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格拉斯被取消了》，复仇爽剧背后未完成的是什么？ -

近日，2024年推出的4集英剧《道格拉斯被取消了》再次引发广泛关注，登上豆瓣一周全球口碑剧集榜，并斩获9.4分的高分评价。"反杀渣男的高段位复仇""燃过《初步举证》""新闻界老登覆灭记"等关键词在观众圈层持续发酵，不少观众在观看过程中不自觉地发出"爽到了"的感叹。

《道格拉斯被取消了》宣传图 （图源：豆瓣）该剧表面上属于复仇题材，实则以职场性别歧视为切入点展开深刻探讨。故事始于知名男主持人道格拉斯在私人酒会上发表的性别歧视言论，但具体细节始终成谜。最初这条消息并未引起广泛关注，直到其主持搭档麦德琳主动转发并试图澄清，反而激起了更大波澜。麦德琳宣称此举旨在回应对道格拉斯的不信任，借助舆论力量迫使当事人退出公众视野。剧情揭示，麦德琳曾长期遭受上司托比的性骚扰，而道格拉斯对此知情却不作为。剧中并未对性骚扰行为明确的托比进行审判，而是将焦点转向了道格拉斯作为"沉默的帮凶"的角色，从而引发对"取消文化"现象的思辨。

在探讨如何应对失德艺术家的专著《划清界限》中，哲学家埃里克·豪陶洛·马瑟斯将‘取消’划分为两种不同的情境——一种是涉及明确暴力行为的案例，另一种则是因争议性言论引发的舆论事件。对于后者是否应当被取消、谁具备裁定权力、以及取消的合理边界等问题，至今仍缺乏明确答案且持续引发争议。本文指出，《道格拉斯》一剧并未直面这些核心议题，而是借助复仇叙事的逻辑框架，将对取消文化复杂性的讨论置于次要位置。剧中麦德琳的复仇行动最终未能完全实现其目标——当‘取消’过程过于顺畅时，惩罚机制的协商空间被压缩，系统性变革因而难以真正达成。何罪之有？‘取消文化’及其争议：《道格拉斯被取消了》剧名中所使用的‘取消’一词源自社会学概念‘取消文化’，指代一种社群抵制行为。这种行为通过举报个体言行违背政治正确，发动舆论攻势并试图将对方彻底边缘化的集体行动。自大众媒体时代以来，‘取消’事件频发，从J.K.罗琳的‘恐跨言论’引发《哈利波特》系列遭全面抵制，到杨笠因性别笑话遭受舆论追击，‘取消’已然成为一种能够摧毁公众形象、限制社会表达的强大力量。在剧中，道格拉斯最初面临‘取消’威胁的导火索是一则性别歧视笑话。社交平台上某账号爆料称，他在侄女婚礼上以活跃气氛为由讲出了带有性别偏见的段子，虽未披露具体内容，但这一未经证实的指控已引发多方对其的舆论围剿。

《道格拉斯被取消了》这一作品的截图（来源：Bilibili）引发热议，其中道格拉斯因推文引发的连锁反应而愤怒质疑"我究竟何罪之有"。这一情节与此前引发广泛讨论的舞台影像作品《初步举证》形成呼应，在这两部作品中，女性角色均以性别歧视受害者的身份展开抗争。值得注意的是，《初步举证》中的施暴者明确实施了性侵行为，并直面法律体系的审判；而《道格拉斯》所呈现的性别歧视玩笑，则因法律界定模糊而难以定性。

《初步举证》截图（图源：豆瓣）西方文化界围绕"取消文化"的争论折射出深层的伦理困境。2020年7月7日，《哈泼斯杂志》(Harper's) 发布了一份由跨政治光谱文化界人士联合签署的公开信。信中指出，当下社会存在对异议声音的压制倾向，通过公开羞辱、群体排斥等方式，将复杂的社会议题简化为非黑即白的道德判断。例如，有学者因课堂引用文学作品遭调查，研究人员因分享同行评审成果被解雇，某些机构负责人甚至因轻微的过失被罢免。参与者担忧，这种现象可能导致个体因偶然的失误或不当言论而失去职业生存空间。目前学界对此存在两极化讨论：支持者认为"取消"是公民表达立场的权利，正如作家奥斯卡·施瓦茨(Oscar Schwartz) 所强调的，尽管可能存在误伤，但更关键的是要揭露那些长期忽视少数群体困境的权力结构；反对者则指出，这种文化会侵蚀言论自由的边界，助长群体极化思维，使社会陷入非黑即白的对立漩涡。在《道格拉斯》的叙事中，"取消文化"的争议被重构为私人复仇的戏剧化呈现，麦德琳的反击被视为一种象征性的"私刑"，其产生的集体快感源于人们对正义缺失的补偿心理。法理学家桑本谦在《法律简史》中提出，正义的实现包含生物学基础——人类天然存在以牙还牙的报复本能，当公权力无力介入个体伤害时，私人层面的复仇便成为满足道德直觉的替代性解决方案。

尽管观众在为麦德琳成功复仇感到快感时，编剧在情节细节中埋藏的隐喻却值得深入探讨。麦德琳的复仇行动实则是源于托比性骚扰事件中道格拉斯未给予支持的失落感，而非单纯针对道格拉斯的玩笑。整部剧作中，她的愤怒始终指向这个沉默的旁观者，而非真正的施暴者。这种被压抑的情绪转化具有明显的策略性，其复仇行为实质上是借由对性别权力结构的运用（如利用女性身份优势操控局势）完成的系统内博弈，而非对现有秩序的颠覆。剧终时麦德琳参与电视访谈的桥段，恰成为这一主题的绝佳注脚——当主持人将事件解读为女性集体胜利时，她清醒地强调这仅是个人层面的反击。

《道格拉斯被取消了》剧照（图源：bilibili）在该剧的爽剧叙事框架中，虽然并未直接探讨"取消"行为的正当性边界，却通过构建戏剧性冲突暗含着对"取消"现象的批判性思考。剧中麦德琳借助舆论力量将道德谴责转化为实质性的惩罚，最终导致道格拉斯的职业生涯终结。从道德哲学视角观察，道德责备的核心功能在于维系关系网络，而惩罚机制则往往破坏既有的社会联结。这种双重机制的差异揭示了"取消"行为的本质特征：其既是明确的惩罚手段，又呈现出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倾向，缺乏中间地带与协商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该事件的处理过程暴露出制度性缺失。马瑟斯指出，公众问责往往缺乏统一标准，容易异化为基于个人偏好与立场的情绪宣泄。这种现象在播客"展开讲讲编辑部"中被进一步解析——麦德琳通过话语策略的转换，将性别歧视话题重新编码为对新闻体制与阶级结构的挑战，这种置换使得道格拉斯的"取消"从道德审判演变为群体博弈。当"取消"的成败不再取决于行为本身的是非判断，而取决于舆论场中谁占据主导地位时，其本质上已超越了单纯的道德惩戒范畴。

当“取消”演变为一场毫无波折的胜利狂欢，我们究竟遗失了何种价值？在《道格拉斯》事件中，支持者们反复尝试为那个若隐若现的笑话还原其真实面貌，试图构建一个“既带有性别歧视又不至于过分冒犯”的笑话版本。这种矛盾性揭示出一个深层困境：评判话语是否构成冒犯的尺度，本应由受伤害方的主体经验来界定，而男性作为旁观者，始终难以真正共情或理解这种主观感受。

《道格拉斯被取消了》的截图（图源：bilibili）显示，《初步举证》则凸显了这一议题的深层价值。某些创伤性私人体验难以转化为可验证的法律证据，其真实性常陷入无法被证实或证伪的困境，只能通过持续的对话逐渐显现。如何将此类弱势群体的主观感受纳入制度性框架予以确认与保障，成为社会治理不可回避的命题。然而随着麦德琳复仇行动的推进，性别冒犯的模糊性被阶级冒犯的清晰性所取代，使得原本需要想象与探讨的争议性话题被迅速消解。这种叙事策略揭示出，《道格拉斯》实质上构建了一个被"爽剧"表象遮蔽的警示寓言——当"取消"机制成功运作后，社会对边缘群体痛苦体验的关注将被彻底搁置。作品借此批判性地指出，取消文化可能异化为压制多元声音的工具，其表面正义感背后潜藏对深层次社会矛盾的消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