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影视热衷私欲叙事，“劳动光荣”如何打动观众？ -

在第30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的竞争中，《山花烂漫时》凭借独特的艺术表达摘得最佳导演与最佳女主角两项殊荣。本文指出，该作品的突破性在于通过影像语言对"劳动光荣"这一宪法精神进行了现代诠释，彰显了其时代价值，为当代影视创作注入了深刻启示。

作者指出，电视剧《山花烂漫时》成功规避了两种常见误区：其一，未将张桂梅的公心简单解构为私欲，虽展现其对亡夫的怀念和对乡亲的感恩，但更突出其作为党员和教育者的社会担当；其二，未将其塑造成脱离现实的“殉道者”，而是塑造了一个兼具原则性与人情味的真实形象。这种平衡的塑造使“劳动光荣”理念更具说服力和感染力。正如文章所言，劳模事迹的影像化呈现本就充满挑战，根本原因在于“劳动光荣”的意涵不易把握，而把握后的影像创作更需专业精神。在当下影视创作普遍存在唯心主义倾向的背景下，该剧以“劳动为公”的叙事方式向观众证明：当“解构崇高”成为流行趋势时，真正的勇气在于重新建立对价值的信念。

本文原载于《文化纵横》2024年第6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该剧改编自全国五一劳动奖金获得者、先进工作者张桂梅的事迹，今年秋季上映后引发强烈反响。其成功之处在于通过张老师创办女高的经历诠释了宪法对劳动的定义——我国现行宪法第42条第3款明确规定：“劳动是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职责。”在劳动光荣理念面临唯心主义、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思潮冲击的当下，该剧以张老师的奋斗历程为切入点，回答了“劳动为何光荣”以及“国家应如何落实宪法要求”等关键命题。

宪法赋予劳动以“光荣”的属性，这是我国宪法体系的独特价值判断。它约束了关于劳动的公共表达，反对将劳动视为价值中立或无涉的中性行为，更严禁否定劳动的社会意义。以这一标准衡量，电视剧《山花烂漫时》无疑是合格且优秀的。该剧塑造了以张桂梅为代表的教育工作者群像，通过对其不畏艰险、辛勤耕耘的刻画，彰显了劳动者的精神光辉。在剧中，张老师的形象始终闪耀着大公无私的特质，她为创办女高投入全部精力与资源，甚至牺牲个人健康，这种精神力量令观众动容。

剧中巧妙避免了两种错误倾向：其一，未将张老师的公心过度简化为私心。尽管她在创办女高的过程中有怀念亡夫、报恩乡亲的动机，但随着事业推进，这些私人情感逐渐为更深层的公心所超越。当她已成为全国党代表时，对山里孩子的责任感成为驱动，而当女高面临困境时，对党员身份的认同感赋予力量，由此产生的党员教师集体重温入党誓词场景成为影片的高光时刻。其二，未将张老师塑造为缺乏人性温度的“殉道者”。剧中展现其对教师严格要求同时又关怀其生活，通过细节呈现她既保持尊严又贴近现实的特质。例如她搭乘运猪车连夜返校却不换衣物的场景，恰恰体现了日常生活中她始终整洁得体的形象。

该剧以“劳动为公”的叙事逻辑，回应了当代社会对劳动光荣的多重挑战。在唯心主义思潮冲击下，它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通过张老师的实践揭示：事业的成败不仅取决于个人意志，更依赖客观条件的突破。编导团队深入观察张桂梅和女高现状，挖掘出其善于协调各方、灵活应对困难的特质，展现了并不为人熟知的现实侧面。在资本主义思潮影响下，该剧强调劳动与资本的本质区别：张老师将女高视为公共事业，用行动印证劳动不是资本增殖的工具，而是服务人民利益的使命。面对消费主义的侵蚀，剧中展现的消费观念具有鲜明指向——张老师将金钱作为事业发展的手段而非个人身份的标志，其对教师和团队的慷慨支持体现了生产性消费的价值。

该剧的影像表达为“劳动光荣”的诠释提供了独特路径。它既展现了张老师作为先进代表的光辉，又通过细节刻画凸显其作为普通劳动者的特质。这种双重形象的呈现，使“劳动为公”的理念在当代社会语境中获得新的诠释维度，符合宪法对劳动价值的界定，也回应了新时代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