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妻弃子，死后还能封神？ -

近期，作家马原因涉及性别暴力与人权问题的争议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这一事件与已故诗人顾城产生关联，源于《人物》杂志刊发的深度报道《城堡里的马原》。文章披露的两个核心焦点引发公众强烈反响：其一，马原曾拒绝为患心脏病的儿子寻求医疗救治，导致13岁少年不幸离世，被舆论称为「杀子」；其二，其妻被指控长期被限制于一座占地2000余平方米的封闭建筑内，相关行为被概括为「囚妻」。由此衍生的讨论涵盖对家庭关系、精神健康以及社会伦理等领域的深刻反思，部分观点延伸至对性别压迫、人身自由限制及极端思想的批判。

截至目前，马原尚未对此事发表任何回应。在事件真相尚未完全清晰之际，我们应保持理性态度，避免过早下结论。与此同时，顾城之子被新西兰某人认出的消息也引发关注。

借这个机会，咱们聊一聊几乎已被遗忘的顾城。跟马原一样，他也是个住在「城堡」里的人。01顾城总喜欢戴一顶奇怪的帽子，这几乎成了他的象征。当他完全不在意这个世界对他的看法时，他就会戴上帽子，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他说帽子像他的家，只要戴着，就可以在家里走遍天下。他的「天下」说大很大：装着理想，装着人类，装着诗；但说小也很小：只有他自己。顾城自小不合群，只肯与大自然打交道。1969年秋，他随家人被下放到山东的火道村，这里十分荒凉，唯有顾城十分欢喜，他终于可以自由地与昆虫为伴了。父亲顾工，是知名的军旅诗人，家中文学氛围浓厚，所以即便顾城没上过什么学，他的文化功底依然深厚。在农村生活时，顾城一边喂猪，一边跟着父亲写诗，写完就丢进火里，他们说「火焰是我们诗歌唯一的读者」。顾城敏感又聪慧，12岁时便写出了这样的诗句：「树枝想去撕裂天空/但却只戳了几个微小的窟窿/它透出了天外的光亮/人们把它叫作月亮和星星」。父亲很欣喜，但同时，他发现顾城的诗越来越不对劲，美则美矣，读来却叫人压抑。在嘉陵江边，顾城随口写了首《结束》：一瞬间——崩坍停止了/江边高垒着巨人的头颅/戴孝的帆船/缓缓走过/展开了暗黄的尸布。父亲心里一惊，自那之后，他一直尝试着让顾城积极阳光起来，但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父亲没有做到的，爱情做到了。1979年夏天，顾城坐上了从上海开往北京的列车，与他的座位紧挨着的，是谢烨。微风吹拂着姑娘的长发，调皮的发丝带着清香撩拨着顾城的脸颊。顾城心里慌慌，他拿出笔，为周围的每一个人画画，除了她。她是那么耀眼，把他的目光灼烧得无法停留。画完后，顾城把没盖帽的钢笔插进衬衫口袋，墨水晕开他也浑然不觉，谢烨忍不住笑了，他们自然而然地攀谈了起来。临近终点站，顾城匆匆在纸片上写下了他北京的住址，一把塞给谢烨后，仓皇地下了车，样子礼貌又满含怒气，他怨谢烨竟没有主动问起。不久之后，谢烨特为从上海追到北京，找到了顾城。虽说她觉得顾城很怪，自己很不矜持，但爱情是挡不住的。他们恋爱了，顾城疯狂地给她写情诗。他说「你的眼睛充满了光明，像你的名字，像辉煌的天穹，我将默默注视你，让一生都沐浴着光辉」，他说「你是大海唯一的珍奇，你是我唯一的陆地」...他想去上海跟她求婚，在信中，他孩子气地问：「我们在火车上相识，你妈妈会说我是坏人吗？」谢烨的妈妈的确不喜欢他，他太古怪了。20多岁的人了，衣服的扣子常常扣不齐；因为打不到出租车，他直接将手上的20块钱撕烂；谢的父母反对他们在一起，顾城便从北京去了上海，专门租个房子追她，而他根本赚不到什么钱，也不考虑生存的问题；谢烨被禁足，他就做个木箱子，躺在谢家门口，她不出来他就不走。谢母怀疑他有精神病，他干脆去医院开证明，同医生大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医生说，他没病。父母终究拗不过女儿，1983年8月，他们终于登记结婚，随后一起去到北京。新婚第二天，顾城对谢烨说：「我们一起自杀吧。」顾城的城堡里，从此多了一个人，但也只有他们俩了。彼时的顾城，已经凭借那首著名的《一代人》成为了诗坛最璀璨的明星，那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去寻找光明」让无数人热泪盈眶。无论他走到哪，都会得到极高的礼遇，受到大堆粉丝的狂热追捧。但顾城不喜欢这些，在人群中，他永远都是个疏离的存在。他只想带着谢烨离开。02「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顾城渴望的童话世界，在新西兰的激流岛上寻见了。上世纪80年代末，以顾城为代表的「朦胧派诗人」，在国内逐渐失宠，反而在国外火了起来，应着各大国际诗歌节的邀请，夫妻俩周游了欧洲和美洲各国。1987年，他们坐渡轮去新西兰旅游，登上了这座只有8000多户人家的小岛，顾城对这里一见钟情。他接受了奥克兰大学的邀请，成为了亚语系研究员，并凭此获得了移民资格，他们花光了所有的钱，还在银行贷了一笔款，买下了一栋旧房子。这里的生活远离了现代文明，顾城高兴得很，他说帽子里的世界就在眼前。为了保证这个世界的纯粹性，刚安定下来的顾城就辞去了奥克兰大学教职，一头扎进了田园牧歌里。开垦荒地、养鸡、用卵石研磨食物、拿不明不白的植物充饥...两个人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唯一的收入，就是靠着写诗的稿费，很少很少，他们很穷，一直很穷。好友王安忆曾评价过这个小世界：「不免带有虚拟的性质，沙上城堡怎么抵得住坚硬的生活？」顾城不觉得苦，他沉迷于自己的城堡中，在这里，他是诗人，也是暴君。而他的臣民，只有谢烨。自打结婚，谢烨就成为了他诗的一部分，他不允许她有任何的不完美。他不肯她继续求学深造，曾因岳母劝谢烨不要放弃求学，而把一碗面条泼到岳母头上；他不肯她工作，认为无所事事的女人最美；他不让谢烨做饭，自己也不做，实在饿了就把土豆、白菜、粉条放一起乱炖；他不肯谢烨打扮，不让她戴项链耳环，不能穿泳衣，不能剪头发，不能和男性走近，不能有负面情绪，甚至，不能离开他的视线。在这个层面上，谢烨是被他囚禁的缪斯。

但实际上，谢烨默默肩负起顾城所回避的一切现实责任。顾城始终保持着孩童般的依赖性，几乎不具备独立生活能力。在岛上的岁月里，他拒绝学习英语以维持母语的语感，婉拒驾驶技能的训练，也从不涉足电脑操作，更不愿与外界交流。从诗歌的编排整理到日常起居的操持，所有事务皆由谢烨独自承担。在这一层面上，谢烨宛如顾城的守护母亲。当顾城躲藏在谢烨怀中创作时，甚至写下《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这首诗，其中直言：「我是一个孩子，一个被幻想妈妈宠坏的孩子。我任性。」在顾城眼中，这位既是高高在上的缪斯女神，又是在琐碎生活中默默奉献的「母亲」，竟以矛盾却深刻的双重形象达成统一。这份和谐在「小木耳」降生后被打破——谢烨分娩时大出血，顾城却站在一旁无力应对，只能感叹：「谢烨大出血...真有孤单之感...」尽管儿子平安降临，顾城却始终未能体会为人父的喜悦，对新生儿充满排斥，认为孩子会削弱谢烨对他的关注。他常与幼子争抢母亲的陪伴，曾有次谢烨外出办事，叮嘱顾城按时喂食桌上的小奶糕，顾城却擅自将食物据为己有。另有一次，夫妻二人与舒婷逛街，谢烨看中一个仅需1.99美元的玩具欲赠予儿子，顾城却坚决反对，甚至坐地撒娇。舒婷见状直言「我买了，送给小木耳」，他这才勉强作罢。

小木耳终究没能在他们的二人世界中待得长久，长到两岁时，顾城就勒令谢烨把儿子送到了当地的毛利人酋长家中寄养，他不准谢烨去看望孩子，自己偶然碰到儿子，也会老远就绕道而走。这件事把谢烨的内心撕开了一道口子，她幻想中的「完美诗人」让她身心俱疲，在给母亲的信中，她顾不上昔日的倔强，直说：「太累了，我太累了。」03顾城的世界里不是容不下第三个人，他只是容不下儿子，更准确地说，是与他分享「母爱」的男性。而对李英，就不一样了，他总是亲切地叫她「英儿」。在他火爆诗坛的时候，李英是他的狂热粉。彼时的她，是很有才华的大学生，长得清清秀秀。1986年6月，北京作家协会召开了一个新诗潮研讨会，顾城夫妇和李英，在这里相识了。会议上，有一位老评论家当众批评了顾城的朦胧派诗歌，作为铁粉的李英站出来反驳，说到激动处，痛哭流涕。散会后，李英跟谢烨，还有好友文昕被分到一个宿舍，顾城也常常去串场子。沉浸在爱里的谢烨，绘声绘色地跟两位室友讲述他们轰轰烈烈的恋爱经历，李英把头蒙进被子里悄悄地流泪，她也爱上了顾城。这次相识，让几位姑娘成为了朋友，后来文昕每回去顾城家，都会带上李英。「我从一开始认识顾城，就陷入到唯美主义的幻想里，每次像进殿堂朝圣一样，我的精神世界被他的光环所笼罩。」后来的李英说。听闻顾城夫妇要移居新西兰，李英的天塌了，她决心要去告白。文昕觉得不妥，劝她不要插足别人的婚姻，李英却理直气壮：「我只是没有机会和时间，如果我在谢烨之前，也许我会比她强呢？谢烨做的事，我有什么不行？」就这样，李英冲到了顾城的家里，当着谢烨的面，对顾城做了番火热的告白。顾城被这汹涌的爱意倾倒了，他动情地对李英说：「你和我天生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太像了。谢烨不一样，她是我造就的」。此时的谢烨，在房间的一角翻看着杂志，自始至终没说过一句话。到新西兰之后，顾城与李英的通信一直持续着，他对她倾吐的爱意，一点不比对当年的谢烨少。谢烨对此事一清二楚，甚至当顾城邀请李英一起来岛上生活时，她的签证、机票等都是由谢烨一手包办。他们的「三人行」令人匪夷所思，根据友人的猜测，谢烨这么做只是为了小木耳，她把丈夫「让给」李英，只是为了有机会能跟儿子相处。

顾城无法察觉妻子内心的挣扎，他陷入与两位女性的情感纠葛中，甚至自诩道："你们都是我的妻子，我把两辈子的感情都耗尽了。"平日里，谢烨与李英宛如亲姐妹般亲密无间，甚至李英曾坦言谢烨如同圣母般无私。然而顾城并未察觉，李英在内地另有隐情——她与一位年长且有家庭的男子保持着一段禁忌之恋。这段关系令李英倍感压抑，她缺乏选择权与独立空间，而情人更直言，即便离婚也断然不会与她缔结婚姻，因为不愿再承受束缚。

因情感受挫，李英怀揣对顾城的崇拜，辗转来到新西兰的孤岛。然而现实并未如她所愿，谢烨所坚守的规则，她亦无法摆脱。当李英提出求职时，顾城骤然暴怒："你为何要谋求独立？"李英一时语塞。曾有一次，一名少年到岛上游玩，李英陪同捡拾贝壳，五分钟后谢烨如离弦之箭般疾奔而来，催促她返回，声称顾城情绪失控。

归返时，顾城正挥斧砍伐树木，李英心头一紧。谢烨苦劝她切勿激怒顾城，其情绪极端至此，甚至在她山下劳作时，都担忧归途是否会目睹顾城的遗体。

李英萌生逃离念头，她与岛上英国男子约翰的恋情悄然生根。尽管他缺乏顾城的才情，却以"正常"为傲。命运的转折点悄然到来，1992年3月，顾城夫妇受邀赴德国参加学术交流，李英趁机与约翰远赴悉尼。归国后，顾城的病情急剧恶化，多次自杀未遂皆被谢烨所救。他对谢烨坦言："英儿把我的心拿走了，我要变成土了。"为安抚丈夫，谢烨鼓励其创作一部以两人故事为主题的小说，书名定为《英儿》。顾城口述，谢烨执笔，这部20余万字的作品流淌着对李英的痴迷，其中大量涉及亲密关系的描写令谢烨面色难堪，顾城却以此为乐："谢烨挺逗，忌讳说这个，我书里写了，她就变脸色了......"谢烨在给母亲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其实我是个俗人，一个女人而已。"04 谢烨最终决意离开，她爱上了追求自己的男子"大渝"，坦言："跟他在一起，可以过上正常的生活。"敏感的顾城察觉妻子的心意转变，勃然大怒，对谢烨施以暴力，险些引发法律纠纷。他无法接受情感的疏离，更无法面对生活现实。为挽回感情，他动用亲情砝码："我们回去吧，把小木耳接回去，好好生活。"谢烨却淡然回应："一切都晚了。"离婚谈判陷入僵局，1992年年底，学者陈力川在德国偶遇这对夫妇。此时的谢烨已不再如往日般灵动，在陈力川面前显露出疲惫与沧桑。他谨慎询问顾城："你们还好吧？"顾城却暴露出内心怨恨："我早晚要杀了谢烨。"

1993年10月8日，顾城的斧头终于砍向了谢烨，看着倒在血泊里的「缪斯」，顾城终于踏实了。随即，他回去拿了根绳子，把自己挂在了门口的大树上。顾城当场死亡，而谢烨，在经过了一个半小时的抢救后，也重伤身亡。从报纸上看到消息的李英，浑身颤抖，她说「如果当时我在岛上，斧子也会砍在我的身上」。一个毕生追求「真善美」的诗人，以这样丑陋的方式死去了，这或许很令人费解。但事实上，顾城从来就没爱过「具体的人」，他只是热爱抽象的「全人类」而已。正如他自己曾说过的：「伟大的诗人都不是现存功利的获取者，他们在生活中一败涂地，而他们的声音，他们展示的生命世界，则与人类共存。」这精神世界里狂热的理想，若具体到现实的婚姻中，便是可怕的性别暴力与人权剥夺。在《英儿》这本书里，顾城写道：「美丽在花与花之间。当他从山上下来的时候，看见爱他的女孩在一起安睡，他就走出去了，站在晴空之下。这是他的天国，他唯一实现梦想的可能，他期待她们相爱，或仅仅看见她们在一起就够了。」是的，这是他的「天国」，谢烨和李英只是天国里的美丽的化身，而不是世俗意义上的妻子。也正因为他的世界不同于常人，所以他的文字美得令人战栗，他的诗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了他的保护神。至今仍然有人在颂扬他的诗，依然有人把他的暴力血腥归结为「天才式的疯癫」，诗人舒婷甚至说「我想谢烨已经原谅顾城了」。真正懂得这种痛的，或许只有谢烨的母亲，在舆论对杀人凶手如此宽容时，她悲愤地控诉：「明明是杀了人，居然还有人专门作‘悼念’，愿他‘安息’；明明是从背后活活地劈杀了我的烨儿，却说成是什么‘殉情’……那些文章，就像砍到我的烨儿头上的斧头，如今天天在砍着我的心，我的头！」人命，终究抵不过文字的鬼把戏。

顾城离世前曾写下四封遗书，其中一封寄予幼子Sam。他在信末写道：“Sam，愿你别太像我。”在顾城的诗学宇宙中，小木耳始终是那个最为多余、也最为无辜的存在。当这位六岁孩童在父亲逝去后逐渐成长，他已成长为一名中年人。之后，他跟随姑姑长大，至今无法说出一句完整的中文——那是姑姑刻意为之的安排，借此将他从父亲的文字世界中剥离，远离舆论的纷争与残酷。他考入新西兰顶尖学府，毕业后成为IT行业的佼佼者，性格阳光开朗。与父亲不同，他并未构筑封闭的精神岛屿，而是选择直面现实。这恰与顾城的诗句遥相呼应：“在黑暗的底色里，寻找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