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盗墓高手，栽了 -

因其在东北地区盗墓领域的卓越地位，被外界冠以“关外第一盗墓高手”的称号。姚玉忠出生于1962年，精通风水堪舆与古墓定位技术，长期从事古墓实地勘察工作。区别于普通盗墓者，这位仅有小学学历的从业者却热衷于研读考古学文献，频繁出入各大博物馆系统学习文物知识。以姚玉忠为核心成员的盗墓团伙案破获后，警方协同专业考古团队完成文物鉴定工作，累计追缴各类文物1168件（套），其中包含125件国家一级文物。这些文物经市场评估总价值超过5亿元，该案也因此被认定为“共和国成立以来涉案文物数量最多、价值最高的盗墓案件”。从个人命运到文化遗产保护，这一事件都留下了深刻的警示意义。

1971年8月，内蒙古赤峰市一名农民在修建梯田时，偶然发现一块形似钩状的物件。他起初误认为是废弃铁器，经打磨后却惊讶地发现其表面泛着温润光泽，实为罕见玉料。经过十年时间，考古专家最终确认这尊玉雕属于红山文化，是迄今发现的最早龙形文物，被冠以“中华第一龙”的称号。这一突破性发现不仅为“龙的传人”赋予了历史实证，更揭开了辽河流域先民在五千至六千年间建造的大型祭坛、女神庙等先进文明遗迹，将中华文明起源时间向前推进了千年。红山文化也因此被学界普遍视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

历经千年风雨侵蚀，赤峰地区红山文化时期的古墓群已与周围环境逐渐融为一体。每逢雨季，当地农民常在耕地中发现大量玉器遗存，这引来了无数盗墓者前来觊觎。不同于小说中神通广大的摸金校尉，这里的墓穴普遍较浅，多数仅距地表数公分，盗墓者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精准定位墓葬入口。现年61岁的姚玉忠正是这类盗墓活动的行家里手，被业内尊称为"盗墓祖师爷"。多年来，他屡试不爽，盗取的红山文化文物数量庞大。要揭开姚玉忠盗墓案的来龙去脉，必须从辽宁省朝阳市一位基层刑警王红岩的视角展开。

2013年，辽宁朝阳市一名基层民警王红岩接获群众举报称有人盗墓，随即奔赴案发现场。举报人称，有四到五名人员在深夜于荒郊野外盗掘古墓，留下一个深达数米的巨大盗坑。经过细致勘查，王红岩在现场注意到一个常被忽视的细节——一枚烟头。他立即提取烟头样本送交省公安厅进行DNA检测，企图获取盗墓者的身份线索。这一发现令他重燃破获盗墓大案的信心，毕竟他已在此蹲守多年。初步鉴定结果显示，涉案人员为白国忠。尽管初步锁定白国忠，但王红岩并未贸然行动。凭借近三年的前期调查，他深知这背后潜藏一个完整的盗墓网络，时机尚未成熟，贸然抓捕恐打草惊蛇。通过多次走访调查，王红岩发现白国忠等人常聚集于当地名为"宝之都"的文玩店，而该店幕后老板冯杰仅负责销赃，不参与进货。王红岩推测，冯杰很可能是盗墓团伙的幕后主使者。然而，一个疑问令他困惑：长达数月的侦查中，所有线索均指向"老姚"，而该店老板却是冯杰？这是否意味着"老姚"是冯杰的化名？他决定暂不行动，继续搜集证据，以期最终擒获这位被誉为盗墓界顶尖高手的"老姚"。

2013年的一个深夜，王红岩与巡逻民警在牛梁河遗址周边展开行动，意外遭遇正在进行盗墓活动的犯罪团伙。面对突如其来的袭击，他果断采取行动，迫使盗墓贼仓皇逃窜至玉米地。尽管最终未能成功抓捕，但这次行动为后续调查埋下重要线索——盗墓贼在逃窜过程中多次提及"老姚"这一代号。数日后，王红岩通过缜密侦查确认，那位神秘人物正是 notorious 的姚玉忠。在追击过程中，他因误伤摔断肋骨，为避免暴露追踪意图，故意与当地村民发生冲突，巧妙将受伤部位描述为遭遇袭击所致。经深入调查，王红岩锁定冯杰团伙的核心成员姚玉飞，并通过其亲属关系追溯到姚玉忠。这位名下拥有数处豪华别墅的神秘富豪，既无正当职业也未涉及矿产开发，其异常财富状况进一步印证了警方的判断。

红山文化以其精美的玉器闻名，其中玉猪龙是极具代表性的文物。然而，这一文化瑰宝遭遇了严重的盗掘危机，姚玉忠作为主要犯罪分子，曾因赌博欠下巨额债务，单晚输掉7000万元。为筹措赌资，他竟将出土自红山文化遗址的文物带至赌场抵押，随意压低文物价值，甚至以10万元的价格将文物打包出售。面对警方的追查，姚玉忠声称文物是"上山捡的"，而辽宁省公安厅则部署了代号为"2014年12月7日行动"的抓捕计划。在行动前夕，时任朝阳市公安局局长李超面临重大抉择：若无法锁定姚玉忠的藏身之处，贸然行动可能导致整个案件侦破失败。最终，在抓捕行动前夜突降大雪，气温骤降迫使姚玉忠停止犯罪活动并返回住宿地点，李超立即抓住战机下达逮捕令。

姚玉忠落网后，朝阳警方立即展开审讯，成功侦破了被外界称为“共和国涉文物第一大案”的重大案件。在一审中，这位盗墓界口中的“祖师爷”因多项罪名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然而，案件虽已尘埃落定，仍有诸多谜团待解：据其在审讯中称，鉴定红山文物如同普通人辨别性别般简单，那么他究竟是如何掌握如此专业的盗墓技艺？此外，警方在行动中发现其名下几乎无任何财产，这背后是否另有隐情？

1962年，姚玉忠诞生于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新房村。这个被群山环抱的偏远村落经济落后，村民主要依靠耕种维持生计。姚玉忠的父亲并非传说中的摸金校尉——这一在《三国演义》中被渲染的虚构官职，实际为曹操设立的搜刮财物机构——而是以精湛的手艺闻名乡里的篾匠，擅长编织草席与木筐。姚家共有八个子女，姚玉忠的母亲体弱多病，全家仅靠粗糙的高粱面果腹。由于家境贫寒，姚玉忠在完成小学教育前便辍学务农，协助父亲制作竹器。他展现出过人的聪慧与学习能力，成为兄弟中技艺最娴熟的匠人，被父亲委以重任，骑着家中自行车走街串巷售卖竹编制品。随着生意日渐兴隆，他逐渐将经营范围拓展至羊绒、猪皮、猪鬃等农产品。乡邻们普遍认为姚玉忠为人诚恳、乐于助人。正是那些年奔波各地的营商经历，让他对本地地理风貌和民间传说有了深入了解，进而萌生了对历史研究的浓厚兴趣。与其他兄弟不同，姚玉忠即便仅受过基础教育，仍保持着强烈的求知欲，尤其痴迷于历史典籍、占卜术数、星象观测与风水文化。他的母亲曾回忆，姚玉忠自幼便展现出与众不同的精明劲头，总念叨着要"挣大钱"。

玉猪龙（约公元前4700年-前2900年）作为辽宁朝阳“11.26”系列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案追缴的一级文物，其归属引发了一系列后续故事。随着兄弟分家，姚玉忠结束了编筐卖筐的营生，转而投身砖窑行业。然而不久后，他便辞去了工作，选择在家待业，外界对其行踪始终不明。村民常见其独自背负行囊前往后山，往往一去就是整整一天。姚玉忠的着装也悄然转变，从朴素的衣着换上了整洁的长褂，甚至佩戴金丝眼镜，举止间透着几分儒雅气质。据其亲弟弟姚玉飞回忆，彼时三哥购置了大量书籍，尤以风水、易经类为主。由于对书中文字掌握不牢，他常抱着新华字典逐字对照研读。某次实验中，他让一人站在山包一侧贴耳倾听，另一人则在数十米外跺脚，结果贴耳者竟能听到土层深处传来的空洞回响——这一现象被证实源于古墓的存在。

红山文化考古现场位于内蒙古赤峰市，该市地处内蒙古、辽宁、河北三省交界地带，其名称源于当地“红色的山峰”地貌特征。20世纪初，一位蒙古王公曾邀请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前来讲学，期间在附近山坡发现了大量陶片遗存。1919年，法国考古学家在红山区域也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工具，这些早期发现引起了梁思永（梁启超之子）的关注。1931年梁思永亲赴赤峰考察，带回多件陶片样本，并在其主编的《中国新石器文化》一书中首次将该文化命名为“红山文化”，初步推测其距今约六至七千年。上世纪80年代的考古发掘进一步证实，红山文化先民曾建造用于祭祀的大型女神庙及具有金字塔结构特征的建筑群，标志着当时已形成较为成熟的部落文明形态。

经考古发掘证实，红山文化先民对祭祀活动极为重视，频繁举行规模宏大的祭祀仪式。在这些仪式中，玉器被视为沟通天地的重要媒介，常被镶嵌于祭祀服饰之上，成为珍贵的礼器。该文化独特的墓葬制度亦值得关注，贵族阶层多选择高山之巅作为墓地，以积石冢为主要形式，并存在为逝者束发、佩戴项环与臂环的特殊习俗。由于历经千年风化侵蚀，许多墓葬已浅显至地表仅余一至二米深度，每逢雨季，当地居民常能在土层中捡拾到陶片或玉器。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文物贩子以极低价格收购这些玉器，仅需50元即可完成交易。

红山文化玉器展品包括马蹄形玉器、勾云纹玉璧及玉镯等，其工艺精湛、造型独特，具有极高的历史与考古价值。这一文化遗存首次引起公众广泛关注，源自2012年央视《寻宝》栏目在红山遗址周边开展文物征集活动。当时凌晨两点便有民众自发前往排队登记，专家对红山玉器的市场价值评估差异显著，最低估价达三四十万元，最高可达百万级别。大量收藏者因此一夜暴富，带动当地古玩市场异常活跃，同时也促使盗墓行为频发。姚玉忠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规模化盗墓活动。据传他精通风水堪舆，深谙星象规律，能通过观察天象与罗盘方位，在百里范围内精准定位不足十平米的古冢位置。盗墓界将其能力神化，称其具备观星辨位的特殊技艺。姚玉忠本人则表示，其盗墓技艺完全源自自学积累。

他长期活跃于内蒙古赤峰与辽宁朝阳市周边地区，专注于古墓遗址的实地考察。对于某处山地，他可能多次往返，反复确认山脉河流的走向。他提及：“若某处山势左有青龙之势，右有白虎之形，上方有靠山，下方有水照，便是理想的风水宝地，也是适宜安葬之所。”此类风水佳地往往承载多处墓葬，他常采用特制工具多次探测土壤层，以精准判断墓穴位置。

除实地勘察外，他亦深入研读大量专家论文。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便购置电脑，用于资料归档与检索。他习惯性前往当地图书馆查阅文献，通过历史记载与实物的交叉验证来确定古墓方位。在内蒙古、辽宁等地的博物馆和真实墓葬遗址中，常能见到他的身影。故宫、清东陵、红山墓葬群成为其重点考察对象。

他坚持书籍与出土文物的对照研究，一方面掌握墓葬埋藏规律以避免盗掘破坏文物，另一方面通过实物分析推断文物年代、价值及墓主人身份。有业内专家评价其鉴定能力出众：“每日接触真迹，观察时间越长，赝品便越难逃过法眼。”正因如此，精通寻龙分金的姚玉忠被冠以“关外第一盗墓高手”的称号。

过去数十年间，姚玉忠通过缜密规划极少在盗墓行动中失败。辽宁省刑警在采访中透露，其团伙曾运用微波探测仪等科技手段对古墓进行勘探，最终通过三维成像技术清晰呈现墓室结构与陪葬品信息。令人称奇的是，抓捕时在其住所仅发现基础工具：强光手电、铁锹、镐头以及自制的扎子。扎子采用钢管拼接，设有多个通孔，可提取地下土壤样本。

相较传统考古工具“洛阳铲”，姚玉忠自创的扎子具备拆卸功能，便于携带，且能深入土壤更佳，显著提升墓穴探明效率。他注重选时，常将盗墓时间限定在每年6月至10月，利用树木茂密期规避追查。每次行动前，他会结合天象变化与气象预报，择选雨前夜实施盗掘。行动结束后，要求团队彻底清理所有矿泉水瓶等现代遗物，绝对不允许残留烟头。

针对盗洞处理，他要求团伙成员必须回填盗掘坑道。他强调：“不回填的行为极其不专业。”更特殊的是，他会在回填土壤上撒播草籽。待雨水冲刷后，草木迅速生长，使现场与周边环境自然融合，彻底消除痕迹。在技术层面，姚玉忠的精准判断使其在团伙中占据至高地位。

据其团队成员在审判中所述，姚玉忠的盗墓成功率极高，认准目标后必定挖掘出文物才肯罢休。曾有一次，团队连续数日挖掘某处墓穴均无收获，有成员质疑其判断。姚玉忠随即指挥调整挖掘坐标，数米位移后迅速取得突破。在文物即将出土时，他独自从容操作，确保不被他人窥见技术细节。

严格的规定导致团队成员对分赃问题多有不满。某次在辽宁朝阳市郊盗掘后，姚玉忠按每人7万元、主要副手12万元分配报酬。但团队成员注意到他手中隐匿的玉镯，认为分赃不公。姚玉忠当场发怒，将玉镯砸碎在地：“你们愿意干就干，不愿干趁早离开。”

姚玉忠（约公元前4700年-前2900年）作为辽宁朝阳“11.26”系列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案的核心人物，其团伙曾成功追缴多件一级文物。众人既依赖他卓越的寻墓技艺，又对其拒绝传授技术的行事风格感到不满。即便是与他共同作案的亲弟弟，他也始终拒绝分享任何诀窍。姚玉忠的高强度作案频率，往往持续至深夜至凌晨，令诸多同伙难以承受。在2013年短短一年内，该团伙竟实施了逾200次盗掘活动，令许多同伙心力交瘁。这种近乎苛刻的作业强度，使得众多同伙逐渐离心离德，纷纷自立门户成立盗墓团伙。据不完全统计，过去十余年间，从姚玉忠团伙中分道扬镳者已超过百人，而案件中第二大团伙的主要头目，正是其与姚玉忠决裂的亲弟弟。正因如此，姚玉忠在非法文物圈被冠以“盗墓祖师爷”的称号。

在姚玉忠被捕后，警方在其豪华住所内发现大量文物，涵盖红山文化时期的玉器等珍贵藏品。然而，这些文物数量与其在盗墓界的声望存在明显落差。当地村民对姚玉忠的真实身份知之甚少，仅能确认他拥有巨额财富。直至央视曝光此案，媒体实地探访时，部分村民仍对盗墓传闻感到困惑，甚至质疑：“他哪有那个本事？”姚玉忠的隐匿手段极为高明，部分藏匿地点极其隐蔽。警方在其老家院落的废弃井中，查获了四串辽代红色玛瑙珠串。而在其子居住的普通隔断间内，拆解墙体后竟发现一个秘密保险柜，内藏价值不菲的辽代青铜器及扳指等文物。其隐秘行为既源于个人谨慎，也与对同行的报复担忧密切相关。曾有资料显示，姚玉忠在赌博欠债高峰期，指示表弟对昔日搭档冯杰实施绑架，并劫取了冯杰持有的玉猪龙等重要文物。在押解途中，姚玉忠曾试图撞向山石自尽，声称：“我死后，这些文物就不会再被找到了。”但最终被警方及时制止。

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姚玉忠未表现出深刻的悔意，更多的是流露出对过往行为的遗憾。据传在得知判决结果时，他高声喊道：“饶我一命，我能打开秦始皇陵。”姚玉忠声称自己的行为旨在促使红山文化重见天日，并坦言之所以选择红山文化盗墓，是因为自认为是6000年前先民的转世，而转世的使命便是揭开红山文化的神秘面纱。参与上世纪80年代红山文化考古工作的郭大顺对此感到痛心疾首，他指出姚玉忠的行为不仅毁坏了遗址现场，更让考古价值荡然无存。

姚玉忠深信命运，在狱中仍坚持用纸笔和木棍占卜，结果却指向"困于牢笼"。他出生在内蒙古赤峰市，这片土地曾孕育出辉煌的红山文化，而他却以盗掘该文化遗迹起家，最终落网。专案组成立日期恰逢其生辰，而落网时刻亦在其出生时辰——凌晨3时。被捕地点的宾馆名为"天义"，暗合其命运轨迹。如今仍有文物界人士感慨："'玉'字辈的姚玉忠若能将毕生所学用于考古研究，或可成为红山文化传承的传奇。"令人唏嘘的是，其子竟考入大学主修瓷器鉴定，不知是否暗合其父"玉"字辈的宿命？

姚玉忠在庭审中承认了自己的犯罪行为，并表示愿意承担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