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期档最期待的国产大片，彻底凉了 -

随着暑期档的测评逐渐接近尾声，终于轮到这部《东极岛》登场。影片在上映前夕便引发广泛关注，鱼叔对其充满期待。一方面，影片以中国渔民营救英军战俘的历史事件为核心，展现出了极具冲击力的叙事。去年上映的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深入挖掘了这一历史事件，揭示许多被尘封的细节。该纪录片不仅斩获当年9.2分的高分纪录，更赢得金鸡奖的青睐。另一方面，影片的制作团队阵容可谓星光熠熠，由管虎（《八佰》）、费振翔（《山花烂漫时》）执导，朱一龙、吴磊、倪妮联袂主演。影片在上映前的票房预期曾一度攀升至40亿的高位。然而影片上映数日后，票房表现不佳，口碑也呈现两极分化。

如今的影视作品罪名清单已经丰富到足以排成四字成语串烧：历史虚无主义、歪曲史实、贬低人物形象、夹带私货、抗日神片……上一次遭遇类似舆论风暴的，仿佛还是那部至今未释出评分的《我本是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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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电影改编自1942年二战期间真实发生的海难事件。一艘名为「里斯本丸」的日军货轮从中国香港启程前往日本，船上除装载大批战略物资外，还押送着1816名英国战俘。10月2日，当船只途经浙江东极岛海域时，因未悬挂标明战俘身份的特殊旗帜，遭到美军潜艇袭击而沉没。日军在物资抢救过程中，竟封锁战俘舱门试图将战俘一同葬身海底，后又在战俘成功突围后，对落水的战俘实施扫射，导致大量伤亡。

在战争陷入绝境之际，中国渔民展现出非凡的人道主义精神，成功营救了384名战俘。这一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不仅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国际主义情怀，更为后人保存了珍贵的第一手见证材料和历史记录。

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由电影人方励于2014年启动，他偶然接触到这段尘封的历史片段，展开历时八年的深度探索项目。通过打捞沉船残骸、采访幸存者及救援渔民、寻访受害者家属等多方协作，方励逐步还原了这段被历史遗忘的往事。影片最终获得广泛赞誉，但争议也随之而来——部分观众批评其叙事存在偏差，尤其对渔民的正面形象进行了过度解读。事实上，历史影像资料显示，这些渔民出于本能的善念主动施救，他们面对呼救时的反应源自朴素的人性光辉，而非功利考量。

在《东极岛》的情节中，渔民群体展现出明显的被动与怯懦特征。面对岛上日军的残酷统治与屠杀事件，他们内心充满恐惧。即便驻扎的敌军已全部死亡，仍因长期压抑的心理状态而不敢出海作业。直至在主角们引领下意识到反抗的重要性，并得知日军即将实施屠村计划，才最终鼓起勇气出船营救村民。

影片中登场的几位主要角色，实际上都属于「外来者」范畴，难以被视作渔民群体的典型代表。其中由朱一龙饰演的阿赑与吴磊饰演的阿荡兄弟，作为海盗遗孤被遗弃在岛上后被村民收养，这种特殊出身使他们与渔民群体存在天然隔阂，甚至遭到渔民群体的排斥。

倪妮饰演的阿花，是位被救出的养女。

陈先生曾担任教职，其身份实为国民党逃亡者。李元兴身为汉奸翻译兼保长，亦非渔民出身。

影片通过渔民接连不断的反抗与牺牲，最终促使他们喊出「不要跪」「不再忍」的呐喊。此前，这些渔民始终以模糊的面容作为背景板存在，直到最后二十分钟才在出海救援的情节中获得展现。这种叙事手法在部分观众看来颇具争议，认为角色塑造存在明显的铺垫不足。

另一个值得商榷的批评在于「历史再现的偏差」。影片中不仅将渔民简化为背景角色，更将英军战俘塑造为功能性配角，未能充分体现其作为历史主体的能动性。实际上，战俘群体在绝境中展现出的顽强抗争精神，才是扭转局势的关键因素，而这种真实的历史叙事在影片中被弱化或遮蔽。

影片中，主角阿赑凭借中国「海王」般的超凡能力展开了惊心动魄的营救行动。从单枪匹马对抗敌军到化解全船危机，再到以一敌二击沉两艘战舰，这些原本体现集体英勇的事迹被异化为个人英雄主义叙事。当群体协作的抗战精神被简化为复仇爽片的桥段，真实历史中无数普通人的牺牲与奉献便被掩盖。这种改编不仅消解了历史的厚重感，更让观众对这段抗争岁月产生了片面认知。

电影因史实偏差与情节侧重的调整，引发越来越多的争议。当然，作为观众或许可以客观看待，毕竟这是一部改编自商业项目的影视作品，相较于纪录片，其艺术加工在所难免。若暂时搁置先前的争议，仅从影片本身来看，其表现力同样令人失望。影片在叙事层面存在明显问题，让观众感到困扰。具体而言，视角转换频繁，开场以阿赑的旁白展开双胞胎的背景故事，随后却转为年迈的阿花作为叙述者。这种转变不仅导致叙事主体的不确定性，更使叙述语气发生微妙变化。配合多线程人物剪辑手法，整体节奏显得杂乱无章，缺乏连贯性。

角色形象的塑造存在明显短板。主要人物缺乏深度刻画，沦为简单重复口号的工具人。以阿花为例，她本可与阿赑一同离开东极岛前往上海，但因选择留下照顾养父而留下伏笔。这种孝顺的抉择本应引发情感张力，却未见父女间的情感互动描写。待养父惨死于日军之手，阿花竟将跪拜多年的宗祠牌位墙砸毁，口中喊出的「女人不能出海，今儿我就破了这规矩」更是机械式的宣言，全无情感共鸣。

在影片中，阿赑这一角色塑造最为立体。作为长兄，他始终将弟弟置于保护之下。当阿荡救起一名英国战俘引发日军追踪时，阿赑最初表现出强烈的排斥态度，甚至产生驱逐或阻止的冲动，试图为弟弟规避风险。然而，弟弟的意外离世成为关键转折点，促使阿赑从单纯的守护者转变为复仇者，他继承弟弟遗志，投身救赎之路，将个人情感升华为对抗侵略者的正义行动。

但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弟弟的人物塑造，还是兄弟情的刻画，都显得不够成功。阿赑与阿荡之间的情感纽带，不仅源于血缘关系，更建立在他们共同经历的苦难之上——被遗弃、因海盗身份遭全村驱逐的宿命。这种命运的重叠使他们成为彼此意义上唯一的情感依托，因此阿荡的离世才彻底击溃了阿赑的心理防线。

影片中兄弟情谊的刻画主要依赖旁白叙述。例如阿赑提及童年时期需亲手哄着弟弟入睡，这一细节在弟弟离世后被转化为他将遗体带回住所、带着泪水最后一次为他盖上被子的场景。然而由于缺乏前期剧情铺垫，该段落未能有效引发观众情感共鸣，既显得情节突兀，也削弱了戏剧张力。

影片在主题呈现上显得过于杂乱。创作者堆砌了大量元素：抗战叙事、复仇情节、救人使命、渔民信仰、女性力量，甚至刻意引用张艺谋经典曲目《满江红》……这些内容试图涵盖多重维度，却不过浮光掠影。片尾题字「献给血性的中国人」虽具象征意义，但抗日神片式的爽感与热血实为情绪宣泄的伪装，强行灌输的爱国情绪更显生硬。

说实话，看完这部影片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并非剧情走向，而是演员精湛的游泳技艺与水下场景的拍摄水准。这两项呈现与影片的叙事主线和主题表达毫无关联，令人不禁感慨创作团队似乎迷失了方向。与其在历史题材中强行制造冲突，不如将这种视听张力注入更具现代感的东极岛版《疾速追杀》式作品，或许更能展现其价值。

谈及此处，鱼叔不禁联想到电影《我本是高山》。面对同样珍贵的创作素材，影片却选择舍本逐末，未能保留核心价值。这种处理方式引发了类似的质疑：似乎创作者低估了人类对精神信仰的深层需求，缺乏对灵魂力量的真实认知。

《东极岛》的创作者显然并不认同渔民们会单纯基于善意而无条件救助英国战俘。因此，他们刻意淡化甚至扭曲渔民群体的形象，为这一行为构建各种合理化叙事。

渔民们最终决定出海，一方面源于主角们接连遭遇不幸引发的集体悲愤，另一方面是阿赑从日本士兵处获悉日军屠村计划，旨在掩盖里斯本丸事件的真相。在得知这一消息后，众人意识到无论选择何种方式都将面对死亡，因此毅然决然地决定采取行动拯救生命。

在此之前，还存在一些铺垫信息。英军战俘不仅象征着一条生命，更被赋予协助中国抗战、共同抵御日军侵略的战略意义，这种特殊身份成为同盟力量得以生存的关键因素。

在相关采访中，导演提及创作需深入探讨人物动机。他试图解答一个关键疑问：在非亲非故且充满战火的环境下，渔民们为何愿意冒生命危险救助来历不明的陌生人？单纯的善良似乎难以支撑这一行为。经过团队实地拍摄及多方调研，导演发现答案或许源于时代变迁——过去与现在的信仰体系已产生差异。因此，无论是"海上有难必救"的口号，还是对救人过程的刻意渲染，都在试图展现这种信仰的独特价值。

导演认为，电影走向"走偏"的深层动因正在于此。要宏大叙事而非琐碎细节，追求精神震撼而非日常真实，这种取舍恰恰反映了"总想搞个大片"的刻奇心理。创作者或许并非否定朴素答案的力量，而是认为其难以承载商业大片所需的体量。在追求丰富故事细节的过程中，又陷入行活儿与市场标准的双重束缚，最终让观众看到的是一场典型的商业化狂欢：流量明星的肉身表演、毫无逻辑的激情戏码、夸张的爆炸场面、刻意制造的血腥镜头......所有元素都轰然作响，却未能传达出真实的情感内核。

鱼叔借本次测评机会再次回顾了相关纪录片，意识到渔民在救援行动中的动机远非简单的善良所致。以里斯本丸沉没事件为例，最初抵达现场的渔民实际上是为了打捞漂浮的布匹等物资，随着打捞工作的展开，他们才意外发现幸存者并展开救助。

这一行为显然深受其信仰体系影响。据纪录片记载，当年获救的战俘被安置于天后宫中，而天后即妈祖，作为航海保护神，被中国沿海地区普遍信奉。海上遇险必施援手的习俗传统，正是源于对妈祖护佑平安的信仰。

这些信仰传统深深植根于每位渔民内心，承载着他们对海洋的敬畏与期盼。海洋的变幻莫测，使得以海为生的群体对这片水域怀抱着矛盾交织的情感。当他们投身于救援行动时，往往蕴含着对自身遭遇的反思与自我救赎的渴望。

《苦尽柑来遇见你》另一方面，乡土环境往往意味着更为紧密的人际纽带。久居一方的家族群体则形成了具有凝聚力的熟人网络。资源匮乏的现实条件促使邻里间互助成为普遍现象。因此，救助行为往往演变为集体行动，唯有相互连接的小舟才能组成船队。

日军上岛展开搜查行动后，当地渔民通过精心组织的协作网络，迅速协助三名战俘完成转移。他们利用对地形的熟悉，秘密安排藏身点、建立物资补给通道，并通过联系懂日语的翻译人员形成完整支援体系。这些隐蔽的礁石藏身点与复杂送饭路线，非本地渔民难以掌握，成为战俘成功撤离的关键保障。

在这一系列的救援事件中，地域特征、时代背景、国民特质与人性表现，每一个层面都蕴含着难以言表的动因，这些动因源于特定国家文化的深远影响。相较于人们刻意设想的困境，渔民们真实的困境在于他们几乎一无所有。他们驾驶破旧的小船，栖身于漏雨的屋檐下，身着褴褛衣衫，面对匮乏的粮食，却依然选择打捞那些布匹。然而，那些一无所有之人，却甘愿倾尽所有；未曾深知世事者，率先展露纯粹的善意与真诚。在苦难中伸出援手、彼此救赎的举动，恰是这段历史最令人心颤之处。

这种对比揭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创作路径。并非指现在与过去的分野，而是体现为两种思维范式：一部分创作者敢于直面挑战，另一部分则更注重风险评估；有的以智谋运筹帷幄，有的选择隐忍不发。在平凡中演绎非凡，与在宏大叙事中流于表面，形成鲜明对照。后者的立场却对前者发出呐喊，要求保持独立精神，这种电影中的割裂感令人忍俊不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