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娃哈哈没因丑闻下架，就让那些艺人重新上架吧 -

随着国产高质量电影产量显著下降，观众开始减少前往影院观影，导致市场整体票房持续下滑。在2025年国内电影市场中，除春节档的《哪吒》外，多个关键档期的票房收入均低于去年同期水平，其中4月的票房成绩甚至低于2012年同期，差距跨度长达13年。

当前电影市场遇冷的原因复杂多样，既有宏观经济环境的制约，也面临短视频平台的分流冲击。但核心矛盾仍在于中国电影整体质量提升不足。尽管票房表现不佳，但全国电影院仍需维持运营，观众观影需求也未完全消失。此前笔者曾提出，通过扩大电影市场开放度可有效缓解院线困境，这一政策方向正逐步落地。今年暑期，延续21年的国产电影保护月机制被彻底取消，6月至7月期间好莱坞大片全面引进，占据票房前三位置。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产影片在七年来最严峻的市场环境下集体遭遇滑铁卢，《酱园弄·悬案》《恶意》《无名之辈3》等多部期待值颇高的作品票房惨淡。若保护月政策未及时调整，院线经营数据或将更加严峻，部分影院可能面临生存危机。值得关注的是，院线业务萎缩会进一步波及商场、购物中心的综合业态，影响购物、餐饮及娱乐等关联消费。因此，在国产电影处于低谷时期放开保护月限制，既是拯救影院经营的举措，更是维系商业生态的关键。除政策调整外，适度引入优质外片亦能起到补充作用，但从根本上说，提升中国电影创作水平才是行业破局的核心。

据观众反馈，当前选择前往影院观影的核心动因之一在于沉浸式体验，尤其是对高水准特效与视觉呈现的追求。若仅关注叙事内容，则选择线上平台观影更为便捷。以暑期档的《F1狂飙飞车》《侏罗纪世界4》《超人》等作品为例，其高投入制作和壮观场景均需巨额资金支撑，这印证了优质影片往往伴随高成本的行业规律。然而，近年来资本对电影产业的投入明显萎缩，2025年国产电影市场开机项目中有高达50%为3年前立项的作品，创下自2019年以来的峰值。相较之下，1年前开机的项目占比仅为21%，而1年内立项的新作几乎趋近于零，这种断崖式下滑表明行业投资已陷入低迷。

在风险与收益失衡的背景下，电影行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明星的私德问题、法律纠纷等不可预测因素，已成为影响影片制作的隐形炸弹。值得关注的是，某些演员的过往经历，即便发生于学生时代，仍可能对影视项目造成实质性冲击。这些风险对投资方而言具有完全的不可控性，当行业面临高风险且收益难以匹配时，资本自然会撤离。这种现象已形成恶性循环，导致影视作品质量整体下滑，行业生态持续恶化。

对比其他领域，企业更易获得市场的宽容度。以娃哈哈为例，其庞大的实体资产体系包括众多厂房、生产线、员工及经销商网络，即便面对宗庆后的个人形象危机，公众仍倾向于维护企业本身。这种差异源于企业作为实体经营体的稳定性，使其能够通过资源整合化解个体风险。相较之下，影视行业缺乏类似缓冲机制，一旦核心人物遭遇负面事件，整个项目可能陷入危机。

中国刑法第201条针对逃税罪设置了特殊的免责条款，明确指出：若企业主存在该条款所列行为，但在税务机关依法追缴通知下达后主动补缴税款、缴纳滞纳金并接受行政处罚的，可免于刑事责任追究。这一制度设计的核心在于维护企业存续，避免因刑事责任导致经营中断引发连锁反应。企业的存续不仅关系自身员工生计，更会波及上下游产业链的稳定，而市场供需平衡本就依赖于这种协同关系。因此，该条款体现了对市场主体的保护逻辑——企业并非易逝的个体，其存续能力对整个市场生态具有重要影响。

然而在文娱行业领域，这种认知存在显著差异。公众往往认为明星形象具有可替代性，一旦涉税丑闻曝光，即可通过新人接棒恢复市场秩序。但事实上，明星的市场地位与实体企业存在本质共性。其既是连接观众与票房的核心枢纽，亦是串联资本与制作方的关键节点。明星的知名度不仅直接转化为市场收益，更通过降低电影投资的不确定性，为行业创造稳定的预期环境。这种独特的市场价值，使其获得远超普通劳动者的价值回报，正如市场中每一笔交易的代价，本质都是参与者不得不承担的成本。

值得注意的是，明星作为市场要素的载体，所承载的不仅是个人形象，更是难以量化的人气资本。这种无形资产在行业生态中发挥着类似企业的功能，通过集中市场需求、提升市场效率，构建起稳定的产业价值链。因此，无论是实体企业还是文娱从业者，其在市场中的作用都体现着风险分担与价值创造的双重属性，这也是现代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运作机制。

当前社会普遍存在着对市场发展持静态认知的现象，认为行业更替如同明星更替般简单。例如疫情期间，有人认为KTV业态的衰退仅是暂时现象，期待疫情结束后即可迅速复苏。然而这种认知存在明显偏差，企业经营中诸如装修投入、客户积累等资源无法简单替代，而消费者信任感与市场惯性更需时间重建。这些无形资产的沉淀往往需要长期培育，具有不可逆的积累特性。

在明星影响力维度上，顶级明星对市场风险的缓冲作用远超普通艺人。一个拥有二十年沉淀的一线明星，其市场价值与社会影响力显然高于新晋的三线明星。因此，明星的退出不仅是个人层面的损失，更意味着行业活力的消减、市场确定性的丧失以及投资信心的削弱。反之，明星的回归则可能为行业注入新的发展动能。

以娃哈哈事件为例，尽管面临舆论危机，但舆论场并未出现要求其退出市场的声音。这反映出公众对企业的信任与对个人明星的评判存在本质区别。企业品牌形象的构建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宗庆后与宗馥莉的知名度已超越普通艺人范畴，形成具有全民影响力的符号体系。相较之下，影视行业中的个别丑闻，如李云迪嫖娼、曾轶可机场冲突等，更多涉及个人道德层面，其影响范围与企业形象危机不可同日而语。

在评判标准层面，企业形象的重塑与个人明星的复出应遵循同一逻辑。当娃哈哈仍处于舆论审视期时，探讨李云迪是否具备"重新上架"的可能，需要避免双重标准。这一问题本质上涉及对行业生态的系统认知：企业与个体在社会影响力、市场价值创造等方面存在根本差异，其应对方式也应有所区别。

从更深层的规律来看，影视行业本质上是人性弱点的集中体现。大众对明星的追捧源于自身情感需求，这种需求推动了明星的高收入。市场保持理性——代言企业与影视制作方始终以最小成本获取最大效益，但大众的情感倾向却不断推高明星的市场价值。当明星具备财富、人气与影响力时，面对商业诱惑的抗性必然减弱，这种现象在全球影视圈普遍存在。教育的核心职责在于引导青少年认知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与不完美性。若试图将教育青少年的责任强加给影视行业，要求其承担额外的道德义务，便会打破行业运行的底层逻辑。这种违背商业规律的尝试终将以行业自身为代价。实际上，任何行业、企业或企业家都无法独自承担教育青少年的道德责任，无论是娃哈哈这样的消费品巨头，还是雷军、周鸿祎、董明珠等知名企业家，都难以胜任这一角色。

刘远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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