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悬疑剧，为何走不出“小镇往事”？ -

2025年上半年，国产悬疑剧持续处于低迷状态，《沙尘暴》《棋士》《黄雀》《乌云之上》《借命而生》等新作接连登场，但整体热度未能达到预期。其中《沙尘暴》凭借豆瓣8.1分的开分成绩成为口碑担当，尽管收视表现平淡，却凭借其独特的叙事视角引发关注。这部作品延续了社会派悬疑的经典框架，以转型期西北小镇为背景，通过小人物的命运浮沉映射时代变迁。此类题材的创作巅峰则回溯至两年前的《漫长的季节》，观众群体呈现出复杂的心理状态，既对同质化内容产生倦怠，又难以割舍这类作品的情感共鸣。

在长期演进历程中，尽管大城市已不再是侦探与罪案的唯一背景，但其仍占据国产悬疑探案剧的核心地位。然而若细观近年中国悬疑剧创作，虽然《白夜追凶》《猎罪图鉴》《摩天大楼》等作品展现出鲜明的都市特质，但那些笼罩在朦胧小镇、荒凉边陲之上的时代滤镜，反而更易引发观众共鸣。这种现象不仅源于制作成本考量与跟风效应，更折射出深层的文化逻辑：为何国产悬疑剧普遍缺乏现代都市叙事？正如历史辩证法所示，这种独特审美既成就了类型剧的特色，也制约了其突破。当社会派悬疑剧异军突起，其背后正是社会派推理小说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基础。20世纪50年代松本清张开创《点与线》先河，确立了以案件为切入点揭示社会问题的叙事范式。此后森村诚一、宫部美雪、叶真中显等作家持续推动该类型发展，但真正在中国引发广泛共鸣的却是东野圭吾。其代表作《白夜行》《嫌疑人X的献身》常年占据豆瓣榜单前列，深刻塑造了当代读者对社会派推理的认知框架。这种类型凭借对社会现实的深度映照获得持久吸引力，相较强调诡计与逻辑的本格推理，更易获得大众认同。

《点与线》松本清张 著 林青华 译 南海出版公司 2016-6。然而，社会派文学并不必然局限于传统乡村题材，现代都市反而成为其更广阔的创作空间。日本国民级刑侦剧《相棒》便是典型案例，该剧以东京警视厅特命系为故事核心，历经23季持续关注社会变迁与网络趋势，从青少年犯罪、老龄化社会到AI犯罪等议题，始终紧扣时代脉搏展开叙事。

谈及中国社会派悬疑剧的文化基因，为何总与东北小城或西南小镇产生强烈关联？这种文化偏好可溯源至民国悬疑小说的发端。彼时上海作为叙事焦点频繁出现，但学者李欧梵在《现代与正义：晚清民国侦探小说研究》中指出，即便故事发生在上海，作家与城市的现代性仍保持距离。他以程小青的《霍桑探案》为例，认为作品对都市阴暗面的探索不足是其主要缺陷。而战玉冰则揭示了另一种书写传统——"苏州书写"，这类作品转向关注郊区空间，展现出鲜明的地方性特征。以朱的"杨芷芳新探案"为例，相较于上海探案对"罪"与"智"的侧重，苏州本土侦探更强调"情"的维度，折射出传统道德伦理的现代困境。

国产悬疑剧的在地化传统，与当代电影对小城镇的书写密不可分。小城镇作为介于现代都市与乡土社会之间的特殊空间，孕育了诸多文艺作品：从沈从文、萧红的乡土叙事到《小城之春》《芙蓉镇》《小武》《钢的琴》等经典电影。孟君在《中国当代电影的空间叙事》中分析，小城镇文化呈现出独特的矛盾性，既不同于都市文化的理性祛魅，也区别于乡村文化日益匮乏的生命感知。这种充满张力的空间特质，使小城镇成为艺术创作的重要场域。

在《沙尘暴》的叙事中，这种矛盾性具象化为多重女性角色的命运轨迹：渴望突破摊位束缚却困于省城梦想的程春，挣脱小镇桎梏却被婚约束缚的刘盈盈，以及在不幸婚姻中奋力挣扎的孙彩云。她们的悲剧结局印证了齐美尔在《大都市与精神生活》中的论断：小城镇会抑制个体独立性与独特性的发展。这种文化空间的双重属性，既为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素材，也常成为编剧构建戏剧冲突的便捷载体。

在探讨中国人对罪案的想象时，其呈现出与西方“犯罪都市”截然不同的文化图景。尽管西方也孕育出诸如《双峰》《冰血暴》等优秀的小城镇悬疑作品，但整体而言，西方的犯罪叙事更倾向于将犯罪行为与都市环境深度绑定。正如非虚构作品《凶年》所描绘的“凶杀之都”巴尔的摩，那里的犯罪与警察的博弈构成了城市生存政治的缩影。无论是执法者还是街头犯罪者，都仿佛置身于一场永不落幕的戏剧现场，随时准备迎接下一个令人震惊的事件。

相较之下，中国的罪案想象更深层地扎根于人际关系网络。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精准概括了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伦理关系结构。在“谁是自己人”“谁是外人”的辨识中，人与人之间的亲疏远近构成了行动的伦理坐标。这种“关系”逻辑在当代社会派悬疑剧中尤为明显，创作者常通过人物在道德伦理与血缘纽带间的挣扎，展现复杂的人际网络如何渗透犯罪行为。

中国视频监控体系的革新始于2005年的“3111”试点工程，标志着天网工程的诞生，如今它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视频监控网络。2010年后，DNA比对技术的普及更使破案手段发生质变，如白银市连环杀人案的凶手就是在技术助力下被锁定。监控、DNA分析、人脸识别等科技手段的应用，不仅让所谓“悬案”变得可解，更使城市治安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秩序感。这种科技带来的破案成功，成为当代悬疑剧持续回望过去的重要动因。

然而，科技的“祛魅”效应也深刻影响了艺术创作。正如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以学术为志业》中提出的“祛魅”概念——人类活动被理性计算取代，神秘力量逐渐消解。在科技尚未成熟的世纪末，那些口耳相传的悬案往往笼罩着诡异的神秘色彩，滋生出无数都市传说。而如今，虽然犯罪手段愈发残忍，但凶手形象被技术手段逐步明晰，成为可被理性分析的“恶人”。

这种转变对影视创作提出了新挑战。有悬疑作家在小红书平台坦言：“不写十几年前的案件真的不知道写什么了。”尽管当代案件动机更加离奇，但手法却普遍趋于常规化。这种“手法普通”并非犯罪模式的退化，而是得益于破案技术的突破。在证据确凿的时代，原本充满神秘色彩的犯罪被还原为可通过科技手段破解的案件，使得创作者难以完全把握这个高度理性的破案场景。

以TVB《法政先锋》最新一季为例，剧中通过模拟实验等高科技手段侦破案件，最终揭示死者因随地方便将尿液排在电缆上而触电坠楼。这种极具现实感的破案过程，令观众在震惊之余产生强烈的反讽体验——仿佛吞下了“巧克力味的屎”。部分观众在评论中指出，剧中看似高超的科技元素往往流于形式，缺乏实质突破，反而弱化了传统侦查技巧与逻辑推理的价值。

在无处不在的监控网络覆盖下，创作兼具真实感与戏剧性的"高科技犯罪"题材已成为悬疑剧制作的难点。为此，许多作品选择回避科技元素，这种策略一方面保留了案件本身的神秘感，另一方面也降低了创作难度。如2023年上线的禁毒题材剧《雪迷宫》刻意设定在1998年，当时缺乏专业缉毒队伍与技术手段，从而强化了案件的戏剧冲突。近期热播的韩剧《恶缘》同样通过设置无监控路段，展开"撞车骗保黑吃黑"的情节设计。

随着科技发展消解了传统悬疑的神秘性，悬疑剧在"求奇"道路上面临更大挑战。于是部分作品转向现实主义路线，如去年的《我是刑警》回归传统叙事方式，展现警方调监控、蹲点调查等真实流程。但该剧后半段因节奏拖沓、情感煽情过度导致口碑下滑，未能维持前期热度。目前国产悬疑剧仍在不断拓展"舒适圈"，通过地域、时空与叙事三重维度构建奇观，用广度与情感浓度掩盖叙事深度的不足。

在周宪《视觉文化的转向》中，电影"奇观"被定义为具有强烈视觉吸引力的影像呈现。《沙尘暴》中，灰蒙蒙的沙尘滤镜与西北地貌的运用，营造出孤寂荒凉的氛围。剧中王良在沙尘暴中被吞噬的结局，以及丁宝元在沙漠中残忍处决情敌的场景，都形成了极具冲击力的视觉奇观。这种对"奇观"的追求已延伸至地理与时空范畴，从东南西北到上山下海，从古至今的叙事扩张。

然而与奇观的快速发展形成对比，多数悬疑剧在细节与内核上仍停滞不前。同时，"刻奇"现象逐渐显现，即对人性与社会的探讨逐渐沦为空洞的情感宣泄。陆川执导的《借命而生》便是典型案例，前三集获得好评却因逻辑漏洞与铺垫不足导致口碑崩塌，被观众诟病"全靠BGM烘托情绪"。这种情感泛滥但缺乏真实性的倾向，与昆德拉对"刻奇"的定义不谋而合——对生命的绝对赞美往往掩盖了现实的丑陋。

值得关注的是，《法治先锋》中"撒尿被电晕"的荒诞情节虽显粗糙，却意外实现了对刻奇叙事的解构，以"烂片"姿态完成了对过度煽情的反叛。那些承载乡土情结、关注社会变迁的悬疑剧则陷入重复叙事的困境，既保证了基本质量又难以突破创新。从中国悬疑文学传统、小镇电影脉络到现代科技祛魅，这些作品在文化层面展现出独特的创作路径。其未来走向，需等待影视从业者与观众共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