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导演能拍好女性作品吗？健全人能演好残障电影吗？ -

近日，一部名为《卿本著者》的书籍因译后记中存在争议性表述引发关注，出版方随即决定下架该作品。此次事件掀起了关于男性译者是否适合诠释女性主义著作的讨论，部分读者借此反思过往男性译者作品中可能隐含的性别偏见与厌女情绪，同时也有出版机构推出全由女性译者担纲的书单。这一现象引发更深层思考：文艺创作与译者性别身份之间是否存在必然关联？实际上，该问题不仅涉及性别维度，更可延伸至所有艺术创作领域。以本月上映的听障题材电影《独一无二》（中国版《健听女孩》）为例，导演选用健全演员演绎残障者角色，再次触及文艺创作中长期存在的核心议题——是否只有特定群体才能对某些话题拥有阐释权？类似争议同样存在于其他领域，例如男导演能否准确呈现女性形象、健全人是否适合作为残障题材的演绎者、中产能否真实反映底层生活等。

图片来源：豆瓣。在身份政治日益加剧的今天，我们如何理解文艺创作中“身份”的呈现？又如何审视这种呈现对文化生活的反作用？01 为何女性叙事多由男性书写？王鹏凯指出，《卿本著者》事件引发争议的核心在于译者对原文中中性词汇的处理。例如“adolescence”（青春期）被译为“妙龄”，“puberty”（青春期）译作“含苞待放”，“malleable”（易受影响的）则处理为“调教”。部分读者认为此译法存在男凝倾向，但也有观点指出这是对特定语境的还原——原文本就在描述中国古代父权逻辑中女性角色的物化与驯化。此外，类似问题在其他翻译领域亦存在，如“old maid”常被译为“老处女”，女性角色被简化为“骚货”等标签。

回顾历史，确实存在大量由男性译者完成的女性主义作品。但为何此类问题在当下成为焦点？是否折射出社会心态的转变？徐鲁青认为，关键在于角色形象本身。倘若作品中男性角色本身就缺乏对女性的尊重，那么某些表述可能更接近文本原意。她质疑：作家是否必须亲身经历某种身份或真实才能创作出优秀作品？若强求每个身份都对应真实体验，奇幻与科幻类作品将难以存在。优质创作应超越对个人经验的复刻，更需作者具备对多元身份的理解能力。某些男作家因缺乏对女性心理的共情与代入，导致无法塑造立体的女性形象，而非无法表达女性主义的内涵。

王鹏凯指出，“写作的权利”这一议题具有深远意义。在近现代文学史与思想史中，诸多与女性相关的重大概念往往由男性作家率先提出，如易卜生笔下的娜拉出走，以及鲁迅对《娜拉》后续命运的思考。近期阅读到日裔美国作家凯蒂·北村（Katie Kitamura）的访谈内容，她谈及为何前两部作品聚焦男性角色，后续则转向女性叙事，坦言文学界对男性角色的书写更具优势——主流文学史与创作训练体系长期以男性视角为范本，导致女性写作面临结构性挑战。而文学史上标志性的女性形象《包法利夫人》，实则折射出福楼拜对女性生命经验的深层关注。据《纽约客》2023年文章揭示，福楼拜标志性的“包法利夫人就是我”这句话，实为他对年轻女性友人艾米丽·博斯凯（Amélie Bosquet）的感慨，后者曾与作家路容易丝·柯莱（Louise Colet）共同启发福楼拜的创作。值得注意的是，博斯凯曾撰写情节与人物高度相似的小说，却始终未能获得《包法利夫人》般的文学地位。从现存书信可见，福楼拜与这些女性友人曾因创作理念产生激烈交锋，最终分道扬镳。这种现象引发深层思考：为何文学史上女性创作者的文学成就常被男性文本所掩盖？

《包法利夫人》[法]福楼拜 著 李健吾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0-7

张友发指出，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发展具有可比性。在金鸡创投活动中，有评委谈及一部少数民族题材作品时强调，建国初期中国曾高度重视此类影片创作，甚至安排知名导演深入少数民族地区采风。但即便经过长时间的采风实践，导演们仍难以摆脱某种异化感，直到目睹藏族本土导演如万玛才旦的作品，才意识到自身缺失的内生性视角。这表明单纯的外部观察难以触及民族文化本质，正如鹏凯所言的“书写的权利”——并非指男性作家必然能写出更优秀的女性题材作品，而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下，唯有男性作家具备表达的可能。鲁迅曾在讨论女性解放的演讲中坦言：“我没有研究过妇女问题，倘使必须我说几句，就只有这一点空话”，此番谦辞背后反映了话语权的结构性困境。

徐鲁青认为，相较于探讨男作家是否能书写女性，更应追问为何女性作家群体长期缺席。她提到伍尔夫的著名假设：若莎士比亚拥有同样天赋的妹妹朱迪斯，其命运将如何？在伍尔夫的文学想象中，朱迪斯可能在兄长创作高峰时选择自杀，或被迫嫁入豪门，最终在社会规训中沉沦。历史事实也印证了这种压制，如乔治·艾略特以男性化名发表作品，而《呼啸山庄》在艾米莉·勃朗特性别身份暴露后引发争议。这揭示了文学史中性别身份的隐形规则。女性作家的缺失并非源于天赋不足，而是由多重社会因素制约，而能否进入文学史、被大众看见，更取决于系统性的权力结构。

今年正值伍尔夫代表作《达洛维夫人》问世百年，原始书封（图片来源：Wikipedia）。

王鹏凯指出，近期谷雨杂志发表的《与王安忆共探费兰特》一文中，王安忆曾明确表示，费兰特的身份必定是女性，因为唯有女性才能深入刻画莉拉与莱农这样复杂的人物，男性作家难以企及。

丁欣雨则提到，陈丹青在解读《我的天才女友》时坦言，作为年近七旬的男性读者，他在阅读中感受到的女性思维方式与情感表达超出了个人生活经验，甚至为之动容落泪。他感慨道，当小说家中出现费兰特这样的女性作家，实则是填补了男性对女性内心世界的认知空白，拓宽了文学阅读的维度。

徐鲁青认为，费兰特曾表示女作家的作品如同散落的碎片，而当前的文学史尚未将这些碎片串联成完整的脉络。他提及俄语文学中托尔斯泰等男作家的影响，同时指出尽管有人质疑按性别或身份划分文学作品的合理性，但'全女书单'恰是一种重塑女性文学传统的尝试，如同将碎片编织成连贯的叙事，赋予女性创作以历史纵深。

张友发指出，近期关于男性与女性创作者在表达方式上的差异性讨论逐渐增多，这种现象在通俗文学领域尤为显著。从网络文学的观察视角可见，近二十年形成了明显的受众分层，即男频与女频两条相对独立的内容生产线。以男频作品为例，穿越、历史等题材往往弱化情感线，侧重展现男性视角下的欲望投射，这种创作倾向与当前电影和文学的多元表达形成对比。值得注意的是，此类分野已通过影视改编渗透至剧集领域，尽管尚未达到网络文学的割裂程度，但制片人行业认知已发生转变——十年前他们仍强调"唯有观众喜好才是核心"，而今则开始区分目标受众定位。

正如文化周报近期所探讨的，英国作家裘德·库克创办的专攻男性作家出版社，是否预示着某种新的创作趋势？这种趋势的形成机制与文化消费模式的演变密切相关。在人的欲望最为直接的领域，如日本成人影视产业，近十年已形成明显的性别导向分野，而纯文学及电影仍保有较高的大众文化包容性。因此，电影领域成为性别议题最常被讨论的载体，例如关于"男导演为何要创作女性题材"的争议，以及女性创作者作品常被男性视角解读的现象。

王鹏凯补充道，这种身份差异性表达不仅局限于性别范畴，也存在于少数族裔、残障群体等其他身份维度。徐鲁青提出，残障权利运动提出的"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原则（无我们的参与，勿做关于我们的叙事）是否意味着，所有身份群体的呈现都必须获得该群体的直接参与？他认为残障群体的表达需求更为迫切，因为缺乏亲身经历可能导致认知偏差，这与女性主义叙事的创作要求存在本质区别。这种现象背后反映出的社会权力结构值得深入探讨。

王鹏凯以香港电影《看我今天怎么说》为例，该片由健全人演员钟雪莹饰演聋人角色，获得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在专访中，她强调除了学习手语和与聋人社群互动，更通过刻意感受社会边缘状态来深化角色理解。这种边缘体验不仅适用于聋人群体，也可延伸至其他社会身份的表达需求，包括性别认同的复杂性。这提示我们，当探讨身份议题的文艺创作时，创作者需要建立更立体的感知维度。

电影《看我今天怎么说》的海报（来源：豆瓣）张友发提出，在探讨残障议题时我们或许面临视角错位的问题。当通过文艺作品或他人经历讨论残障群体时，往往缺乏来自残障者本体的观察视角，而性别议题因具普遍性，使得每个人都能直观感知。丁欣雨则聚焦两部听障题材作品的差异：《独一无二》改编自原版《健听女孩》，其选角采用真实听障演员出演三位听障角色。影片最具冲击力的场景是全家共同观看女儿的音乐会演出，当女儿登台表演时，镜头切换至听障父母与哥哥的视角——画面呈现静音状态，仅能捕捉到父亲四处张望观察观众反应的细节。这种静音处理引发观众强烈共鸣，但丁欣雨同时质疑，此类"静音模拟"本质是否仍是健全人对听障经验的想象性再现？因为许多观众将听障角色的反应解读为"紧张、不知所措"，从而产生带有倾向性的同情。相较之下，《惠子，凝视》导演三宅唱选择保留并放大环境音，如流水声、车流声与行人脚步声。他在访谈中指出，多数作品通过"静音"营造共情假象，实则是源于健全人对自身听力特权的意识。他主张以"过度聆听"的方式呈现环境音，让观众在强化的听觉体验中体悟听障者与健全人之间感知方式的根本差异，为理解他人提供了创新视角。

《惠子，凝视》剧照（图片来源：豆瓣）徐鲁青认为，导演展现的其实是作为健全人对世界的感知，其创作本质是忠实地记录个人体验，而非对听障群体进行主观揣测。这引发了关于创作逻辑的深层思辨：一方面呼应残障权利运动倡导的"没有我们的参与，就不要谈论关于我们的叙事"；另一方面则指向创作者应通过有限的共情能力去理解他人，即使这种理解存在本质局限。张友发则以刘涛主演的中年偶像剧为例展开讨论，该剧讲述底层女性逆袭成为高管的戏剧性故事，虽因剧情夸张获得低分评价，却意外斩获高收视率。当记者询问中老年观众为何喜爱这类作品时，一位母亲表示："故事很有趣"，而正午阳光的年代剧因"太真实"反而缺乏吸引力。这种现象令他产生认知错位——当我们无法真正共情某个群体时，叙述往往陷入二元困境：要么以猎奇视角将其变成被凝视的"他者"，要么用主流价值替其发声，如同为中老年创作的剧集常预设他们应关注历史苦难或严肃议题，却忽视了他们真实的文化偏好，如对假靳东的追捧和为秀才打赏的喜好。因此，关键在于给予特定群体自主的表达权或内生性的视角选择权，甚至更根本的是赋予其评论的自主权，因为现实中往往只能听到非该群体的评价。

在深入探讨身份政治的议题中，张友发提出：若身份是一种结构性存在，那么身份转换必然意味着视角的革新与可能性的重构。例如，女导演与男导演的创作差异是否仅体现为性别身份的转换？还是说将引发整个制作体系的变革？今年邵艺辉的采访令他印象深刻，其中提及她打破传统片场管理方式的尝试。比如在传统剧组中，导演常通过严厉呵斥群演来维持秩序，这种压迫性管理方式令群演产生恐惧情绪；而邵艺辉则会请男性工作人员提醒相关行为。同时，传统电影团队凝聚力多依赖酒局等社交活动，邵艺辉却主动避开此类聚会，她担忧自己是否能有效凝聚团队。制片人叶婷的评论颇具启示性："你用烟酒打开他们，那就是烟酒的方式；你用职业工作的这种方式打开，他就是给你呈现这一面。"这实际上推动了片场权力结构的转型——若一位女性导演仍沿用男性导演的管理方式，如呵斥群演、依赖酒局，实际上只是成为体系中的"另一个男性"，其突破性显然存在局限。

导演邵艺辉在片场（图片来源：豆瓣）谈及无障碍设计领域时，徐鲁青指出当前许多所谓的残障设计本质上仍是健全人视角的延伸。他提到一位残障设计师曾表示，只有当更多盲人或聋人设计师参与其中，才会真正关注残障人士使用耳机的实际需求，这种身份转变将引发更深层的结构性变革。同时，徐鲁青强调身份表达议题在中美两国的讨论存在显著差异——美国已深耕多年，而中国才刚刚起步。他以正在推进的全女书单为例，指出社会开始意识到女性写作与男性写作的本质区别，但真正的突破仍需更多元的创作力量。

王鹏凯延续这一话题，分析了女性与弱势群体在获得创作机会后的复杂处境。他指出在西方，少数族群往往面临"身份单一化"的创作困境：创作者被限制只能书写与自身身份相关的内容。以越南裔美国作家王鸥行为例，其首部小说《大地上我们转瞬即逝的绚烂》因融合了同性题材、越南记忆和亚裔身份认同等多重主题而被多家出版商拒稿，建议其专注移民叙事。这种局限性虽带来创作压力，但也形成新的张力。美国评论家朱华敏在分析女作家蕾切尔·卡斯克的作品时提出值得深思的观点：卡斯克主张警惕男女平等带来的价值观混淆，认为女性创作需直面性别内部的特殊性。而朱华敏则尖锐反驳，指出这种观点实质是"将空气定义为男性并拒绝呼吸"。她强调真正的挑战在于，当女性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后，能否突破"女性"的标签，实现创作可能性的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