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照相馆》背后：一本相册与两位青年的生死接力 -

8月1日，应媒体邀请，62岁的吴建琦携家人走进电影院，观看以真实历史事件改编的纪录片《南京照相馆》。影片主人公罗瑾与吴旋的命运交织，源于1937年南京大屠杀期间的一段惊心动魄的经历——当时年仅15岁的罗瑾在照相馆担任学徒，意外接收日军送来的胶卷并冲洗出暴行照片，为表抗议他秘密加洗相册。这个承载着民族伤痕的证据在遗失后，被同龄人吴旋拾获。封面刺目的"耻"字让吴旋意识到，这本相册的主人与他一样背负着家国之痛，遂冒险将其珍藏。战后数十年，两人始终追寻相册下落，直至1995年6月9日，当抗战胜利50周年的纪念日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参观邀请重合，他们终于在纪念馆的展柜前实现跨越半个世纪的重逢。"我叫吴连凯，你知道吧？"吴旋笑着向罗瑾问候，而罗瑾则以当年的绰号"黑皮"回应，两个年过古稀的老者紧握双手，完成了历史记忆的传承。

1995年6月9日，吴旋（中）与罗瑾父子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合影。受访者供图

秘密吴建琦的手机里存着一张视频截图，源自讲述《南京照相馆》原型的短视频中出现的父亲吴璇青年时代照片。“我都不知道爸爸还有这张老照片”，吴建琦小心翼翼地珍藏起来。

《南京照相馆》热映期间，有媒体邀请她前往毗卢寺进行拍摄采访。吴建琦借此机会重访父亲当年生活过的地方，如同剥洋葱般逐步探索父亲沉默背后的真相。

在她心中，父亲吴旋一直是个低调谨慎、沉得住气的人，曾默默守护一个秘密数十载，即便是至亲子女也未曾提及。

吴建琦透露，自己是在上世纪80年代首次得知父亲的“秘密”。某天，正在上学的侄子回家向长辈讲述参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经历，提及展馆内一本记录日军在南京暴行的相册。当时父亲只是静静地聆听，并未言语。

几天后，父亲突然提议带吴建琦前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在展馆内，吴旋见到那本巴掌大的泛黄相册，其封面手绘了一颗滴血的心脏、一把刺刀和醒目的“耻”字。“这不就是我当年藏的那本吗？”吴旋情绪激动，手指颤抖着指向展柜中的相册。

馆长闻讯赶来，确认了父亲的身份：“吴老，我们一直在找你啊。”原来，新中国成立后，吴旋将原名“吴连凯”改为“吴旋”，导致相关部门多年未能与他取得联系。

吴建琦回忆，这是自己第一次听到父亲那段惊心动魄的往事。而制作这本相册的罗瑾，同样守着这个秘密数十年。

上世纪90年代，范立洋在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职业中学担任政教处主任，为冲洗校园照片而结识了位于凤山西路外贸公司大楼的“上海照相馆”老板罗瑾。大田作为一个小县城，像罗瑾这样带有外地口音的人并不多，很少有人清楚他的来历。范立洋仅知罗瑾走南闯北去过许多地方。

范立洋告诉新京报记者，当年大田县仅有两三家照相馆，冲洗彩色照片需转至泉州。罗瑾的技术最为出色，价格也更优惠，因此范立洋常前往其照相馆处理胶片。1994年，范立洋所在职业中学举办“甲午战争百年祭”系列教育活动，他照例将拍摄完成的胶片送至罗瑾处冲洗。

取照片当日，范立洋记得罗瑾异常激动，“他嘴上叼着一个大烟斗，转身到柜台后的相片架上一包一包地翻看，随后将两包相片摔在柜台上。”这一举动让范立洋感到恼怒，“我说你这服务态度可不好。”罗瑾随即取下烟斗，在柜台上敲掉烟灰解释道：“范老师，我不是对你有意见，我是看你的照片是有关甲午战争的，鬼子可坏了。”

“你见过鬼子？什么时候？”范立洋追问。

“南京城破的时候。”罗瑾的回答让范立洋恍然大悟。彼时学校常组织学生观看爱国电影，范立洋也常将包场多余的电影票赠予罗瑾。他提及其中一场电影《屠城血证》，罗瑾看完后坦言自己正是那个冒着生命危险保护日军罪证底片的原型。

罗瑾与吴旋守护的16张照片复印件。受访者供图

1923年出生于南京的罗瑾，祖上为满族人。因家境贫寒，他仅读过几年私塾便辍学，在中山东路原财政部对面的雨花巷口“上海照相馆”担任学徒。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后，这座照相馆被迫迁至成都，14岁的罗瑾随之失业，却幸运地在国际安全区避过了劫难。

1938年1月，罗瑾在估衣廊新成立的“华东照相馆”重新就业。上世纪90年代接受采访时，他清晰回忆起某日一名日军少尉军官携带樱花牌胶卷前来冲洗的场景。由于战时电力中断，洗照片需依赖日光，且在换水过程中，他意外发现日军暴行的影像——包括屠杀、强奸等罪行，这些画面令他震惊不已。

怀揣着保存历史真相的信念，罗瑾在暗房中迅速将证据重新冲洗。此后每逢日军前来洗照片，他都会额外留存一套。最终，他秘密保存了30余张沾染鲜血的影像。为维护受害者尊严，他主动剔除涉及女性受害的图片，并去除曝光异常的卷片，最终留存16张照片，装订成册。

在相册封面上，罗瑾以手绘形式表达了深刻的情感：一颗淌血的心脏、一把刺向心脏的刺刀、一个“耻”字以及寓意疑问的问号。为强化警示意义，他特意为图案勾勒黑边。1994年重回“华东照相馆”旧址时，他回忆日军曾质问自己是否私藏照片，尽管内心恐惧仍守口如瓶，最终日军未发现证据。

这本相册如同定时炸弹般伴随罗瑾辗转流离。1940年为谋生计，他加入汪伪政府警卫旅通讯队，在毗卢寺训练期间，将相册贴于床板下。1941年初，汪精卫视察通讯队时，发现疑似手榴弹的违禁物品，寺庙骤然展开清查。罗瑾慌忙中将相册藏入茅厕墙洞，并用泥巴封堵。十日后，他发现相册不翼而飞，惊恐万分。

因通讯队中仅有罗瑾具备照相馆背景，家人为其请得长假后，他连夜逃往安徽乡间避难，后辗转上海、西北等地，最终随儿子在福建大田县定居。

上世纪90年代，罗瑾接受江苏电视台采访时，一段尘封多年的往事被重新揭开。据记载，那本承载着日军暴行的相册并非罗瑾本人保管，而是被通讯队中一位同龄战友带走。吴旋在回忆中提及，某日凌晨尚未响起床号，他前往后院如厕时，在低矮禅房的砖缝间发现一本巴掌大小的相册，其中十余张日军屠杀遇难者的照片触目惊心。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通讯队内部已流传寺庙藏有日军相册的风声，一位政训员紧急召集学员训话，强调当前中日亲善形势，若不交出相关材料将面临严重后果。吴建琦回忆称，父亲当时正随身携带这本相册，'他说幸好那天没有搜身，如果被发现，当场就会被枪毙。'至于这本相册是否源自罗瑾，吴建琦认为父亲心知肚明。在一次与洪姓同学的闲聊中，吴旋曾试探性地提及相册的来历，对方透露罗瑾是照相馆学徒，相册正是其作品。最终，吴旋选择将相册藏于毗卢殿万福楼中弥勒佛背后底座的隐蔽处，与罗瑾同样每日前往确认其安全。

1941年深秋，经过大半年的学习训练，吴旋被分配至通济门外五团担任电话机维修技师。临行前，他趁着夜色取出发酵多年的相册，将其稳妥地放入黑色皮包底层，未与同窗告别便匆匆离寺。这本相册伴随他度过了整整五年时光，直至1946年。据作家徐志耕所著《铁军》记载，当年吴旋居住在南京四条巷小杨村，通过翻阅《和平日报》寻找工作机会时，一则关于谷寿夫被押解来京的新闻引起了他的注意。报纸上提及国防部军法司正与南京市参议会联络，以获取大屠杀证据。正值南京城内广泛征集相关材料之际，吴旋意识到自己保管的相册终于到了该交付的时刻。他打开尘封多年的皮包，取出相册并郑重写下呈文：'经无数困苦，始终未忍遗弃，以便将来供与敌人清算之资料。'在完成文字说明后，他慎重地按下手印。

1947年2月6日，'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南京市黄浦路励志社黄埔厅举行谷寿夫公审大会，这本相册作为'京字第一号'关键证据被呈堂。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关于协助调查南京大屠杀经过概述》文件中记载，'本会所搜集之大屠杀照片十六帧，据报纸所载，谷寿夫被侦讯时，曾见面色变，慌乱不能自持。'这些记录最终成为谷寿夫被定罪的决定性证据。1947年4月26日，作为南京大屠杀主要责任人之一的谷寿夫被押送至雨花台刑场，经司法程序后被执行枪决。

新中国成立后，吴旋曾担任驾驶员，后转入南京市蔬菜公司负责仓储供应。他娶妻生子，过着平凡的生活，却始终心怀一个未解之结——当年作为定罪证据提交的相册在审判后未曾归还，他始终惦记着这本承载历史记忆的相册的下落。与他同样执着追寻的，是远在福建的罗瑾。当年被带走相册的幕后人物身份，始终萦绕在罗瑾心头。

1990年盛夏，罗瑾通过南京旧友之子的出差行程意外获得线索。这位晚辈提及，媒体报道了一名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冒死保存日军暴行照片的青年——罗瑾。听闻此言，他内心如平静湖面被投以巨石，震动不已。同年秋，罗瑾曾托南京友人寄送上海《文汇报》，意外发现刊登了吴旋的专访，尘封多年的谜团终于揭开。

1993年10月，借回南京扫墓之机，罗瑾带着孙子孙媳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陈列室认出四张珍贵照片后，他引来了纪念馆资料部主任的关注。工作人员随即将其请入接待室，详细记录下照片的来源与背后的故事。返回大田县后，罗瑾依旧经营着"上海照相馆"，但已不再沉寂于日常。

1994年11月，照相馆迎来一位特殊客人——林春忠。这位曾在大田县委报道组工作的记者，因偶然闲聊察觉出历史价值，立即为罗瑾拍摄工作照并撰写图片新闻。数日后，《三明日报》编辑张盛生专程赶赴大田采写《血证》长篇通讯，报道在《三明日报》正式刊发。这篇报道引发全国媒体连锁关注，最终促成两位老人的重逢。

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罗瑾重返南京。当年6月9日，两人受邀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是他们阔别半个多世纪后的首次相逢。吴旋已将姓名由"吴连凯"改为"吴旋"，而罗瑾脱口而出的"黑皮"绰号，让老人回忆起当年的过往。"你走了后，我们遭了不少罪"，吴旋感叹，罗瑾则以"黑皮"唤起共同记忆。在纪念馆广场，他们与家人合影留念，吴旋在照片背面郑重标注："95年6.9，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与罗瑾及其子罗祖英合影"。

吴建琦收藏了多份有关吴旋的新闻报道，这些内容刊登于各类报纸，由新京报记者李照负责拍摄。

吴建琦回忆道，父亲一生的命运充满波折。在汪伪政府警卫旅直属通讯队学习的经历，曾成为他难以摆脱的政治烙印。文革期间，父亲被停职并遭受持续的精神压迫，家中贴满批判大字报。她曾亲眼目睹父亲被批斗的场景，那一幕深深烙印在记忆中，成为童年阴影。尽管历经磨难，父亲始终保持着善良正直的本性。

在偶然拾得一本相册后，吴旋凭借封面的“耻”字判断，这本记录着屈辱往事的相册主人与自己有着相似的命运。他决定将这些历史证据妥善保存，等待清算的时机。吴建琦记住父亲常说的一句话：“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吴旋习惯用笔记本记录日常琐事，从电视节目到蔬菜价格无所不记。退休后，他仍坚持为蔬菜公司做志愿者，每日风雨无阻地采集市场信息。

吴旋晚年曾短暂获得平静。1997年2月，全家迁入南湖40多平方米的新居，他兴奋地向女儿展示新居的设施，认为这已是理想生活。然而仅仅数月后，他便因贲门癌离世。八年后，罗瑾在上海病逝，临终前仍在病床上撰写自传材料。范立洋回忆，1994年首次听罗瑾讲述人生故事时，便邀请他到学校开设讲座，认为这是最贴近现实的历史记录。

罗瑾曾受邀在多所学校以亲历者身份讲述历史，包括大田县一中、职业中学及福州一中。他始终坚持不收取任何报酬，大田县委还授予他“历史的见证，民族的功臣”锦旗。范立洋劝说罗瑾将记忆转化为文字，最终促成12万字手稿的诞生。为整理这些文字，范立洋组织学生历时两个长假期完成电子化工作，克服繁体字辨识与南京方言等困难。

2014年，范立洋多次赴南京推动出版事宜，却未能及时落实。十余年来，这些文字静静存于邮箱中，成为他坚持的信念。他始终希望罗瑾的故事能被更多人知晓，并为书稿取名为《历史的诉说》，以此纪念这段珍贵的历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