯庸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长安的荔枝》近日正式播出，凭借其鲜明的叙事风格、独特的叙事框架以及多元的人物群像，引发了观众广泛关注与高度评价。该剧与《长安十二时辰》在时代背景上存在共通之处，均以盛唐玄宗朝为舞台，聚焦于权谋纷争下暗流涌动的政治局势。区别于传统古装剧的叙事视角，马伯庸在作品中虽描绘了皇权更迭的宏大叙事，但始终将镜头对准平凡百姓，揭示历史由无数个体命运交织而成的深层逻辑。

马伯庸的历史叙事呈现出独特的创新视角，他善于以大众的共同认知为基础，对史料进行生动还原。正如那句广为流传的"一骑红尘妃子笑"，他更关注的是背后鲜为人知的细节——运送荔枝的艰辛历程、承担代价的无名之辈。这种创作方式突破了传统认知的局限，揭示了历史流传过程中存在的认知盲区与误读现象。以唐朝"以胖为美"的审美取向为例，他深入剖析了这一现象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内在关联：在物资匮乏的时代，丰腴体型实则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承载着人们对于生存资源的渴望与对物质财富的崇拜。这恰恰印证了历史重构需要扎实的史实积累与巧妙的叙事设计。面对历史留白与认知偏差，马伯庸以渐进式创新为路径，通过系列作品不断拓展历史想象的空间，用微观叙事重构宏观历史，让固化的历史形象焕发新的可能性。

李善德作为一位精通偏门学问的基层官员，其凭借"明算科"科举及第的学术背景与对学问的执著追求，始终未能改善他在官场中的人际处境。在上林署这个官僚体系中，他独树一格的勤勉作风使同僚视其为异类，而上司则更倾向于将他视为承受灾难的牺牲品，这种处境折射出封建官场中才能与仕途之间的残酷悖论。

同僚们虽不及李善德学识渊博，却普遍知晓荔枝易腐之性——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因此从岭南运往长安堪称九死一生的艰难任务。作为单位异类的李善德，因性格孤僻难以融入群体，最终不得不承担这份险活。而《长安的荔枝》在推进剧情时，巧妙埋下一处伏笔：身为上司的刘署令虽表面冷漠，却暗含一丝怜悯。然而这份微弱的善意，在众人推波助澜的议论中迅速消散。当有人以"李善德虽救活苗木花草，却耽误了未来采购的正当性"为由，将他视为破坏部门生态的元凶时，原本存有的道德负担便被彻底瓦解。

在同僚眼中，那个日复一日侍弄花草的闲人，竟无意间堵住了权贵们谋取私利的通道，于是众人只觉得“今日不除更待何时”成了唯一的选择。再如李善德的小舅子郑平安，这位以周旋权贵为己任的陪酒侍郎与主人公形成鲜明对照，平日里对上级阿谀奉承、曲意逢迎，却在靖安司问责时沦为任人宰割的棋子。他只能在任务失败后拼命证明自身价值，否则随时可能倒在权力的绞索之下。这对看似性格迥异的搭档，实则共同映射出长安权力生态的残酷：一个执着固执、迂腐至极，一个圆滑世故、八面玲珑，却都在权势者的棋盘上沦为无足轻重的弃子。而城门前被吊死的宋无忌，则更加直观地揭露了长安城的狰狞面孔。这种现实本就如《妖猫传》中秦昊饰演的金吾卫所展现的——即便在暮色四合的街头，权力的阴影仍会随时将人击倒。

《长安的荔枝》所呈现的唐代里坊制与宵禁制，作为朝廷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相较于古装剧常见的演绎方式更具现实质感。这种制度性压力与时间压迫的体验，在同为马伯庸创作的《长安十二时辰》中并未充分展现，原因可归结为两点：其一，前作以上元节为叙事背景，该节日作为一年中少数例外的非宵禁时段，天然具备时间宽松的特质；其二，角色定位存在阶层差异，《长安十二时辰》中主要人物处于权力中枢，而《长安的荔枝》则聚焦于基层官吏李善德的生存困境，其包含的"班味儿"、职场话语体系与办公室政治博弈，恰好映射出现代职场人的生存状态，从而引发当代观众更强烈的情感共鸣。

中国传统职场模式往往与古代朝廷相仿，看似在推动工作实则隐含着对权力的迎合。在这样的环境中，领导层常处于高高在上的位置，而普通员工则需全权负责具体事务，更需深谙察言观色之道，以持续的情感支持来维系微妙的职场平衡。对于步入中年的职场人而言，李善德背负房贷压力的处境极易引发共鸣——沉重的债务枷锁让人生存状态始终处于紧绷状态，即便要承担起送往长安的荔枝运输重任也毫无怨言。这种日复一日的奔波劳碌，恰如古诗所述"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表面光鲜的盛世背后，实则隐藏着对个体生存空间的持续压缩，盛唐时期的繁华与压力，恰似一面镜子映照出那个时代职场人的生存困境。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皇权统治体系下从未真正出现过繁荣时代。唐朝并非例外，反而标志着关键性的权力重构——即对传统贵族势力的系统性压制。历史学家大卫·约翰逊（David Johnson）在《中古中国的寡头政治》一书中指出："《唐律疏议》精准地界定了个体社会地位被国家剥夺的机制，同时也揭示出国家制度中已不存在具有影响力的特权阶层。" 正在这一制度变革时期，李氏政权通过科举制度全面取代门阀任官体系，正如唐太宗所言"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至玄宗时期，为解决田赋制度的运行危机，李隆基设立大量财政使职，这正是剧中"荔枝使"职位出现的历史背景。

在《长安的荔枝》中，李善德作为上林署监事，接过这份看似无解的任务，成为权力游戏中的牺牲品；而历史上真实的玄宗朝，平民百姓却要承受转运使、劝农使、租庸使等特使带来的沉重负担。这些掌控经济命脉的官员，凭借朝廷授权的名义对百姓进行盘剥，其行径犹如影视剧中的权臣一般。值得注意的是，右相在位时竟身兼四十余个使职，这反映出封建官僚体系的畸形发展。因此，这部作品揭示出深刻的现实命题：当百姓尚未填饱肚子时，权贵却在追求奢靡享受，这种结构性矛盾最终导致普通民众成为利益输送的牺牲品。虽然剧情中运送荔枝的任务荒诞不经，但现实中的权力运作却更加残酷——在制度缝隙中，总有无辜者承担着看不见的代价。

内侍鱼朝恩曾言：“圣人之言如天宪，凡我等臣子，唯有俯首称是。若欲谏言，莫非你比圣人更为通达？”更甚者，鱼朝恩等人早已窥见权力旋涡中的生存之道，诸如那句“若无李善德，我们便无事可做”，便透着非常时期攫取利益的意味。然而，错误的制造者可免于承担后果，但错误本身从不曾消失，只不过其危害被层层转嫁——从上而下，从内而外，最终落在无辜的百姓肩头。这种责任递移与风险转嫁的机制，使李善德沦为牺牲品。换言之，上位者无权犯错，纵使是细微的疏忽，也会引发连锁反应，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将无数无辜者推向深渊。李善德作为不知情的参与者，恰似“皇帝新衣”寓言中首当其冲的替罪羊。在他身上，我们目睹了权力系统压力传导的具象表现，亦见证时代微尘如何化作压垮个体的巨石。圣人之令若出，则法随令行，内庭传谕一圈，右相轻点首肯，厄运便降至司农寺，司农寺不敢承接，层层下推至上林署，上林署推诿无门，最终由最基层的李善德承担。正如其挚友韩洄所叹：“帝王诏令不可撤销，故必寻一替罪羔羊以承此差事。若成，则死而后已；若不成，则天下太平。良元兄可知羯鼓传花之理？你便是鼓声止时，手中握花之人。”只要此机制持续运转，每个个体皆可能成为李善德。纵使荔枝保鲜一事本身是否足以构成时代命题，已然不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