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 分收官，比这更好的美剧也不多了 -

由汪功伟改编的英国同名喜剧《无耻之徒》在2020年12月迎来了第十一季的播出，这一季也标志着该系列的完结。

《无耻之徒》（2020）是一部聚焦于芝加哥南部一个与贫困抗争的家庭的美剧，通过描绘盖拉格家族七位成员及其邻里之间的日常互动，呈现了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的戏剧性情节。

作为家中唯一的成年人，弗兰克·盖拉格肩负着抚养六个子女的责任，却终日沉溺于酒精，陷入无休止的醉意循环。在意识模糊的恍惚中，他穿梭于一场接一场荒诞不经的都市冒险，仿佛现实与幻想的边界在他混沌的思维中逐渐消融。

尽管六个孩子似乎对家庭表现出更多关怀，但每个人在混乱与自我毁灭的倾向上却毫不逊色。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部剧完全缺乏令人动容的温暖瞬间和情感共鸣。尽管剧情横跨近十年，但十一季的内容（甚至每一季本身）似乎都缺乏统一的主题与主线叙事，整体呈现出类似理查德·汉密尔顿波普艺术拼贴的风格。作为一个普通观众，我仅想分享个人独特的观剧感受（尽管文中在某些部分仍使用‘我们’来泛指，但并无任何自诩普遍的意图）。

作为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的研究者，我在初次接触《无耻之徒》时面临的核心困境在于：应当以何种姿态面对剧中所呈现的道德秩序缺失的社会现实？这种面对方式，对我而言始终充满张力——是保持批判视角的学术疏离，还是尝试理解其中蕴含的生存逻辑？剧中弗兰克持续十二年挪用联邦救济金的行为，恰似一面棱镜，折射出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对福利国家制度的尖锐质疑：当国家承担起过度的养育责任时，其结果可能正如弗兰克般，沦为丧失自我约束能力的"社会寄生者"。

当弗兰克假扮患有偏头痛以领取医疗补助，且在排队时还嘲笑真正患病的群像，我该如何克制对弗兰克破坏公序良俗行为的愤怒，同时保持观看的愉悦？对于必须直面此类道德困境的观者而言，《无耻之徒》中人物的举止早已消弭了任何「安全距离」的可能。幸运的是，哲学学习者通常培养出（或理应培养出）自我反思的习惯——这种能力恰是每本哲学教科书开篇便强调的核心素养。在批判剧中角色行为时，我不得不反问自身：我的道德评判是否同样建立在虚伪的根基之上？正是这种双向的审视，为观众与角色之间架起了一座理解的桥梁。

和解的最初可能性源于我的观众视角——我时刻提醒自己仅是一名普通观众，而非某行政机构的审查员。无需以僵化的标准解构这部美剧的趣味，只需安于享受其中的欲望、酒精与荒诞的生存哲学。当弗兰克一家借一个失智老人冒充已故姑妈，以蒙混联邦调查人员的社保核查时，我们理应抛却道德审判，转而会心一笑。影视作品本就是一场充满想象力的白日梦，谁敢断言自己在编织梦境时，不曾涉足那些令人心跳加速又难以启齿的混沌地带？

这种和解仅停留在表层，实则是为了规避内心的道德审判与价值观冲突而采取的最低成本妥协。真正的和解应建立在深层理解之上，即主动接纳《无耻之徒》所构建的混乱与自我毁灭的叙事空间。这种理解首先体现为价值层面的共鸣，尽管剧作并未完全摒弃人类共通的价值体系，但在某些场景中，反而让我们更深刻地领悟到某些价值的珍贵性：当伪装成姑妈的女子被送回养老院时，小女儿黛比在目睹这位「一日姑妈」赠予自己亲手烘焙的甜点后，既感动又悲伤地落泪，两人在二十四小时的短暂相处中缔结了难以忘怀的情感纽带；当伊安的同学曼迪试图强暴伊安未遂，因自尊受损而要求兄长为她讨回公道，最终伊安坦诚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后，曼迪立即接纳了他，两人由此建立起更为深刻的友谊。正是在这样的非理性叙事框架中，这些闪耀的人性瞬间才显得愈发动人。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无耻之徒》的核心并非在于道德教化。若观众追求普世价值的共鸣体验，这部剧可能难以满足期待，建议选择更具主流叙事特征的好莱坞影片。因此，要更深入的理解这部作品所展现的世界图景，我们需要突破表面的价值共识，转而关注那些被个体生命经历所塑造的独特生存状态——尤其是弗兰克这个角色所呈现的复杂父性特质。

在《无耻之徒》这部作品中，展现了一群游离于现代社会多重结构性特征之外的人群——他们既不卷入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也不参与现代国家机器与公民之间的权力博弈，更未感受到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生存焦虑，也无须在身份政治的框架内追求平等与尊重。这种群体可被称作「非工人的非阶级」，他们既未嵌入传统生产关系的体系，也缺乏集体政治行动的诉求；他们栖身于由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工业社会与身份政治共同构建的社会场域边缘，从而发展出一种脱离经典工作伦理与公民责任约束的生活方式——倘若工作伦理本质上是资本逻辑的产物，而公民责任不过是对权威服从的另一种表述，那么这种边缘化的生存状态是否恰好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结构性矛盾？

从这一视角审视，弗兰克家族最初令我感到困惑甚至反感的生存策略，反而为马克斯·韦伯笔下的「铁笼」概念提供了一条突破路径。这种突破不仅体现在具体行为中，更渗透到精神层面，因为他们以这些生存智慧为荣，而非羞耻。几年前，我在豆瓣阅读到某篇《资本主义个人反抗指南》，作者试图通过重构生活方式来「挣脱」资本秩序的桎梏。我确信，任何渴望探索替代路径的人都能从《无耻之徒》中汲取丰厚的灵感。

然而，我们同样不能以过度理想化的目光审视这种生活方式，忽略其中潜藏的焦虑、悲伤、痛苦与愤怒等复杂情绪，将其简单归结为冒险体验的兴奋与刺激。实际上，每集剧情都在揭示这种生活方式内嵌的生存困境。这种生活方式作为对宏观制度的逃离，必然招致制度的反扑——正如《无耻之徒》所展现的，角色们持续运用各种手段或计谋维系自身或家族的生存状态，当策略失效时，他们往往被迫重返制度框架，成为其中可能遭受惩罚的附属个体。

我们不能将这种生活方式的形成简单归结为存在主义式的主动规划，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中那些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悲剧性抉择的现代英雄。实际上，这群人身上缺乏明确的主体意识，他们日常的琐碎困境也并未承载命运的深刻回响；相反地，更多体现的是反英雄的非自愿选择。这种反选择在弗兰克父子关系中尤为显著，其子女对这种生活方式的依附与沉沦，本质上与父亲消极逃避责任的「逃逸」行为密切相关（此处仍需进行批判性思考）。

归根结底，真正的理解往往意味着接纳与和解。然而，当我将这一思考与作家朋友分享时，他指出我们不应沉溺于微信公众号盛行的「深度报道」套路：那些刻意挖掘边缘群体生活状态的叙述，常以追踪过程为手段，从最初的态度排斥逐渐演变为某种居高临下的认知。正如史蒂夫对菲欧娜所说：他目睹了太多人一味为他人表演，唯有菲欧娜始终沉浸在自我的天地中。她无需在他人目光中寻找存在价值，因为真实的自我从未缺席，始终静静蛰伏在生活的褶皱里。

本质上，「被理解」并非剧中人物的核心追求，他们对自身存在的诠释从不依赖外界的认同，而是始终遵循着内在的逻辑在现实中前行；从文学视角观之，这些人恰似现代版的堂吉诃德——看似执拗地践行着常人难以企及的疯狂，却在行为背后展现出与现实世界对抗的某种必然性与坚韧。当弗兰克完成肝移植手术后，医生反复叮嘱他必须戒绝酒精，然而他仍固执地将酒杯重新握在手中；这一举动所承载的，不仅是与生命抗争的悲怆，更暗含着对自我意志的终极献祭，与那位策马冲向风车的骑士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至此，关于和解的思考被推向极致：我们是否应当尝试与一个本质上拒绝和解的艺术作品达成妥协，是否必须接受一个无需理解的世界？

这种「圣母」状态的脆弱与短命，最终激发出一种隐秘的报复心理与堕落倾向：若他能如此肆意妄为，我为何不能拥有同等的自由？为何要对他人毫无保留地包容，却要剥夺自己表达真实意愿的权利？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对和解的抗拒——若理解的触手中隐含着被理解的渴望，那么当个体放弃被理解的需要时，反而获得了无需以善意解读他人生活的权力。

但另一方面，这恰恰意味着我们沉入剧中人物所栖居的荒诞却层次分明的生活场域：在某些时刻，内心深处或许有某种召唤在引诱我们（哪怕只是短暂地）扮演可笑的堂·吉诃德，沉浸于个人癖好的迷宫而漠视周遭现实。当人们抵达这种难以救赎的、略显污浊的‘自在’状态时，便与《无耻之徒》达成了本质层面的和解——不再需要任何强制性的认知努力，因为自身在精神层面已然成为另一个弗兰克、菲欧娜、利普或伊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