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的荔枝》：李善德可以不运荔枝吗？ -

在观看电影《长安的荔枝》时，尤其当看到李善德为完成岭南荔枝运往长安的任务而殚精竭虑地进行各类计算、试验与尝试时，一个颇具思辨性的疑问浮现于脑海——“李善德是否真的必须执行这项任务？”然而，从故事叙事的逻辑出发，“运荔枝”作为核心情节，实则是被预设为不可置疑的既定前提。这种质疑本身也构成了对文本的深层呼应：当圣旨下达后，所有参与者都无条件接受命令，即便深知其荒诞与不可能性。这种集体性的服从与故事中“任务成败”无关，却恰恰揭示了历史语境下权力体系对个体命运的支配。

《长安的荔枝》通过将唐代官吏与现代“打工人”的叙事模式相勾连，使大鹏在改编马伯庸原著时，巧妙构建起跨越时空的共鸣桥梁（本文聚焦电影改编版本）。影片以李善德的自述为切入点，将当代社会对“打工人”的诸多网络符号植入历史语境，借由这一策略引发观众对小人物困境的共情体验。这种叙事策略既服务于电影营销，更意在以李善德所遭遇的压迫、挣扎与反抗，为现实中的“打工人”群体提供情感代偿。然而，深入剖析可知，李善德与当代打工人本质存在显著差异——他在上林署的仕途虽卑微，却通过明算科科举制度成为“士”阶层的一员，其身份认同建立在古代良贱分层体系之上，与当代无阶层区隔的雇佣关系截然不同。

从叙事转向来看，李善德运送荔枝的使命在电影中经历微妙转化。初期因上司陷害而被迫接受的圣旨，最终演变为贯穿整个岭南运输过程的学术探索。这种转变源于其明算科出身的专精特性：作为数字思维的痴迷者，他将运输难题视为数学实验的场域。电影通过快节奏剪辑与音乐配器强化了这一过程，展现计算激情如何将枯燥任务转化为思维快感。这种现象暗合汉娜·阿伦特所言“沉思”的本质——在纯粹理性空间中，个体通过抽象思维追求真理，如同柏拉图笔下的“哲学王”般构建系统逻辑。

值得注意的是，李善德的自我剥削本质远超表面叙事。他将个人命运与数学真理的追求熔铸一体，既受制于皇权与官僚体系的压迫，又主动将自身转化为计算系统的功能性单元。这种双重性在电影中通过多个细节呈现：岭南运输方案的制定实则是对“非人”状态的隐喻，参与者被简化为数学公式中的变量符号。尽管杨国忠的支持赋予其短暂权力，但系统性暴力始终无法消除个体差异。正如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揭示的空间化认知结构，所有参与者的个性特征都在数学理性中被均质化，最终形成一个依赖工具理性的制度闭环。

在《长安的荔枝》中，李善德运送鲜荔枝入长安的剧情呈现出深刻的象征转换。电影编剧巧妙地将传统"一骑红尘妃子笑"（服务于皇权）的叙事，转向了"一骑红尘妻子笑"（服务于私情）的情节框架。这种改写不仅让当代观众产生情感共鸣，更为角色动机的合理性提供了私人维度——临行前妻子托付他携带岭南木棉花的嘱托，使危险的公务任务升华为浪漫的私情承诺。随着李善德在岭南结识苏谅、阿僮、林邑奴等友人，并在他们的协助下逐步实现运荔枝目标，原本具有强制性的官差行为被重新定义为一种共同奋斗的道德义务。这种双重转化使得角色在执行任务时的心理负担显著减轻，将生存压力转化为对个人情感价值的追求。

现代人类社会的规训机制在电影中展现出独特的样态：福柯所言的外部强制性惩罚，被转化为内化的工具理性管控。李善德对妻子的承诺、对友人的情义，构成了其行为的深层动力，使他甘愿承受巨大代价完成使命。这种心理状态恰与韩炳哲所描述的当代个体形象相呼应。电影后半段揭示的矛盾状态更具冲击力：当阿僮的荔枝树被官兵砍伐，苏谅遭到背叛，驿站征夫集体逃亡，杀手斩杀所有运夫时，李善德仍坚持完成任务。这种行为的驱动力既非简单的害怕刑罚，也非纯粹的私情牵绊，更可能源于对权力体系提出的质问权——通过完成任务获得存在的证明。

木棉花的意象在影片尾声产生了双重解读：一方面象征李善德与妻子的私人承诺，另一方面隐含着运荔枝途中牺牲的无辜百姓的血泪。这种解读的争议性恰恰揭示了角色与百姓的阶层差异——李善德作为官僚体系中的技术官僚，始终将百姓视为数字单位，而非具有个性的生命存在。马伯庸刻意塑造李善德的数字天赋，实则映射出现代性困境：在工具理性崇拜的语境下，生命政治（biopolitics）与劳动人（homo laborans）的生存逻辑逐渐吞噬了人的主体性。

李善德的形象与艾希曼产生共鸣，引发对"是否必须服从命令"的哲学追问。在传统帝制体系中，这种质疑可能招致死刑，但现代语境下却显得荒诞——为何一个普通官僚最终面对权贵的质问反而显得不合时宜？这种跨时空的对照揭示出现代性困境：当"遵从命令"被视为良好职业操守时，技术官僚便成为了体制的共谋者。李善德对运荔枝方案的计算，实质上是将生命政治的权力技术具象化，使杨国忠得以将此作为固定政绩。这种行为模式不仅体现了犬儒主义的生存智慧，也暴露了工具理性对生命价值的彻底剥夺。

阿伦特所指的"不参与"（non-participation）在影片中具有更深层的启示：那些逃亡的驿站百姓通过消极抵抗展现了最原始的政治勇气。相较之下，李善德在制度框架内的质疑显得苍白无力，他被迫参与却主动制造的生存悖论，恰与艾希曼在纳粹体系中的处境形成互文。当电影最终以"一骑红尘"的浪漫场景收场，实则掩盖了生命政治体制对普通人性的系统性消解——在工具理性统治下，人的存在价值被简化为数字的运维，而不再涉及对生命本质的追问。

影片通过杨国忠与鱼朝恩围绕“运荔枝”事件的明争暗斗，揭示了权力斗争对民生的压迫。李善德以质问杨国忠的方式完成自我救赎，暗示历史悲剧的根源在于皇帝或诸如杨国忠、鱼朝恩等权臣的决策。无数基层官僚如同李善德，只能在命运洪流中被动执行命令，他们以“上有老下有小”等生存困境作为逃避责任的借口。这种由“无思”引发的盲目服从与自我开脱，已成为当代社会的集体病症——人们放弃独立思考，习惯性地在制度框架内接受不合理的规则。更进一步，个体在“认知”与“行动”之间的断裂愈发明显：明知某些行为会造成伤害，却在现实中选择沉默与妥协。这种生存的自我分裂必然带来内在矛盾，而《长安的荔枝》中李善德当面质问权臣的场景给出了启示：银幕角色成为观众发声的媒介，将那些本该由自己说出却怯于表达的正义之言具象化。通过这种艺术化的代偿，观众得以在观影过程中完成心理上的“行动”，缓解因自我矛盾产生的焦虑。走出影院后，人们重新回归现实，却带着被艺术唤醒的清醒意识，这种转变恰似对当代困境的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