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照相馆，为什么是部好电影 -

《南京照相馆》之所以被认为是一部好电影，可能源于其深刻的历史题材、细腻的情感刻画以及独特的叙事视角。影片通过照相馆这一特定场景，展现了南京大屠杀期间普通人在极端环境下的挣扎与选择，将宏大的历史事件与个体命运紧密结合。导演以冷静克制的镜头语言，还原了战争背景下的人性光辉与黑暗，引发观众对和平、记忆与救赎的思考。同时，影片在细节呈现上颇具匠心，如通过胶片、老式相机等道具营造出时光流逝的质感，增强了历史厚重感与艺术感染力。

截至8月2日24时，2023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66亿元大关，其中抗战题材影片《南京照相馆》以13亿元的票房成绩稳居榜首。该片以战争与人性、历史的伤痕为切入点，突破了传统战争片的宏大叙事框架。相较于过往充满血腥与残酷的暴力场面，创作者更注重呈现战争阴影下普通人的心理状态——战争中的战栗与脆弱、人性的挣扎与温情，以及汉奸的内心困顿、舞女的意识觉醒、家庭关系的复杂纠葛，这些看似与战争无关的细节，却成为诠释历史的重要维度。值得注意的是，影片虽与16年前的《南京！南京！》同属抗战题材，但其叙事重心明显不同，通过细腻的情感刻画和明确的价值立场，自点映以来便持续收获观众好评。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对于这段不可磨灭的历史，《南京照相馆》提供了一种完整而尊重史实的回望方式。在同类题材的作品中，"铭记"始终是核心关键词。对二战的反思、对人性的剖析，德国与美国的创作者已取得诸多成果，但若要直面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这段特殊历史，多数国人更期待以坚定而深沉的视角进行记录。影片将"见证"这一概念寄托于"照相"这一关键道具，既展现罪证留存的重要性，也凸显记忆保存的深远意义。在战火未至的和平年代，照相是普通人的生活片段，承载着温情与永恒；而当黑暗降临，这种平静被彻底打破。导演申奥对历史有着敏锐的洞察力，更擅长捕捉人性的微妙细节，而要讲好一个故事，对人性的把握或许更为关键。影片通过"shot"这一双关词构建叙事逻辑——在英文中，"开枪"与"拍照"同为"shot"，前者代表暴力的瞬间，后者象征记忆的定格。这种对比贯穿全片，当日军的子弹击中无辜者时，他们的摄影师正按下快门，将暴行转化为所谓"功勋"。在快门与扳机的刹那交锋中，一座城市的命运、一个民族的记忆，最终凝固为普通人的影像符号。

1937年12月13日，当侵华日军踏入南京城时，城内尚驻守着约10万国军士兵。然而日军入城后迅速展开屠杀，大量中国军人及平民遭遇惨祸，国军武器亦被大规模缴获。时任首都卫戍部队司令长官唐生智虽曾宣称与南京人民共存亡，却在局势失控前带着家人逃离战场。城内陷入无政府状态，血染的街道见证着悲剧的蔓延。影片中，日军对安全区医院展开扫射，凡身负伤者，无论军民皆被无情处决。在城头街巷，无论是否身负伤痕，亦或步履蹒跚、两手粗糙的平民，亦无法幸免于难。因邮差制服与军装形似，刘昊然饰演的青年苏柳昌被迫脱帽解衣以明身份。这一设定暗示全片将着重展现战争对普通人生活的冲击，而非传统战争场面的直接呈现。对于多数市民而言，刀兵与血腥的侵入首先带来的是生死存亡的考验。在极端环境下，隐忍躲避成为部分人的选择，如照相馆老板老金（王骁饰）一家；而另一些人则选择向侵略者妥协，以换取苟活的机会，如汉奸王广海（王传君饰）。

演员王骁在悬疑题材电视剧《南京照相馆》中饰演了关键角色金承宗，凭借细腻的表演展现了角色的复杂性与层次感。

王传君在《南京照相馆》中诠释的邮差阿昌角色，展现出在战争洪流中个体的挣扎。当阿昌错失撤离时机，仓皇逃窜中遭遇日军时，其选择的并非对抗，而是本能的躲避与乞求。影片真实还原了历史情境下复杂的人性图景——既有士兵试图伪装成平民的隐忍，也有逃兵在绝境中萌生的背叛念头。在时代巨轮的碾压下，每个角色都成为自身命运的赌徒，个人意志在战争阴云下显得微不足道。然而随着战火蔓延，所有人终将在各自的战场上留下血痕，那些被镜头定格的瞬间，便是他们真正步入战争的标志。作为身处战乱中的中国人，无法回避仇恨、悲伤与勇气的交织，导演通过细腻的叙事，展现了这些情感如何在看似平静的表象下逐渐发酵。影片中几个关键场景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对应着角色内心转变的微妙轨迹，虽细微却充满力量。

刘昊然在《南京照相馆》中饰演的苏柳昌阿昌初入照相馆即萌生退意，唯恐牵连自身。他蹑手蹑脚抵达街口，却目睹日军在街头肆意屠戮——那些被焚烧致死的中国人仍在店铺中挣扎，日本士兵嬉笑怒骂间举起武器，鲜血浸透的场景令阿昌双目含泪，却只能强忍悲愤沉默。而被戏女暗中相救、匿身行李箱内的逃兵宋存义，原是被强征为警察的平民。与弟弟失散后，他仅存求生本能，对战争的认知仍停留在懵懂阶段。在混乱中，对亲人的眷恋反而超越了对敌人的仇恨，其内心挣扎折射出个体在宏大历史叙事下的生存困境。

周游在电影《南京照相馆》中饰演的宋存义，在影印室里首次清晰目睹日军带来的照片，那些记录着无数中国人被残忍杀害的影像，其中包括他的亲弟弟。这一幕彻底唤醒了他沉睡的民族意识，当亲情在战火中消散，他也失去了继续生存的信念，最终冲出重围，以生命为代价，用南京城墙上的一块砖头结束了日军的性命。而高叶扮演的林毓秀，原本是借着"商女不知亡国恨"的戏码苟活于世的艺人，却在被迫为日军演出并遭受凌辱后，目睹了侵略者对同胞的血腥屠戮，将外部世界的残暴转化为深深刻在灵魂上的创伤。

高叶在《南京照相馆》中饰演的林毓秀作为主角团唯一幸存者，其情感轨迹极具层次感。当她第一次抱起被日军杀害的孩童，又在强权逼迫下被迫对镜头微笑时，角色内心的剧烈挣扎通过细腻表演得以呈现。这种超越民族立场的人性共鸣，恰是其角色魅力的核心——即便身处非人境地，仍保留着对生命的悲悯与对暴行的痛楚。影片通过快门与目光同样定格转瞬即逝的瞬间，让历史记忆以具象形式留存。照片的不可更改性正如克罗奇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它既是历史的见证，也是现实的投射。而罗兰·巴特关于"摄影的真谛即这个存在过"的阐释，则精准诠释了影片为何选择以影像记录为核心叙事手段——在黑白胶片上，每个被显影的细节都镌刻着无法磨灭的历史真相。

《南京照相馆》剧照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无论日本右翼势力多么肆意地篡改与遮掩历史，那些曾经存在的事实始终无法被彻底抹除。侵略者不仅制造了屠杀的惨剧，更试图用照片作为自我炫耀的内部宣传工具，却未曾料到这些记录最终成为他们自身罪行的铁证。1945年日本投降后，这份隐秘的罪证相册通过吴旋之手重现于审判法庭，直接指向南京大屠杀的主谋——第六师团团长谷寿夫，令其陷入无可辩解的境地。真实历史中，传递照片的罗瑾与吴旋，分别是以南京毗卢寺为据点的照相馆学徒和无线电班的学员，他们的接力守护让这段被刻意遗忘的黑暗历史得以重见天日。

罗瑾与吴旋在南京重逢时的合影，被影片对这一系列影像片段进行了重构。日军实施屠杀后，照相馆主人老金（王骁饰）带着妻儿躲入地下室，原本期望凭借藏匿得以苟活。然而少年阿昌的出现以及日本人的闯入，令老金一家认清了在战乱中无法独善其身的现实。作为记录市民日常的影像空间，照相馆在日军占领下异化为罪证的冲洗场所。在生存本能与民族良知的冲突中，老金选择将镜头对准侵略者的暴行，即便这意味着冒着生命危险。这些普通人在历史洪流中往往被忽视，却以微弱的抗争诠释着人性的尊严。日军将照相馆及其中的人视为可操控的工具，完全剥夺其主体意识，这种态度并非源于轻视，而是暴露出将中国人视作他者并肆意践踏的殖民傲慢。

《南京照相馆》中的一幕剧照令人深思：伊藤秀夫命令阿昌在镜头前冲洗一张照片以证明自身价值，然而在冲洗进行到一半时，他竟突然强行中断过程，理由是"中国平民的影像毫无意义"。这种刻意的傲慢暴露了侵略者对底层生命的漠视——他们执着于记录士兵的战绩、政客的仪态和记者的视角，却从未意识到，像阿昌这样的普通民众，竟拥有将历史见证带出战乱的勇气与尊严。实际上，历史记录揭示的并非战场上的血腥残暴，而是那些披着文明外衣的侵略者，用伪善的微笑掩盖罪行的真面目。剧中塑造的摄影师伊藤秀夫形象极具讽刺意味：表面是清秀儒雅的绅士，实则在枪声中瑟瑟发抖；他能对尸体旁的野狗产生怜悯，却将整个民族视作可践踏的尘埃。那些空洞的"朋友"称呼，恰是军国主义虚伪本质最辛辣的注脚。

《南京照相馆》剧照揭示了日军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扭曲解读。他们将"温良恭俭让"曲解为偏狭与自大的体现，把杀戮、奸掠等暴行包装成对中国的怜悯与体恤。这种认知的分裂性在历史细节中尤为明显：当发现美国记者私自拍摄时，日军立即采取行动摧毁其摄影设备。1938年春夏之交，南京城虽逐渐恢复秩序，但自1939年起，日本陆军省却下达严令，禁止归国士兵谈论战场暴行，认为此类言论会"损害国民对皇军的信任"。同时，军部对每日新闻社作出指示，要求将所有可能作为战争见证的影像资料彻底销毁。随着国际舆论的转向，日军采取更为阴险的手段：组织尚存的中国人在枪口下拍摄"亲善照片"，刻意让刚刚失去亲人的幸存者对着镜头露出笑容。

在电影《南京照相馆》的取景画面中，一位市民怀抱的婴儿持续啼哭，扰乱了拍摄秩序。伊藤强令部下"处理掉"孩童，小兵径直抢过婴儿高举摔死。事后伊藤故作姿态地责备部下"弄成这般"，这种表面关怀的暴行，远比战场上的杀戮更令人窒息。导演申奥曾透露，影片灵感源自1987年同题材作品《屠城血证》。相较之下，《屠城血证》直面残暴场景——枪杀、强奸、纵火、活 burial 等画面虽显陈旧，却令人心惊胆战。而《南京照相馆》则将叙事重心转向日军行为本身，如"百人斩"竞赛中两名少尉的合影，照片里他们笑着展示战利品。对于慰安妇林毓秀的遭遇，影片仅呈现抓去唱戏与归来憔悴的对照场景，具体过程留白。这种对战争创伤的处理方式，在国产影视作品中较为罕见。

在1937年12月日军侵华期间，南京大屠杀中的暴行包括对平民女性的肆意凌辱。诸多聚焦这段历史的影视作品，往往通过女性遭遇的悲剧性场景来强化叙事。那些令人窒息的痛苦与无助感，不仅具备强烈的戏剧张力，也因议题的敏感性而具有话题吸引力。张艺谋在《金陵十三钗》中直接呈现了日军轮奸中国女性的场景，此类影像以直白的方式展现暴行，创作者意图通过震撼的画面强化历史记忆的深度。申奥则选择以更具象征性的画面呈现，如照片、尸体与刀剑等元素，暗示历史的残酷远不止于此。

《南京照相馆》的剧照中，不仅延续了对苦难与悲剧的刻画尺度，更以直白的暴力场景震撼观众——主角们接连倒在日军的屠刀下，连年幼女孩也难逃残害，最终仅剩一人带着照片突围。这种极致的残酷冲击感彻底颠覆了观众对战争题材的惯常认知。创作者对人物命运抱持着悲怆的敬意，却始终保持着创作的锋芒。在个体的幸存可能弱化对加害者的控诉力度时，影片刻意运用打破情感连贯性的手法，使近三小时的叙事始终保持着张力。当老金一家四口决定优先让母女出城时，他拉下照相馆中铺陈的故乡风景画布，让亲人在此定格瞬间。被战火吞噬的家园与未能实现的山河之约，在绝境中构成一幅凄美画卷，成为对历史创伤最深刻的隐喻。

《南京照相馆》中的一幕竟透出一丝"浪漫"意蕴，为全片压抑的叙事氛围注入了短暂的喘息。这种看似矛盾的表达实则暗含深意——有观影经验的观众不难察觉，此刻的温情渲染正是为后续惨烈情节蓄力。正因情感铺垫层层递进，观众仍会被细腻的刻画所击中。废墟里的诗意瞬间，让对日军暴行的控诉更具层次：他们摧毁的不仅是物质文明与生命个体，更企图抹杀民族情感与文化根脉。影片由此构建出完整的叙事结构，更在情感传递上达到圆满。创作者以克制的视角凝视历史，却在理想主义的底色中迸发力量。相较直白的爱恨叙事，这种深沉的留存方式恰似照相，以静制动，将记忆永久定格，不容篡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