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最震撼我的电影，又是他拍的 -

在当今活跃的导演群体中，能持续激发我观影兴趣的创作者寥寥无几。罗马尼亚籍导演拉杜·裘德无疑是我最期待关注的导演之一。

从艺术史视角审视，拉杜·裘德近年来已突破罗马尼亚新浪潮初期的美学框架，成长为21世纪欧洲政治电影领域的关键人物。其自2015年执导《喝彩！》后推出的系列作品，持续且系统性地解构罗马尼亚的国家历史叙事，通过影像揭示被官方话语遮蔽的黑暗篇章。影片聚焦罗姆人奴隶制、二战期间国家对犹太人大屠杀的间接参与等高度敏感的历史议题，以尖锐的批判性重新构建集体记忆。

在《喝彩！》（2015）以及《倒霉性爱与失控情欲》《不要太期待世界末日》等作品中，他通过拼贴与戏仿的手法，同时对当代社会的多种社会病症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最新上映的《欧陆2025》在柏林国际电影节斩获剧本奖，该片以极简叙事展现了一个流浪汉的生存困境。主人公蜗居在破旧地下室，靠拾荒维持生计，某天因被执法部门驱逐而陷入绝望，最终选择结束生命。这一事件引发执法者深刻的道德困境，他随后向周围人倾诉内心的挣扎与自责。

《欧陆 2025》（2025）导演裘德将现实中的原型事件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寓言叙事。影片揭示的并非法警个体的心理剖析，而是深入探讨了罗马尼亚社会系统性崩溃的深层机制——从新自由主义催生的经济异化，到官僚体系固化的运作模式，再到社会成员普遍存在的道德冷漠，这些结构性因素如何交织成导致悲剧的恶性循环。片名所引发的联想，自然让人与罗西里尼1952年经典作品《欧罗巴51》产生对照，二者在揭示社会集体困境的深刻性上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

1952年罗西里尼执导的《欧罗巴51》聚焦战后欧洲的废墟景象，以人道主义行动为途径探讨救赎的可能。相比之下，裘德的影片则揭示了现代社会道德困境的深层症结，并传递出更为阴郁的警示意味。影片的叙事结构与希区柯克的《惊魂记》存在相似之处，采用分段式叙事将剧情划分为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在前半段主角死亡后，通过突如其来的视角转换，迫使观众从对受害者的同情迅速转向对加害者的深刻反思。

《惊魂记》（1960）开篇以克卢日城的流浪汉为主角，镜头记录他在废墟间徘徊拾荒、寻找生存机会的窘迫状态。其中一幕极具黑色幽默意味的场景中，他在恐龙公园拾取垃圾时，竟遭遇一台机械狗的滋扰。法警奥索雅的出现成为剧情的关键转折，她奉命执行驱逐令，将流浪汉从即将被改造成精品酒店的地下室驱逐。当面对即将到来的强制离境，流浪汉选择在暖气片上自缢，裘德以毫不掩饰的残酷手法呈现这一幕，迫使观众在视听层面直面这一残酷场景。此后叙事产生断裂，影片重心转向奥索雅。她被一种病态的自责情绪所侵蚀，放弃与家人前往希腊的旅行计划，转而独自在克卢日城展开了一场寻找救赎的漫游。这种救赎并非通过实质行动达成，而是以持续探寻他人认同与宽恕的方式，试图在精神层面完成自我和解。

她的倾诉对象勾勒出一幅当代罗马尼亚社会的众生百态图景：看似体贴却分心的朋友，支持欧尔班、怀有民族主义愤懑的匈牙利裔母亲，以神学诡辩消解她道德困境的东正教神父，以及一位转型为外卖骑手的朋克前学生，后者常以哲学思辨的方式与她对话。裘德对奥索雅这一角色的塑造展现出了精妙的叙事巧思。观众始终无法判定她的负罪感究竟源于真实的道德自省，还是精心设计的博取同情策略。她机械式地重复叙述扬的自杀过程，这种程式化的倾诉方式自然引发对真诚性的质疑——究竟是忏悔还是自我疗愈？这种虚伪的自省逐渐让其自我麻痹：我因善良而负有责任，但法律层面显然无责。她止步于语言的循环，暗示其罪恶感始终未能转化为实质行动，这与罗西里尼《欧罗巴51》中主角的救赎轨迹形成尖锐对照。

《欧罗巴51》（1952）通过将道德痛苦异化为一种可交易的资产，使观众在消费这种痛苦的过程中强化自身的道德优越感，而影片所揭示的系统性问题却被有意搁置在认知边缘。裘德斩获柏林剧本奖的成就实至名归，其作品的核心结构可被解读为持续展开的对话性实验，通过长达数分钟的静态双人镜头凝视，将戏剧冲突与哲学思辨完全聚焦于语言的张力之中。对《惊魂记》叙事框架的借鉴并非形式主义的模仿游戏，而是对集体共谋本质的隐喻性呈现。影片将受害者置于叙事的核心，随后迫使观众在漫长的观影过程中与直接导致其悲剧的共谋者共处，这种结构设计系统性地消解了观众对道德立场的常规依赖。

《惊魂记》（1960）通过其叙事结构将观众引入一个充满张力的心理空间，我们如同被黏附在角色扭曲的罪恶感漩涡中，被迫沉浸于其反复无常的自我辩解。影片以极具冲击力的方式呈现受害者叙事的消解过程，将加害者的「灵魂暗夜」作为主导意象，迫使观众成为社会冷漠的共谋者——在特权阶层的情感表达与边缘群体生存状态的对比中，揭示出人性观察的扭曲尺度。独特的静态对话场景设计暗含艺术家对电影语言的实验性探索，这种刻意制造的表里不一既强化了角色间充满思辨性的言语交锋，又通过人为的姿态调整营造出疏离感，使观众在参与剧情的同时保持对文本建构性的警惕。这种视听策略与影片核心命题形成互文关系：当真实世界的粗粝质感被iPhone 15的影像捕捉所呈现，高度形式化的双人镜头又框定着角色对现实的抽象化解读，最终构成现实主义与意识流表达的双重镜像。

影片通过奥索雅作品中城市漫游与封闭辩论的交替呈现，构建出视觉层面的辩证结构：角色们被困于这些精心设计的视觉框架内，讨论着iPhone所映射的混乱现实，却始终难以在其中实现实质性的突破。

这种视觉化的对立呈现揭示了智识话语与物质现实之间的断裂，正是从微观层面的奥索雅到宏观层面的当代欧洲陷入停滞的本质原因。

与《欧罗巴51》的对比更具启示性。罗西里尼笔下的艾琳在基督教与人道主义交织的语境中，以直接且富有意义的扶贫实践，开辟出一条通向世俗圣徒身份的路径。

相较于1952年的《欧罗巴51》，后真相时代的《欧陆2025》中，裘德的奥索雅所面临的困境似乎陷入了绝境。她试图展开的各种行动，均被新自由主义体系的运作逻辑所规制——从自动化捐赠程序到心理治疗干预，再到将愧疚感转化为理性认知。这场危机最终并未引发精神层面的觉醒，而是演变为一场酒后放纵的私密事件，以及以自我逃避为特征的度假行为。裘德借助罗西里尼的作品作为参照系，审视欧洲社会的道德沦丧进程。真正的道德实践机会，已被一系列具有表演性质的自我慰藉姿态所掩盖，而社会的结构性压迫却依旧顽固存在。

影片取景地克卢日-纳波卡，实则承载着深刻的政治隐喻，而非单纯的背景空间。通过如幻灯片般重复的城市景观镜头，我们得以窥见这座城市的双重面貌：一侧是保存完好的历史遗迹，另一侧则是充斥着标准化建筑群的现代都市。这种视觉对比恰好映射出特兰西瓦尼亚地区在后社会主义转型期所经历的剧烈变革，其中房地产的激进开发模式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影片展现的核心矛盾源于一个经济开发项目，该项目直接引发了一场针对流浪汉的强制驱逐。然而，这场由资本驱动的社会事件却被迅速纳入民族叙事框架，媒体对主角奥索雅的匈牙利裔身份进行放大解读，将原本的个人困境转化为民族冲突的象征——仿佛呈现为匈牙利官员与罗马尼亚民族主义者的对立。

奥索雅与母亲的激烈争执揭示了深层次的历史矛盾，后者为欧尔班辩护并质疑特兰西瓦尼亚的历史归属。这种复杂的历史纠葛与当下政治分裂在影片中形成直接映射，展现了裘德对欧洲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当母亲将民族主义的怀旧情结（推崇欧尔班）作为对抗混乱现实的手段时，折射出中欧、东欧地区普遍存在的结构性问题：资本主义转型引发的不平等问题正在民众心中制造安全真空，而民粹主义则以简单的历史叙事填补这一空缺。影片的批判视角超越了罗马尼亚的范畴，揭示了欧洲自由派在住房危机、民族主义浪潮与经济不平等交织困境中的无力状态。奥索雅最终选择前往希腊度假的结局，暗示着导演对当代欧洲道德困境的清醒认知——在消费主义盛行的背景下，系统性的焦虑终将被日常生活的表象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