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戛纳评审团主席：我们不该过度着迷于“身份政治” -

瑞典籍导演鲁本·奥斯特伦德再度执掌戛纳评审团主席之位，这位以极快速度斩获双金棕榈奖的电影大师，其权威地位已获得电影节官方认可。在近日举行的记者会上，戛纳艺术总监蒂耶里·福茂特别强调，奥斯特伦德是本届评审团的首选人选（PlanA），从未考虑过其他导演接替这一重要职务。

在电影节正式开幕之际，我们于电影宫见到了这位年轻的双金棕榈得主。本次采访聚焦于新任主席的评审理念，他谈及工作时展现出的热忱与憧憬，同时回忆起2018年担任北京国际电影节评审的经历，特别提及当时王家卫主席留下的深刻印象。本届电影节风波频发，先是主竞赛单元入围作品《回归》的导演卡特琳·柯西尼陷入性侵争议，开幕影片《杜巴利伯爵夫人》主演约翰尼·德普的出席也引发舆论风波。面对这些话题，鲁本逐一作出回应，强调将坚持就片论片的原则，确保评审团决策不受外界干扰。他还透露了下一部作品的筹备计划，并坦言自身对三度斩获金棕榈奖的渴望。整个访谈过程如同观赏其电影作品般，措辞严谨中偶尔流露出诙谐的笔触，既展现出对"取消文化"与"身份政治"等议题的敏锐思考，又以轻松方式化解了严肃话题的沉重感。这位以社会活动家视角解读电影的评审，认为影片需与现实社会保持紧密关联，同时承担质疑与回应的使命。六部作品、两次金棕榈的创作经历，展现其对欧洲电影生态的独特见解。当被问及钟爱的华语电影时，他脱口而出的答案令人意外……

01 重回戛纳，为了“没有共识”的奖单

凤凰网娱乐：这次来到戛纳做评审团主席，现在的感受如何？会感到紧张吗？

鲁本：当你参与主竞赛时，确实会感到非常紧张，但现在我仅仅是为上台演讲这类场合感到紧张。我认为作为评审团成员，相比在主竞赛单元展映电影要轻松得多。

凤凰网娱乐：大家都很好奇，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率领评审团展开工作？

鲁本：我认为，担任评审时最重要的是避免追求所谓的共识，不应让成员们互相取悦。我希望评审团成员能够勇敢表达真实想法。在讨论过程中，有人试图在他人面前表现得更好，因此我们往往忍不住说些俏皮话，却忽略了直觉的重要性——我真心希望评审团能依据直觉做出决定，因为他们拥有截然不同的经历。所以我会努力营造氛围，让大家敢于说出“愚蠢”的见解，并尝试用不同方式表达对电影的看法。我也希望他们能摆脱“威望”的束缚，坦诚表达意见。在讨论时，我会要求成员轮流发言。评审团不应受到任何人影响，我们已决定不阅读任何影评；但同时，讨论也不能过于个人化，应保持在合理层面。电影的目的是引发新思考，若彼此意见分歧，这不应成为冲突的根源，我们应该讨论电影本身。我不清楚之前几年戛纳的评审讨论方式，有时会出现有趣的动态，某些人更强势、有更强发言权，有些人则更爱表达。但我希望消除这种现象，让每个人都能充分发表观点。过往的评审经验给我带来启发，例如王家卫，他在北京电影节担任评委时，以优雅、得体的方式展现了对评审成员的尊重。我之前认识三位评审团成员：德尼·梅诺谢、布丽·拉尔森和保罗·达诺，他们代表了注入电影行业的新能量。虽然目前还不熟悉所有评审，但通过观影讨论，我会更快了解他们，与团队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我回忆起过去在其他评审活动中遇到的伙伴们，他们就像多年的老朋友。因此，能够认识他们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对我而言，戛纳电影节需要嘉奖一部能够激发思考、引发问题的电影，即使存在内容分歧。它让人走出影院后仍无法停止讨论。我认为好电影的关键在于观影体验，观影后激发的表达欲才是核心。若观看内容无需后续思考或讨论，就没有必要走进电影院，你可以在家通过电脑观看。因此，我难以预测金棕榈得主会是什么样子，因为每年情况都在变化，电影的创作背景也不同。例如，当我拍摄《游客》《方形》和《悲情三角》时，希望创作一部狂野却富有娱乐性的作品，因为我对欧洲乏味的艺术片感到厌倦。但未来可能会出现一些新作品，或许低调却极具突破性，情感力量猛烈。不过戛纳的一部获奖佳作是法国电影《山村犹有读书声》。在华语片领域，娄烨的《苏州河》也是一部令人惊艳的作品。

02 谈电影节竞赛：说不想比赛的人，都是在撒谎

凤凰网娱乐：你曾表示想成为首位获得三座金棕榈奖的人。

鲁本：是的。

凤凰网娱乐：那么这意味着肯·洛奇没有机会了吗？

鲁本：并非不可能！（现场爆笑）言归正传，若你拍出了最好的电影，自然会赢得金棕榈奖。这就像竞技体育，竞争是一种积极方式，能促使自己表现得更好。因此，当我进入电影学院时，遇到一些艺术家非常鄙视竞争，他们总是声称——哦，不，我不是在竞争，我只是遵循自己的创作理念，与一切无关——他们在撒谎！只要有人存在，就会有形式化竞争。你可以利用竞争的积极面促使自己进步。那些达到行业顶峰的导演，他们的竞争力极强，否则无法站上国际舞台。因此，当我谈到作品《娱乐系统已崩溃》时，目标就是获得第三座金棕榈奖。我们能够把握手中机会，尝试看似难以实现的事情，即连续三部作品揽获金棕榈——这需要将自我要求设得极高，但无疑会提升作品水平。

凤凰网娱乐：费里尼获得金棕榈奖后表示不再参与竞赛，但80多岁的马可·贝洛基奥却表示想继续参赛。你对此有何看法？当你90岁时，还会参与竞赛吗？

鲁本：这个我已做出决定。是的，我希望！

凤凰网娱乐：你认为在内容、叙事信息和美学的较量中，哪一部分会是更重要的评选标准？

鲁本：这很难割裂评价。有时，新导演作品中迸发的能量比技巧更重要；而有时，老导演虽技艺高超，但原始力量消失，你会觉得他们的电影缺乏紧迫感，因为叙事对资深导演而言已变得过于轻松——这种紧迫性对我来说至关重要。我认为，若感受不到这种紧迫性，就无法断言这是一部好电影，因此技巧有时候并不重要。

凤凰网娱乐：有些制作方担心在戛纳电影节上，影评人对展映电影过于苛刻，甚至不敢在这里展示新作品。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鲁本：当然会发生这种情况。我认为在争夺注意力方面，人们的态度愈发极端。影评人要么高呼“金棕榈应当颁给这部杰作！”，要么贬低为“真是一部烂透的电影”。这种做法往往忽视了作品中的细微差别，但人们必须坚持自己的立场，才能引起关注——当然，这也是社交媒体时代的症结，媒体记者们也需应对这一问题。

在斩获金棕榈奖的《悲情三角》引发广泛讨论后，欧洲艺术电影的创作模式成为焦点。鲁本指出，欧洲电影在获得国家基金支持时往往缺乏对市场规律的考量，这种体制既赋予创作者更多自由，也导致作品与观众产生脱节。他特别强调：虽然公共资助体系让电影更具实验性，但美国电影在商业运作中展现的观众吸引力值得借鉴。当欧洲导演不断重复哈内克式的表达时，观众逐渐感受到创作的单调——这种纯粹形式化的拍摄方式忽视了与观众的情感连接。因此，他在自己的三部作品中力求创造沉浸式的观影体验，既要满足娱乐性，也不能背离内容的社会价值。

谈及青年导演的创作方向，鲁本坦言已有部分创作者受到自己的影响，但缺乏具有说服力的代表作。他转而讨论戛纳电影节的评选标准：评审团始终专注于电影本身，而非导演身份或作品背景。对于卡特琳·柯西尼的《回归》引发的争议，他认为这类讨论不应影响对电影艺术的评判。他指出，MeToo运动等社会事件推动了对文化结构的重新审视，但过度聚焦个人责任反而会掩盖更深层的文化问题。以瑞典为例，那些陷入"取消文化"的演员需要承担个人后果，同时背后的社会文化体系也需反思，这体现了个体与集体责任的辩证关系。

鲁本进一步剖析了当代电影的社会功能：在"身份政治"盛行的时代，电影正在重塑人们对世界的认知。他列举了《婚姻生活》引发丹麦离婚率上升等有趣案例，说明艺术作品具有改变现实的潜力。他认为，戛纳评审团需要在商业考量与社会价值之间保持平衡，这种辩论本质是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探讨。他强调：当电影被置于更宏大的社会语境中，创作者才能真正触及深层议题，这种视角的转换正是电影作为文化载体的核心意义。

鲁本在接受凤凰网娱乐采访时谈及新作，坦言将尝试以电影界的评委生态为蓝本来创作下一部作品。他透露这仍处于构思阶段，因为观察媒体、公关团队与导演之间的互动关系，尤其是戛纳和奥斯卡等大型电影节的公关操作，令他深感震撼。这些公关手段的夸张程度令他着迷，因此未来若涉及电影行业题材，他更倾向于聚焦于公关与媒体的博弈。他计划以《娱乐系统崩溃》为名，讲述一个发生在长途飞行中的故事：当飞机娱乐系统突然失灵，乘客们必须在长达20小时的航程中直面无聊。他提到类似心理实验的“无聊挑战”，参与者需在封闭空间内静坐无事，时长6至15分钟，而人们往往认为这种无所事事的处境极其可怕。这与他设想的电影场景形成呼应——当一位乘客坚持要求使用iPad时，母亲的回应将形成戏剧张力。他更强调片中将采用实时拍摄手法，让观众如同亲历“无聊的挑战”般感受时间流逝的压迫感，甚至可能仅持续3分钟。该创作灵感源自英格玛·伯格曼的《豺狼时刻》，其中角色因无法入睡而将一分钟视为漫长时光。面对凤凰网娱乐询问是否故意制造争议，鲁本承认自己已准备好承受批评，直言"这正是我想要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