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没白等，这种剧看一部少一部 -

在“初见”时的相遇中，众人怀抱着共同的愿景——推动国家进步。这种理想在谢菽红的质朴表达中转化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因此《人生若如初见》既令人动容，也引发对个体命运的深思。作为一部讲述真实历史的作品，它通过诗意的叙事折射出时代变迁的深刻印记。作者 | 王重阳lp 编辑｜小白 排版 | 板牙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发布日期：2025年5月23日

纳兰性德的“人生若只如初见”本是抒发情感的诗句，却在历史长河中展现出独特的启示。当情意随时间流转而改变时，人们依然向往最初邂逅的纯粹。这种情感投射在动荡的百年历史中同样成立，无数理想、规划与情感仅能在初见时迸发少年般的炽热。随着岁月沉淀，选择与取舍的重量逐渐显现，成熟意味着理性与克制。《人生若如初见》正是以这样的视角，诠释了中国文化中重视的节制精神，也映射出1900年代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知识分子在变法与革命之间艰难抉择的时代图景。

作品中的人物各自承担着不同的人生选择，虽历史最终以结果为评判标准，但对历史进程的探索本身便充满趣味。这种对命运的追问，恰似历史长卷中不断书写的新篇章。

《人生若如初见》以清末历史为背景，通过几位主要角色分别象征当时社会的不同群体，借助 pivotal historical events 展现他们在历史转折点上的多元选择。作品在历史事实框架下赋予观众思考空间，这种叙事策略值得肯定。

在电视剧《觉醒年代》中，梁乡（李现 饰）因"冷锅冒热气"的契机被选中赴日学习。从剧情开场便以他的视角展现1900年代初动荡的中国：飘零的黄龙旗、凄凉的乌鸦啼叫，以及在官兵押解下目光空洞的犯人。作为生长于满城的宗室后裔，梁乡真正的成长轨迹始于日本留学时期。在此之前，他不过是个迷茫的旗人子弟，祖上两百余年的显赫家世并未为他带来实际福祉。剥离旗人身份，他与同龄人一样对时代剧变感到困惑与质疑。在"初见"的段落中，他逐渐成长为有担当的青年。01作为宗室子弟，"旗人"这个身份始终如影随形地困扰着梁乡。与他初遇的杨凯之（魏大勋 饰）及纠缠不断的吴天白（朱亚文 饰）都曾对他怀有敌意。彼时的北京城仍处于八国联军控制之下，这种屈辱让所有爱国志士将愤怒指向腐朽的清政府。梁乡的困境源于身份认同的撕裂——他并非刻意追求旗人身份，却不得不在时代漩涡中承受其带来的桎梏。在日本留学期间，他不仅目睹了中日之间的巨大差距，更察觉到日本人对旗人的隐性轻视，甚至渗透在长辈与同窗的言行举止中。

因此，他毅然决然剪去了象征旧秩序的辫子，随后在图书馆深入研究日清战争的历史资料，试图通过改革图强来改变时局。然而，这一举动很快遭到了梁母（吴越 饰）的严正制止。原因无它——作为旗人阶层，唯有对大清王朝保持绝对忠诚，方可维系自身的地位与前途。

剧情中特别设计了梁乡赴日前与醇亲王载沣（由白客饰演）的对话场景。作为掌握实权的末代勋贵，载沣在清末堪称少有的清醒政治人物。这场对话成为梁乡思想觉醒的重要契机，他直言向梁乡说明选择其赴日学习的真正原因——其他留日学生普遍不愿承受艰苦的求学环境。载沣的言论不仅揭示了清廷统治危机，也映射出部分八旗贵族在时代洪流中的迷茫与不甘。

历史记载显示，载沣曾在1909至1911年担任摄政王，实际掌控清廷大权。而1932年溥仪在日军支持下建立伪满洲国时，载沣曾公开反对并痛斥溥仪的分裂行径。值得注意的是，剧中呈现的载沣形象更接近其历史本质，而非以后世视角赋予他先知般的预判能力。杨凯之对梁乡的态度转变轨迹清晰：从最初的轻视，到敌视，再到逐渐认可，最终走向共同抗争的盟友关系。

随着梁乡救国意志的逐步确立，杨凯之开始主动接触同期的留日军事留学生群体，这种跨阶层的互动使他陷入不同救国力量之间的复杂博弈。剧中通过对历史人物的戏剧化处理，展现了清末知识分子在传统与变革之间的精神挣扎，以及权力结构在时代变迁中的微妙变化。

以杨凯之为代表的群体尚未明确救国的具体途径，然而他们通过剪除辫子这一举动，表达了对"清国"身份的失望与疏离。当梁乡询问其倾向是变法还是革命时，杨凯之无法给出答案，这种犹豫并非源于对梁乡身份的顾虑，而是源于自身对变革方向的深刻迷茫。

李人骏（周游 饰）所象征的群体，正是清末时期崛起的北洋集团。这些势力普遍更倾向于支持改革而非推翻现有秩序，因为相较于革命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变法至少能够确保其既得利益不受损。

以吴天白（朱亚文 饰）为代表的激进派毅然投身革命浪潮，他们认定清政府已陷入不可救药的绝境。然而，吴天白本人亦经历了从最初抗拒旗人统治到逐步接纳一切可团结力量的思想转变过程。

有趣的是，“梁母”的主张与革命党人存在某种默契，她实质上体现了清末八旗贵族中改革派对异己势力的包容态度：主动接纳、自我革新与团结协作。梁乡最初对吴天白等强调“旗人”身份的言论颇为反感，老太太一句直球质问令他羞愧难当。日本皇室公爵邀请梁乡母子赴日求医，席间公爵夫人以友好的姿态询问梁母自行购买的翡翠镯子是否为宫廷御品，并暗示其为“庚子年”遗落日本的珍宝。梁母巧妙地否认镯子的宫廷渊源，返程途中却以“若承认这是宫里的，我们如何有脸立足于此”的诘问，揭示了清廷衰败的深层矛盾——上层吝啬资源，下层缺乏斗志。国家颓势，咎由自取。但她同样固执地维护“祖宗”传统，要求梁乡作为皇室宗亲必须坚守这一立场。载沣、梁母与梁乡（前期）的互动，基本复现了历史中清末旗人的矛盾心态，以他们为代表的改革派相对开明、温和并较为宽容地看待“异己”，试图寻找保全大清的路径，却终究被不可逆转的历史洪流裹挟。

“气数”这一概念在历史语境中往往带有玄妙色彩。对于梁乡等人身处的1900年代，“清国”对剧中人物的感触始终复杂。在“大变局”中，民族意识于世界各国觉醒，而亚洲率先推行变法的日本却在甲午海战中击败了纸面数据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有识之士指出日本与中华之间存在“师生易位”的微妙关系。《人生若如初见》客观呈现了彼时尚未完全脱亚入欧的日本对中国的态度：既带有鄙视，也暗含拉拢，更不乏对抗西方的算计。日本政府与清政府的关系始终围绕东亚政治格局展开，这也是其对革命党时而纵容、时而严查的根源。然而，无论是出于何种目的，作为“清国人”的梁乡及所有留日学员都能感受到昔日“学生”的傲慢，这种傲慢贯穿于他们对国家前途的思考中。尽管立场各异，他们却因日俄战争这一共同事件而产生短暂的团结——两国列强在旅顺展开较量，清政府选择保持“中立”。部分人愤懑不已，部分人彻底麻木。梁乡原本坚守“保大清”的信念再次动摇，而已转变立场的杨凯之与吴天白则开始采取拉拢策略。同时因其宗室身份，载沣等贵胄在培养他，日本方面也在塑造他，北洋势力同样试图拉拢他，各方势力都在“下冷子”。至少在1912年之前，多数人仍寄希望于“变法”。历史上的1901年，清政府确实推行了“维新新政”，其中最具争议性的举措是废除科举制度，兴办新式教育并鼓励留学。对革命派而言，这被视为进步之举；而对依赖科举体系的知识阶层而言，则成为割裂与朝廷纽带的导火索。

激进派对科举制度持否定态度，革命党人杨一帆（宋宁峰 饰）直言："科举的制度设计实则是将读书人困于牢笼。"而吴天白则以深刻见解指出："在国家危难之际，知识分子应成为民族的良知。"值得注意的是，吴天白作为激进派中的极端代表，其思想更为锋利激进。

曾试图刺杀载沣但未能得手，参与制造假币计划却未能成功，后流亡至日本，生活陷入困顿。

谢菽红（春夏 饰）这一角色被塑造成"理想主义者"，颠覆了传统影视作品中革命者"伟光正"的刻板形象。人物不再是完美无缺的化身，展现出性格缺陷与志大才疏的特质，甚至带有偏执冲动的精神状态。剧中通过让谢菽红作为工具人被利用，暗藏混入宴会引爆炸药的阴谋，揭示其复杂的人性面；在赴日后与革命党人的互动中，展现出言辞犀利却生活技能匮乏的反差；同时，角色对谢菽红表现出的占有欲与幼稚情感，进一步凸显了理想主义与现实困境的冲突。

相较之下，谢菽红的人生轨迹从安庆走向上海，她因年幼无知而轻易被吴天白的激情表白所吸引，最终被迫与他一同流亡。在漂泊的日子里，她逐渐以一个普通女性的视角重新审视生活。两人之间观念的冲突与调和，恰如同时代更迭中大多数人对"革命"的复杂态度：革命的实质是战争，而战争的代价往往涉及牺牲。问题在于，究竟是谁注定要承受这份代价？谢菽红无法理解吴天白对革命的浪漫主义诠释，她本能地思考的是如何"活下去"。她对梁乡的旗人身份并无排斥，也接纳梁母的热情。对于吴天白因形势变化而对梁乡时冷时热的态度，她始终保持清醒。她评判他人的标准是简单的"好人"与"坏人"，而非纠缠于立场与大义的辩证关系。这种纯粹的道德判断使她显得格外真实。在与吴天白的复杂关系中，若细细品味他们思想嬗变的轨迹与相处模式的转变，便会发现谢菽红绝非时代洪流中的被动角色，也未被刻意矮化，而是以自己的方式诠释着那个时代的矛盾与选择。

她通过平凡人物的命运折射出动荡年代中百姓的生存困境，揭示了在权力博弈之外，确保温饱与尊严才是真正的民生诉求。谢菽红朴素的人生价值观体现为“爹娘以我为荣”，她聪慧伶俐且善于变通的特质，成为在无亲无故环境中求生的资本。这种幸与不幸的交织，源自她终究被卷入时代的巨变，成为推动变革的关键力量。当她面对命运的转折时，那句“人生若如初见”恰似对过往纯真岁月的深情回望。毕竟，每个时代的参与者都难逃岁月的侵蚀。

衡量历史剧真实性的核心，在于能否还原特定历史情境下的现实生态。梁乡、杨凯之、吴天白与谢菽红等角色在晚清时期的交织，构成了对时代真实性的客观呈现。这种呈现的核心在于“温度感”——将个体的优劣特质置于时代更迭的坐标中，消解非黑即白的道德评判。通过对角色动机的多维解析，观众得以窥见历史进程中的复杂肌理。剧中如吴天白对谢菽红两次被录用产生的本能嫉妒，他质问“那个男人图你什么？”谢菽红则以反讽回应“难道每个男人都好色，不论中西？”随后，吴天白运用几何知识帮助她裁剪衣物谋生，这种看似市井的互动恰恰印证了“革命者”亦有烟火气的本质。

剧中人物关系的演变颇具深意，吴天白对谢菽红的态度从居高临下逐渐转向平等对话，而谢菽红的从容态度则暗示着对世俗偏见的超越。这种微妙的转变，让两人在乱世中建立起超越阶级与立场的默契。吴天白的困顿与谢菽红的务实，将“初见”时的纯粹情谊升华为家国命运的交织。最具讨论价值的是梁乡与杨凯之等人在时代洪流中的迷失，他们并未拥有预见未来的先知，却在困惑中不断追问“我们该如何让国家强盛”。这种集体迷茫与探索，恰如同盟会“有容乃大”的精神内核——汇聚读书人、军人、官员、袍哥等多元力量，包括那些为救国而弃清廷的旗人志士。

剧中人物始终围绕一个核心命题展开：在抽象的“中国”概念与具象的生存需求之间寻求平衡。他们共同的信念是让国家变得更好，而这种信念在谢菽红身上具象为改善生活品质的朴素追求。《人生若如初见》的价值不仅在于感动，更在于对个体命运的深度凝视。当理想主义者聚集在民族存亡的时刻，“中国”既是个抽象的历史命题，也是具体的生活图景。所有人都明白需要努力，但努力方向的分歧已然显现，正如杨一帆与吴天白在是否与同盟会合并时的矛盾。随着剧集的播出，那些“若如初见”的纯粹情谊也逐渐被现实的重量所取代，印证了纳兰性德所言“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亦变”。或许在烽火连天的年代，这样的情节能让观众在感动与反思中，体会历史的厚重与人性的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