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女主戏失灵，怪不了赵丽颖 -

以女性救赎为主线的《向阳·花》自预告片释出以来便收获了广泛关注与热议。然而，尽管背靠冯小刚的导演名望、赵丽颖的粉丝基础以及"全女性阵容"的宣传口号，影片在上映后却遭遇口碑暴跌，仅以6.6分的豆瓣评分维持基本热度。部分观众对此感到困惑——影片聚焦底层女性群体，倡导反抗社会歧视与性暴力的精神，冯小刚似乎已竭力深耕女性题材，但为何仍未能获得预期反响？

从题材选择来看，冯小刚展现了其一贯的创作诚意。影片《向阳·花》改编自作家虫安的纪实文学作品《教改往事》，原作以真实记录的狱警手记为底本，描绘女子监狱中形形色色的女性人生。电影则在此基础上，将故事重心转向女性群像的刻画。赵丽颖饰演的"白狐狸"角色经历颇具戏剧性：起初为帮弟弟筹办婚事，通过"换亲"方式嫁给残疾丈夫；后因女儿先天失聪，为支付20万元人工耳蜗手术费，冒险涉足擦边直播行业，最终因违法行为入狱。在狱中，她与来自不同背景的女性相遇——有在盗窃团伙中成长的女小偷，有惯于编织谎言的"毒友"，这些女性在禁闭空间里交织出各自的人生轨迹。她们或是因现实困境而误入歧途，或是在绝境中重新找回自我价值，共同构成了对女性命运的深刻探讨。

“向阳·花”试图让狱中的女性绽放出高墙之外的生命力，这部聚焦底层女性互助与求生的影片显然具有现实意义。然而观众对剧中诸多情节的接受度并不理想，尽管人物设定源于真实事件，其细节刻画与逻辑链条却未能构建起可信的叙事基底。影片被质疑存在“消费苦难”的倾向，女性之间的冲突与和解过程亦被指缺乏说服力。实际上，该片更深层的困境在于性别叙事的混乱——当创作者以男性视角讲述女性故事时，往往难以摆脱刻板印象的桎梏。冯小刚导演在《我不是潘金莲》《芳华》《回响》等作品中持续探索女性题材，而陈思诚监制的《消失的她》《默杀》虽斩获票房成功，却因涉及暴力犯罪情节引发争议，部分观众认为此类内容将女性苦难异化为视觉奇观。

冯小刚的电影创作始终蕴含着浓厚的人文关怀色彩。早年他自诩为"市民导演"，善于捕捉观众心理并巧妙满足其期待。1997年的《甲方乙方》通过自由职业者创办"好梦一日游"的设定，对人性中的欲望进行了一番幽默解构。2000年后，其执导的《手机》《天下无贼》《非诚勿扰》等作品不仅紧扣社会现实议题，更在票房上取得了显著成绩。然而，这位备受瞩目的导演却始终执着于女性叙事，从2023年的网剧《回响》到《向阳·花》，其创作视角与大众审美之间逐渐产生偏差。观众对这些作品的不满和质疑，本质上源于认为冯小刚对女性形象的诠释仍显陈旧。女性不应被简单归为隐忍、柔弱或妩媚的符号，其独特的气质与男性气概之间存在本质区别。

《向阳·花》在刻画女性间情谊与江湖生态时存在明显局限性。若剥离其女性角色阵容，影片叙事几乎复刻了《老炮儿》的框架。故事中白狐狸与黑妹的互动模式——从盗窃集团出身的搭档因理念分歧产生激烈冲突，最终演变为互相指责与肢体对抗——暴露出创作者对女性生存状态的片面理解。观众普遍困惑为何要刻意强化暴力元素，无论是狱中对峙、与老板的权力博弈，还是同伴间的误会冲突，这些情节始终延续着传统男性叙事中以武力作为认知工具的逻辑。这种表现方式值得商榷，因为深陷困境的女性往往更依赖敏锐的洞察力与对人性复杂性的理解作为挣扎武器。冯小刚可能陷入性别认知的困境，其创作惯性仍受制于男性江湖的逻辑框架，认为友谊需用拳头维系，话语权要靠暴力获取。然而当《老炮儿》的叙事逻辑被移植到女性视角时，这种表达方式是否依然适用？毕竟女性在生存博弈中的智慧与韧劲，理应成为故事更重要的叙事维度。

在《老炮儿》中，冯小刚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认同电影所展现的江湖规则。因此，当他转向讲述底层女性在江湖中立足的故事时，不自觉地沿用了传统男性叙事中的核心元素。例如，通过"不打不相识"的剧情发展，以及影片结尾几位女性举起香火、仿效关公结义仪式表达"不惹事也不怕事"的立场，这类充满仪式感的结盟场景依然是经典男性江湖叙事的常见手法。

然而，观众或许难以理解为何一部聚焦女性成长的影片却呈现出浓厚的“老炮儿”风格。影片中女性通过肢体冲突、掀桌叫板、结拜同盟等行为彰显存在感，实质上反映了男性视角下对“强大”的单一定义——将力量等同于对抗与征服。当女性被质疑保持本真是否意味着力量缺失，或是被逼迫以性别模糊的姿态获取话语权时，这种叙事逻辑恰恰暴露了性别权力结构的深层困境。真正的力量或许不在于消解性别差异，而在于重构属于女性自身的生存智慧。正如《风吹半夏》所展现的，面对充满算计的男性世界，许半夏没有选择隐忍伪装，而是以游刃有余的姿态在博弈中开辟出独特的女性路径，这种智慧既是对传统性别角色的突破，也是对女性主体性的真诚呈现。

（图/《风吹半夏》）她虽常显柔弱与迷茫，却在受挫后总能强势反击。许半夏的塑造彰显了女性在商战中独有的生存智慧——无需刻意模仿男性即可在竞争中游刃有余。这部作品揭示了女性商人的现实困境：即便能力出众，性别身份仍可能引发偏见与不公。她必须开辟独特路径，以突破固有的社会规则。冯小刚的创作始终聚焦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从《天下无贼》中劫匪与农民工的救赎情缘，到《手机》里科技发展对人际信任的冲击，均展现对底层群体的深刻洞察。在《向阳花》采访中，他提及特殊女性群体时充满人文关怀，认为"她们的集体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希望"。

（图/《向阳·花》）然而在情感表达之外，冯小刚的创作手法始终贯穿着对戏剧张力的把控。他擅长通过矛盾冲突推进剧情发展，同时塑造出近乎理想化的角色形象——白狐狸这一人物被赋予了过高的完美性，这种完美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纯真形象，而是一种缺乏心理层次的“完美受害者”，与角色实际遭遇的复杂性存在明显脱节。冯小刚早期作品的吸引力，除却对社会议题的深入探讨和导演个人视角的呈现，更源于其独特的叙事策略。他常为观众编织精心设计的情节分支，通过巧妙的“节外生枝”制造戏剧性转折，使观者的情绪随之起伏跌宕。例如在《不见不散》中，刘元与李清的感情线始终伴随着意外事件，为了追求李清，葛优饰演的刘元甚至伪装成盲人与其相遇，当谎言被揭穿后，他仍坚持不懈地策划新的“恶作剧”环节。

在《向阳·花》中，此类叙事手法频繁出现。王菊饰演的狱友组长胡萍，从与白狐狸的对立关系到主动协助，共同经营洗车厂的转变，仅通过白狐狸赠送500元现金给胡萍祖父母这一情节完成。这种情节设置虽能体现女性群像中互助共济的特质，但人物关系的转折过于突兀，观众尚未来得及深入体会两人之间的情感纽带，角色便完成了其功能性使命。冯小刚尝试切入女性题材的创作意图值得肯定，其突破性探索映射出社会对女性叙事关注度的提升。然而，随着行业持续发展，女性电影已迈入新阶段——邵艺辉的《好东西》、《还有明天》《初步举证》等作品，正通过更深层次的视角展现女性生存境况与精神世界。若男性导演仅依赖浅层符号或迎合性元素来构建女性故事，缺乏对女性主体意识的深层理解，便难以突破创作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