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照相馆》 | 历史的罪孽要如何清算？ -

电影《南京照相馆》以8.6的豆瓣评分成为今年暑期档现象级作品。故事聚焦日军随军摄影师伊藤秀夫与南京吉祥照相馆的交集，通过一组黑白照片串联起战争的残酷与人性的挣扎。当战争机器吞噬了无辜平民，这些影像却成为幸存者的精神图腾。影片以极具冲击力的方式呈现了侵略者对平民实施的系统性暴行，包括但不限于屠杀、强奸和掠夺等灭绝人性的行为，迫使观众直面历史的血色真相。

战后对战争罪行进行司法认定的过程远比想象中复杂。日本战犯通过构建"忠义"叙事体系，将暴行包装为对"不识恩惠者"的惩戒；而在法庭上，他们则以"中国军队撤城"作为避责借口，试图转移历史责任。影片揭示了一个关键命题：正是少数南京市民保留的影像证据，才使得这场人类浩劫的罪责得以被历史铭刻。这种证据链的脆弱性也暗示了战争罪责认定的困境——当集体暴力成为国家机器的延伸，个体责任的界定始终充满争议。

这种历史审判的复杂性不仅体现在亚洲战后法庭，更在欧洲大陆展露无遗。玛丽·弗尔布鲁克的《大清算》一书深刻剖析了纳粹审判的暧昧性，破除了"二战"后德国彻底清算历史的神话。在维也纳、纽伦堡等审判现场，"正义"概念呈现出惊人的弹性特征：不同战胜国在同一历史维度上施加的司法尺度存在显著差异，部分罪行累累者得以逃脱惩罚，而某些普通施害者却承受着远超其罪行的审判重量。

1963至1965年法兰克福对奥斯维辛的审判，成为德国直面纳粹历史的标志性事件。这场审判的特殊性源于其系统性指控特征——不仅要追究个体罪责，更要将整个灭绝体系作为被告。这种审判模式在战后德国社会引发了深远影响，既强化了公众对纳粹大屠杀的认知，也暴露出司法体系在面对系统性罪行时的结构性缺陷。当国家机器成为暴力系统的载体，单纯依靠司法程序进行历史清算终究显得力不从心。

揭露奥斯维辛集中营罪行并将其纳入审判体系的 endeavor 异常庞大且复杂。在集中营运营期间，约有8200名男性及200名女性党卫队员曾在此任职，其中仅有少数人在西德接受过司法审判，其余7000余人从未面临法庭审判。法兰克福审判的检察官通过筛选，重点锁定那些可能被成功起诉的被告，其选择标准不仅基于职务分工，更着重于识别能体现暴行本质的人员。面对指控，被告普遍声称自己与恶行的发生地保持一定距离，认为对实际屠杀行为缺乏直接认知，强调自身只是执行命令的工具，若违抗可能招致致命后果。在证人质询环节，辩护律师汉斯·拉特恩泽尔展现出极端对抗态度，他曾在早期战后审判（如意大利凯塞林案及纽伦堡后续审判）中因替纳粹分子辩护而积累声望。在奥斯维辛审判中，他常以证人无法准确回忆事件日期为由，贬低其证词可信度。然而在辩护阶段，他又采取截然相反的策略，试图将被告塑造为"希特勒的受害者"。1965年8月20日，审判长汉斯·霍夫迈耶发表长达数小时的结论演说，宣布判决程序的合法性，标志着法兰克福奥斯维辛首批审判的终结。由于西德已废除死刑，最终判决未包含死刑选项。

在《摩尔的审判》中，20名被告的判决结果呈现出显著差异：仅6人被判处终身监禁，10人的刑期介于3.5年至14年之间，另有1名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时期尚未成年者依据未成年人司法程序接受审判，而3人则因证据不足被宣告无罪。当审判接近尾声时，西比尔·贝德福德揭示了这样一幕：那位始终以理性克制维系法庭秩序、成功引导数次激烈争执的法官霍夫迈耶博士，此刻却因压力过大而陷入崩溃。若以惩治凶手为审判目标衡量，这样的判决显然令人失望；若以罪行严重性为基准，多数判罚似乎微不足道，尤其考虑到奥斯维辛运作需6000至8000名工作人员，而最终被判有罪的仅有17人。鲍尔虽成功将奥斯维辛推入公众视野，但其追求的正义目标却远未实现。更值得深思的是，他在推动正义的过程中愈发意识到，这一事业始终面临强大的反对力量——正如他对同事坦言，每次离开办公室，都仿佛置身于"敌人的领土"。

在惩罚与补偿的辩证关系中，当受害者要求赔偿却屡遭拒绝，或各项补偿标准低到令人难以接受时，不公现象便显而易见。那些曾支持希特勒的公务员、法官与医疗从业者，以及曾在军队或党卫队服役后继续从事专业工作的人员，反而能获得优渥薪资与全额养老金。这种待遇的悬殊对比，让补偿的不公显得格外尖锐。无论采取何种措施，都无法真正弥补纳粹政权的滔天罪行，也无法让数百万遇难者重返人间。幸存者所寻求的赔偿虽与他们的苦难不可等量齐观，却仍需穿越重重制度障碍。负责发放补偿金的官方人员，往往与前政权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此外，还存在其他形式的不平等。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可能涉及多个层面：一些幸存者群体通过有效的组织手段争取到官方关注，也可能源于根深蒂固的偏见与同情感，或者是特定的政治语境以及舆论风向的变迁。尽管各地区具体情形存在差异，但第三帝国的继承国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纳粹迫害的全体受害者实施全面补偿。在民主德国，当局将国家社会主义定性为"法西斯主义"，而曾经作为纳粹左翼政敌的苦难经历，则被诠释为共产主义政权不愿承担国家责任的体现。苏联（其在与纳粹德国的战争中损失超过2500万公民）的核心诉求是获取战争赔款以重建经济，为此甚至在战后从东德调取了物资、设备和人力。值得注意的是，奥地利同样明确拒绝提供受害者补偿。各政治力量与民众普遍致力于塑造新的"奥地利"民族认同，这种认同既与被纳入大德意志帝国的历史保持距离，也试图摆脱其污名化印记。后续政府与社会群体均拒绝承认自身需要对纳粹受害者进行补偿或赔偿。由于纳粹主义的"罪行"在法律层面主要聚焦于集中营看守的施暴行为，"行凶者"的界定也相应受限，这直接导致了符合赔偿资格的受害者人数被严格限定。

《铁蹄下的村庄》一文中，汉斯·弗兰肯塔尔提及，尽管他与弟弟恩斯特都曾在I.G.法尔本丁钠橡胶工厂担任奴隶劳工，但两人合计仅获得10,000马克的赔偿。这笔金额旨在补偿企业将他们视为奴役对象、当局强制遣送、失去青春、集中营监禁、亲人离散以及持续终生的身心创伤。某些社会群体长期以来面临系统性歧视，特别是被标记为"反社会人士"或"罪犯"的群体。战后德国的反吉卜赛政策依然存在，诸多官员本身即是曾在第三帝国时期参与迫害罗姆人和辛提人的纳粹分子。以西德巴登—符腾堡州为例，1950年2月当受害者要求赔偿时，官方回应称该群体的遭遇"主要源于其反社会和犯罪倾向"，而非种族因素。这种将纳粹时期对吉卜赛人的系统性屠杀归因于其"本质恶行"的错误认知，持续影响着战后赔偿机制。

《三块广告牌》揭示了德国企业为应对国际舆论压力与国内社会运动而作出的重大调整。这种变革不仅受到全球范围内的道德审视推动，更源于德国本土对历史责任议题的持续关注。然而，若缺乏外部压力的催化，这些企业是否能在实现既定目标时取得同等成效仍存疑。值得注意的是，德国企业与政府的妥协方案将双方的利益诉求巧妙结合：一方面体现对历史道德责任的承担，另一方面则确保德国工业体系的稳定发展。

1999至2000年间，由"铭记、责任和未来"基金会（EVZ）发起的补偿机制成为两国政府与企业界的重要对话平台。该基金会的运作建立在严格条件框架之上，其核心原则与半个世纪前诺贝特·沃尔海姆诉I.G.法尔本集团案形成呼应——所有后续诉讼将被搁置，个人索赔亦被排除在外。更值得玩味的是，EVZ在资金筹措策略上展现出独特的运作逻辑：其不仅关注那些明确与纳粹政权存在历史关联的企业，更通过广泛动员德国产业界参与，将道德责任议题转化为集体行动。

数据显示，EVZ资金来源呈现显著的结构性特征：超过五分之三的资金来自12家具有历史关联性的企业，而在这6500家成员企业中，约四分之一仅以低于1000马克的象征性金额支持。这种金融安排既维系了政府与企业的战略合作，也凸显出道德责任在实践中的复杂性。尽管如此，至今仍无人以公开或个人身份明确承认法律责任的承担。这呼应了20世纪50年代的现实：当德国政府占据道德制高点时，那些实施重大罪行的主体却能通过责任遮羞布规避实质问责。

当前的象征性赔偿机制，虽在幸存者数量减少的背景下维持了德国面对历史的道德声誉，但其精准性与针对性始终受到质疑。参与赔偿实施与基金会建设的各方人士普遍承认，这种迟到的正义仍存在明显局限。尽管取得了表面进展，但如何真正解决历史责任问题，依然是悬而未决的难题。

《我们的父辈》所呈现的痛苦、磨难与不公正的记录仿佛永无止境。无数未竟的司法调查、全球幸存者的证言，以及受害者亲属提供的口述历史，如今似乎更多地服务于历史研究，而非司法正义的实现。当有罪者大多逍遥法外时，承受苦难的往往是无辜者，且这种苦难将持续存在。即便他们终有一天站上法庭，也未必能获得真正讲述真相的契机。清算过往始终是一个浩大的命题，而审判仅是其中微不足道的片段。人们解决罪责问题的重心，更多地落在家庭私密空间的对话中，或通过回忆录、日记等个人形式记录历史，而非法庭公开审理的场域。在私密场合中，个体对过往的追寻往往比法庭判决更加复杂，呈现出模糊不清且持续演变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