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变了《藏海传》终究拍不成《甄嬛传》 -

初观《藏海传》时，不难理解为何观众会将其与《盗墓笔记》产生关联。剧中主角藏海在前期剧情中频繁触发墓室机关，甚至协助男二庄之行完成开棺验尸的桥段，配合其名字的隐晦呼应与蛇眉铜鱼等标志性道具，俨然复刻了《盗墓笔记》中那位以云顶天宫闻名的汪藏海形象。不过这更多是观众基于既有认知的趣味联想。若论作品本身，其品质则取决于观众的期待值——若你寄望于郑晓龙导演的《甄嬛传》水准，恐怕会感到落差；若你接受偶像剧的定位，或许能从中获得娱乐体验。值得关注的是，《甄嬛传》之所以成为经典，恰是因为它以戏说外壳包裹严肃内核，而《藏海传》却呈现出相反的特质。

当一部作品既能展现戏剧化的外在表现，又能承载深刻的思想内涵时，往往在吸引观众的同时，也能引发长久的思考与回味。然而《藏海传》似乎恰好走上了相反的道路，每当剧情似乎要深入探讨严肃主题时，却又不自觉地滑入了偶像剧的套路化叙事。例如开篇的灭门事件，其呈现方式本颇具张力，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在于主人公的小师弟被误认为其本人，他巧妙利用这一误会实施李代桃僵之计，展现出复杂的人性博弈。

此番情感共鸣暂且搁置，暂不赘述。然而后文的情节发展却流于窠臼，诸如整容逆袭、拜师学艺等套路，如今连韩剧都已摒弃。尽管该故事具有强烈的悲剧色彩，但其传达的核心理念却令人难以苟同。唯有开篇对《赵氏孤儿》的悲壮演绎，才将全剧的悲剧氛围推向高潮。

太后驾崩的消息传来时，皇陵中先帝生前的御榻位置已被李太妃占据，引发朝臣激烈争议。毕竟李太妃作为皇帝生母，其地位本应高于其他妃嫔。这一幕令人联想到明嘉靖初年因礼制问题引发的"大礼仪之争"，那场持续数年的君臣博弈堪称明代最具戏剧性的权力斗争，诸多小官借此机会扶摇直上。我望着这出戏码，不由自主挺直腰背，揣测若藏海把握住时机，或许能借此攀上高位。然而，他却未如预期般掀起波澜，只在暗中布下机关，编造李太妃托梦让位的虚言，最终让风波烟消云散。我也不由得泄了气。

一个本可通过更复杂斗争展现多维人物关系的叙事，最终却以轻描淡写的方式收场，反而错失了赋予剧作历史厚重感的契机。这种看似精巧的剧情设计，实则让原本繁复的历史事件显得过于单薄。而在真实的历史进程中，微弱之力难以撼动庞大体系。因此，同样是演绎历史的戏说作品，《甄嬛传》着力将简明情节深化为复杂叙事，追求正剧质感；而《藏海传》则屡次流露出偶像剧的表演风格。剧作最大的‘俗套’在于其价值观导向——推崇牺牲的宏大叙事与‘一将功成万骨枯’的英雄史观。这种对牺牲的歌颂从第一集的灭门惨案起便埋下伏笔，展现了对历史代价的简化处理。

平津侯为逼迫蒯铎，当众处决了蒯铎的妻子、女儿及门徒，此举未能动摇其坚定意志。目睹此景，我不禁感到一阵寒意。若换作是我身处其位，恐怕在平津侯动手之际便会选择交出那物。尽管深知此举可能换不来亲人存活，纵使明白那物牵连甚广，即便交付仍难逃一死，我仍会毫不犹豫地赌上一切。在我看来，这种抉择不过是人之常情。

我始终困惑于一种近乎冷酷的代价——究竟有何等事物竟需以亲人性命为交换？此物必与权力争斗及战争秘密紧密关联，一旦落入平津侯之手，便可能引发血流成河的浩劫。唯有天下太平，方能让蒯铎做出这般悖逆人性的抉择。然而我深感这种牺牲实属荒谬，人们或许将其颂扬为至高大爱，却忽视其本质是对理性逻辑的极端服从。背后或许潜藏着某种扭曲的价值体系，使他们坚信唯有如此才配称为爱人；又或仅为冷冰冰的权衡结果，在万千生命的废墟中选择最微小的牺牲。故而我认为，蒯铎的抉择早已背离人性本真。面对电车难题的终极形态，他竟毫无迟疑。更令人震撼的是，被牺牲的对象竟然是最亲近的血脉。在后续剧情中，藏海接近平津侯的路途同样浸透着血色，两次皇陵历险唯有他幸存，而守护其身份秘密的代价更是无数生命的消逝。

尽管那些人或许只能被视为"伯仁因我而死"的隐喻，藏海本人同样未能恪守不滥杀无辜的准则。若非命运的意外转折，庄之行早已命丧其暗器之下。这种价值观不禁令人联想到经典电影《英雄》中无名的抉择——他接近秦王的道路上，同样铺满了残剑与飞雪的头颅。而无名最终的选择，与蒯铎的立场惊人地一致：以"天下"之名，甘愿舍弃个体生命的代价。

《英雄》中人物的牺牲方式呈现出显著差异，无名、残剑与飞雪的选择体现了主动的献身精神，而蒯铎为保全家族所付出的代价却未经过协商。这种价值观在国产影视作品中较为常见，即通过渲染家国情怀的宏大叙事传递崇高感，但往往忽视了个体生命的真实价值。相较之下，陈凯歌对《赵氏孤儿》的改编虽降低了原故事的悲剧色彩，却尝试以现代视角重构人物抉择，使角色行为更贴近人性逻辑。

观众往往被宏大叙事与英雄史观所吸引，他们沉醉于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崇高感，也沉迷于一将功成万骨枯的爽感。而将偶像剧的价值观剖析得过于深刻反而显得不合时宜，毕竟这类作品本就是编导为消磨时间而创作的轻松娱乐产品。在当下的电视剧市场，放弃深度思考转而采用观众喜闻乐见的套路化叙事，已成为保障收视率的稳妥路径。《甄嬛传》之后难以再现的深层原因，恰在于创作标准的悄然蜕变——当时代价值观发生转变，曾经引领风骚的创作范式自然难以延续。

电视剧内容日益趋于大众化，并非源于观众审美水平的下降。大众的审美素养始终未达至理想境界，但过去受限于传播渠道，难以充分表达个人偏好。在移动互联网兴起前，尽管流行文化仍需符合市场规律，创作者依然保有主导权，能够将个人思考与艺术追求融入作品。因此，李宗盛、高晓松、张亚东等音乐制作人通过作品确立了流行音乐的审美标准，而戚其义、郑晓龙、张黎等电视剧导演则凭借《金枝欲孽》《甄嬛传》《大明王朝1566》等经典之作，重新定义了当代电视剧的审美维度。

《金枝欲孽》的剧照背后，折射出移动互联时代内容创作的深刻变迁。随着去中心化趋势的加强，传统专业人士的话语权逐渐被削弱，普通观众对艺术娱乐的参与度却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们通过流量数据和弹幕互动，实质参与了当下流行文化产品的塑造，诸如偶像剧的编排和抖音神曲的传播都成为集体创作的产物。当微短剧以三分钟为单位抛出激烈悬念时，观众已难以容忍传统叙事中那些绵密伏笔与千里铺垫的细腻手法，更倾向于在每集看到明确的冲突解决与角色淘汰，这种快节奏的叙事满足了当下碎片化观看习惯下的即时快感需求。

随着观众审美日益多元化，像《甄嬛传》这样由专业人士主导创作的精品剧集已难以再现。即便郑晓龙导演再次执笔，投资方为追求收视率可能仍会限制其创作自由，毕竟任何突破都伴随着风险。郑晓龙导演对此早有明悟，他与年轻导演的合作或许正是为破解如何精准把握年轻观众审美的难题。这折射出当下电视剧创作的普遍困境：坚持艺术表达将面临市场考验，而过度迎合则易陷入平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