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淇 易烊千玺=电影的狂野时代 -

电影行业的表面繁荣背后，是否暗藏着资本操控的另一面？当一位女性在手术中陷入沉睡，她的意识却穿越至无尽的时间长廊。在这场时空之旅中，她不仅创造出了一个仿生人，更在与机器的交互中，深刻领悟了人类情感的真谛与复杂性。

在刚刚落幕的第78届戛纳电影节上，电影《狂野时代》荣获主竞赛单元评审团特别奖，打破了华语电影在该单元的最佳成绩记录。这部作品成为继侯孝贤《刺客聂隐娘》之后，十年来首部摘得戛纳大奖的华语电影，其获奖引发广泛争议——赞誉者称其为"华语电影的诗意革命"，批评者则质疑为"资本操控的安慰奖"，更有观点认为影片存在"叙事晦涩""女性形象消费"等问题。

艺术电影的争议或许比奖项更引人入胜。这种争议犹如多棱镜般，折射出创作者在商业化浪潮与艺术纯粹性之间的取舍困境，也映射出不同文化语境下审美标准的碰撞与交融。当我们将目光从简单的胜负评判中移开，借助文化研究与市场分析的双重视角，便能更清晰地洞察这场持续发酵的关于电影本质的深层对话。

《狂野时代》斩获殊荣后，最具争议的声音莫过于“特设奖项含金量不足”的质疑。然而回顾戛纳电影节历史，主竞赛单元的评审体系始终秉持严谨标准，而“评审团特别奖”虽与金棕榈奖并列，却绝非等闲的安慰奖。面对质疑，本届评委会主席朱丽叶·比诺什作出回应：“作为评审主席，该奖项为特设类别，是我主动争取设立的……这部影片充满艺术张力，它开启了一段充满隐喻的旅程。观众需要在观影中思考其深层含义，这将带来精神成长。它让我动容，散发着独特的魅力。我渴望通过此奖向这部作品表达敬意。”

从评委会主席的发言可以看出，特别奖的授予本质上是对影片艺术价值的高度认可。布迪厄提出的“文化资本”概念则为此次争议提供了深刻阐释。该理论指出，文化资本体现为个体或群体通过积淀特定文化知识、审美能力、教育背景及符号资源所形成的隐形财富，其内涵涵盖三方面：一是可培养的能力要素，如教育层次与艺术鉴赏力；二是可消费的文化产品，如影视作品、文学著作与艺术创作；三是制度性认可载体，如学历证明、专业职称与行业奖项。这种资本形态具有显著的积累性和可转换性，能够通过持续投入转化为社会地位或经济优势。

《狂野时代》作为文化资本的实体表现形式，其价值内涵既体现为个体创作者所具备的专业素养（例如导演对视听语言的精准把控），也承载着集体文化记忆中的符号体系（如华语艺术电影传承的美学范式）。戛纳电影节的获奖认定不仅为其赋予了行业权威性，更实质上肯定了其美学体系在跨文化传播场域中的"可流通性"。这一国际认可彰显了当代华语电影的突破性创作策略——摒弃以往通过异域化东方符号进行文化输出的模式，转而以具有普适价值的叙事语言为载体，将本土文化基因进行现代化转译，从而实现中国电影文化资本在全球影视市场的价值重构与再确认。

电影《狂野时代》时长超过160分钟，通过六段交织的梦境叙事跨越多个历史时期，其中融合了对多部经典影片的致敬元素，并包含一段持续30分钟的长镜头场景。该片引发观众群体的明显分化：推崇艺术表达的影迷赞赏其独特的视听语言，而普通观众则认为叙事结构松散、情节难以衔接。《Indiewire》等海外媒体批评其"刻意制造观影隔阂"，但这种碎片化的叙事方式恰恰成为导演毕赣个人美学的显著特征。

毕赣的创作始终围绕着对时间主题的多维探索，其作品《路边野餐》与《地球最后的夜晚》均展现出独特的时空观。在《路边野餐》中，长达42分钟的延时镜头创造了电影史上的印记，而《地球最后的夜晚》则将这一纪录扩展至60分钟，引发广泛关注。这种对长镜头的执着运用在《狂野时代》中得以延续，通过延时手法弥合现实与幻境的边界，构建出具有哲学意味的影像时空。

这种创作手法表面上看似在考验观众的专注力，实则精准呼应了接受美学的核心理念：艺术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创作者的表达，更源于观众对作品的主动诠释。艺术电影与故事片、娱乐片的本质区别在于其创作目的——并非以情节推进或时间消耗为导向，而是旨在激发观众对特定议题的深层思考。这种思考过程本身具有认知深度，正如研读理论著作与观看漫画所需的专注力存在本质差异。

正如著名哲学家汉斯-乔治·伽达默尔所指出：“所有诠释都蕴含着偏见，而这种偏见恰恰构成了诠释的必要前提。”当我们谈及文艺电影时，常不自觉地贴上“晦涩难懂”“矫揉造作”等标签，并将这些主观判断归咎于创作者的自视过高。实际上，诠释过程中的偏见是不可避免的，它恰是使诠释得以发生的根本条件。我们不妨以开放心态进行探讨，通过交流与对话，既可表达观点，亦可尝试深入理解。正如伽达默尔另一句经典论述：“理解本质上是不同视域的交汇与融合。”

《狂野时代》由易烊千玺与舒淇担任领衔主演，赵又廷特别出演，李庚希以特别主演身份加盟，黄觉和陈永忠则饰演主要角色。该片的演员配置引发广泛关注，但流量明星的参与也伴随着对"资本快餐"现象的质疑，被视为影视行业商业策略妥协的缩影。

部分评论者指出流量明星的参与稀释了艺术创作的纯粹性，而支持者则主张这是文艺片实现市场化的必然路径。从经济学的"注意力稀缺理论"视角来看，流量明星实质上成为文艺片突破市场壁垒的"特洛伊木马"。在短视频平台切割受众碎片化注意的时代背景下，坚持"小众""清高"路线的文艺片若不能与时俱进，终将陷入影展展厅中供人欣赏的标本困境。《狂野时代》通过流量元素吸引大众视线，再以影视作品的深度内涵完成文化融合，这种艺术表达与商业价值的双向奔赴，恰是当代文艺片寻求生存之道的创新实践。

此类现象并非罕见，日本导演是枝裕和的《掮客》携手IU，便是一部在商业价值与艺术追求间找到平衡点的典范之作。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流量的定位——流量本身并非洪水猛兽，其价值取决于创作者是否能将其转化为艺术表达的催化剂。当易烊千玺褪去偶像身份，在30分钟长镜头中演绎记忆迷宫中挣扎的仿生人角色时，这种对流量的解构与重塑，是否正暗示着一种新的创作可能性？

舒淇所饰演的"意识觉醒者"角色尽管展现出突破性的表演，但其结局设定仍被质疑服务于男性角色的救赎叙事，由此引发关于"父权制新皮肤"的争议。影片中女性角色的肢体描写及市场推广策略则遭到质疑，认为其构成了对女性形象的消费。

1975年，著名电影理论家劳拉·穆尔维在论文《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中首次提出"男性凝视"（male gaze）的概念，揭示了电影中女性常被作为男性观众欲望的客体化呈现，这种观看方式不仅包含视觉层面的凝视，更暗含着权力结构中的控制与支配关系。在《狂野时代》中，大量女性身体特写镜头确实在形式上呈现出被消费的特征，但若置于影片构建的"人类-仿生人"二元对立叙事框架下，舒淇所饰演角色的觉醒实质上是对这一科技伦理困境的反抗，其核心矛盾已超越性别范畴，指向更深层的主体性建构问题。

如同每一片叶子都拥有独一无二的脉络，每部影片也承载着其独特的叙事内核。并非所有电影都以性别叙事为核心表达方式，至少《狂野时代》并未采用此框架。影片中，'人类'由女性角色象征，'仿生人'则由男性角色承担，这种设定本身即具备探讨空间。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在此语境下成为主动质疑的主体，而非被动接受解答的对象。相较于将女性角色简化为'圣母'或'祸水'的刻板叙事，《狂野时代》的突破性尝试已然展现出其'狂野'的特质。

《狂野时代》引发的讨论，实质折射出艺术电影在当代全球化与资本化浪潮中的根本性矛盾——即创作者如何在艺术表达自由与市场接受度之间寻求有效平衡？这种争议的呈现恰恰映射出这一矛盾背后的深层焦虑。

首当其冲的是，该奖项的颁发不仅代表着华语艺术电影工业化进程的阶段性认可，更折射出文化输出领域中"本土特质"与"全球视野"之间持续存在的张力。艺术电影的未来发展或许需要更包容的观照视角。以塔可夫斯基的《潜行者》为例，这部曾被诟病为争议之作的作品，最终被重新定义为科幻类型的经典范本；王家卫的《东邪西毒》在首映时遭遇票房失利，却在二十余年后的文化回望中被赋予多重隐喻解读；周星驰的《大话西游》上映七日便遭下架，成为华语电影史中难以弥补的遗憾之作。这些案例或许印证了一个规律：唯有时间，才能为艺术电影的真正价值作出最终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