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观众对《鱿鱼游戏》的结局感到不满？ -

6月27日，《鱿鱼游戏》正式落幕。据最新数据统计，该剧累计播放量已突破6亿次，刷新流媒体平台的播放纪录。作为Netflix近年来的现象级作品，自2021年上线以来，该剧不仅席卷全球观众视线，更衍生出跨领域的文化热潮。从社交媒体上对剧情与角色的热议，到现实场景中"一二三木头人"游戏的巨型玩偶被商场广泛陈列，剧中红衣组织的标志性装扮更在电商平台热销，而高度还原游戏场景的密室逃脱与剧本杀产品也持续涌现，形成独特的文化产业链。

《鱿鱼游戏》第三季（2025）的剧照引发热议，但"神剧"的桂冠始终伴随着沉重的代价。观众对于作品的期待往往呈现出从高位坠落的趋势，评价在开篇亮眼后逐渐下滑，这种现象似乎已成为"现象级剧集"的宿命轮回。从《黑镜》到《鱿鱼游戏》，尽管首季凭借精巧叙事获得突破，但随着第二季的推出，"创意枯竭""人物塑造生硬""现实批判力度减弱"等批评接踵而至。值得注意的是，Netflix将完整一季内容拆分为两季分阶段播出的决策，导致第二季剧情完整性受损，结局处理失当，成为引发最大争议的导火索。尽管主创黄东赫强调此为内容体量所致，仍有不少观众质疑平台此举实为追求商业利益的最大化。

从《寄生虫》到《鱿鱼游戏》，韩国影视作品正以独特的艺术表达在全球范围内刮起"韩流"旋风。这种创作模式通过构建架空世界观展开戏剧化叙事——如《寄生虫》中的豪宅与《鱿鱼游戏》中的孤岛——但其核心始终指向尖锐的社会议题：阶层固化、移民困境、性别暴力、历史创伤等。创作者在第二季中更采用近三集篇幅聚焦与游戏无关的真实社会图景，这种虚实交融的叙事策略使作品在争议中保持现实主义的创作立场。当视觉奇观与思想实验的热潮逐渐消退，观众在回归现实时不禁思考：这部以生死游戏为载体的传奇作品，是否已演变为批判资本主义的标志性符号？其故事框架虽与《饥饿游戏》等作品相似，但通过精准的节奏把控与强烈的符号化运用，构建出独特的视觉震撼力与情感冲击力，正如乔治·华盛顿大学学者金吉恩所指出的，这种融合戏剧幽默与残酷暴力的表达方式，正是韩国影视作品在全球化传播中取得突破的关键。

《鱿鱼游戏》作为一部现象级作品，其叙事结构被解读为当代社会议题的文化符号集合体。剧中每位玩家都承载着特定的社会隐喻——第一季中的玩家阿里，作为巴基斯坦非法劳工，在工业事故中失去手指却遭欠薪，其困境映射出韩国社会对移民群体的结构性剥削；渴望通过胜利将母亲接到韩国的“脱北者”姜晓，则成为朝鲜半岛历史创伤的具象化呈现；而韩美女在玻璃桥游戏中与张德秀同归于尽的抉择，被视作对东亚社会父权体制的激烈反抗。主创团队通过精心设计的剧本框架，为观众提供了多维度的解读空间，使戏剧冲突与社会批判形成深度互文。值得关注的是，该作品对社会竞争与公平议题的探讨始终占据核心地位，其名称源自韩国民间传统游戏，以鱿鱼形图案为竞技场，规则设定暗喻零和博弈的本质。剧中全员佩戴面具的贵宾与监督员形象，呼应社会学者桑内特关于工业资本主义时代“没有面目的人”的论述，强化了对现代社会丛林法则的批判立场。

《鱿鱼游戏》第三季（2025）的剧照揭示了该系列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符号的深层含义。这部作品在当代流行文化中已然成为最具代表性的批判资本主义符号之一，其影响力甚至让哲学界刮目相看——韩国学者韩炳哲在接受西班牙媒体采访时表示，剧中展现的资本主义批判议题与他的学术研究存在某种共鸣。然而，这种符号化的表达方式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副作用。正如韩国哲学家李泽光（Alex Taek-Gwang Lee）所指出的，在"指认标签"盛行的时代，《鱿鱼游戏》的批判性叙事可能过于显眼，导致观众在观看前已预设了资本主义的批判框架，从而削弱了艺术本身的复杂性。更讽刺的是，这种批判期待的实现方式本身仍带有强烈的资本主义特征：网飞将第二、第三季拆分播出，用分季策略维持观众粘性。李泽光认为，这种符号与现实的直接关联可能掩盖了导演更深层的创作意图。值得关注的是，游戏组织者黄仁昊书架上的书籍配置——左侧是玛格丽特的超现实主义画作，右侧是拉康的《欲望理论》韩文版——暗示了导演对秩序破坏与人性本质的双重探讨。当观众将注意力聚焦于批判资本主义的表层叙事时，或许忽视了剧中关于个人对既定秩序的反叛如何引发系统性崩溃的深层隐喻，而这一核心命题的探讨，恰恰构成了对"人性"本质的终极叩问：是害群之马还是"害马之群"？

在《鱿鱼游戏》第三季（2025）中，跳绳游戏的场景揭示了比官方设定规则更深刻的人性议题。当玩家需要在机械绳索的晃动干扰下穿越吊桥时，一位率先通关者选择在终点处推落后续玩家，这种为攫取最大利益而实施的群体性背叛，凸显了人性在极端环境下的堕落轨迹。相较于游戏组织者制造的抽象压迫体系，这种自发形成的"潜规则"更直接地呈现了个体作恶的动机。观众往往陷入对单个人物善恶的评判漩涡——从第一季中展现仁慈的阿里，到第三季中兼具勇气与温柔的女角色贤珠，以及与之对立的张德秀、曹尚佑等反派形象——却鲜少关注群体共识如何塑造并放大个体的恶行。这种由陌生人临时组建的团体结构，不仅是《鱿鱼游戏》叙事的核心框架，更是诸多哲学思辨实验的重要参照。

《害马之群》一书由美国心理学教授凯文·R.墨菲撰写，译者为姜昊骞，由新华出版社与领学东方于2025年4月联合出版。墨菲通过大量实证研究案例，剖析了个体在群体情境中道德滑坡的深层心理动因。他指出，当临时组合的群体面临突发情况时，由于"责任归属"的模糊性，往往会产生旁观者效应，成员会因责任分散而选择消极应对。这种现象在群体中出现强领导角色后会发生显著变化，随从者容易被带动采取行动。更值得注意的是，当群体成员的积极行为未能获得预期回报时，将加剧群体整体的负面演变。这一理论框架恰好解释了《鱿鱼游戏》中玩家群体出现的恶性行为，揭示了群体心理对个体道德选择的复杂影响。

《鱿鱼游戏》第二季（2024）的剧照揭示了游戏中玩家形成的复杂社群结构。第一季中，恶霸张德秀所领导的团体展现了典型的暴力统治模式，而第二季则由瘾君子萨诺斯为核心的团队主导。这些团体通常由性格乖张、好斗的领袖统领，他们信奉弱肉强食、强者为王的丛林法则。这种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其他沉默玩家的行动策略。

在玻璃桥游戏环节，玩家需在看似相同的两块玻璃间做出抉择。张德秀通过将前位玩家推向危险区域来获取生存信息，其他参与者则选择被动跟随这一危险策略。相较而言，游戏场域中利他主义行为往往遭遇反噬——在一二三木头人游戏中帮助倒地者可能导致瞬间死亡；在捉迷藏环节中，选择协助同伴的贤珠却在成功逃亡后被强制返程的规则所淘汰。

这种暴力逻辑逐渐形成正反馈循环，最终演变为游戏规则中唯一被认可的生存法则。当群体陷入道德崩解时，善意行为变得难以获得任何回报，团队氛围的恶化持续侵蚀着每位参与者的人性本质。这一现象恰是规则制定者与观众期待的终极宿命。

第三季的高潮场景中，幸存者们置身于"空中鱿鱼游戏"的高空竞技场。他们必须依次在三角形、圆环形和方正形平台上将他人推落，方能抵达终点。当最后仅剩成奇勋与游戏中途诞生的婴儿，以及已故玩家金纯熙的孩子时，成奇勋选择以自我牺牲终结这场生存游戏，既保全了孩童的生命，也兑现了对逝者的承诺。

《鱿鱼游戏》第三季（2025）的结局引发广泛争议，其核心矛盾在于主角成奇勋的戏剧性弧光未能充分展开。观众普遍认为，作为贯穿全剧的核心人物，他的死亡结局显得过于突兀，与其在前两季中展现的挣扎与成长形成割裂。剧中成奇勋对黄东昊说出的"我们是人，不是牲口"宣言，也被质疑缺乏实质性内涵。然而从叙事逻辑出发，这一结局恰可视为对"有限"游戏本质的终极诠释：在规则扭曲的生存博弈中，死亡反而是突破游戏框架的必然选择。詹姆斯·卡斯在《有限与无限的游戏》中提出的理论框架，为理解这一现象提供了哲学依据。他区分了有限游戏（以胜负为终极目标，具有明确界限）与无限游戏（以延续游戏为目的，开放规则与可能性）。这种理论视角的转换，恰可映射到当代社会关系的深层结构——当我们将人与人、国家与国家的互动视为无限游戏时，竞争的终点不再是孤立的胜利，而是对生命可能性的持续探索。剧作通过极端情境的呈现，迫使观众重新思考游戏与生存的本质关系，这种冲击力正是其艺术价值所在。

《鱿鱼游戏》第三季（2025）的剧照揭示了这样一个悖论：当规则严苛且参与者被置于生死抉择的境地时，这场以争夺唯一生存机会为核心的游戏是否仍可被定义为有限游戏？观众对此恐怕难以达成共识。在现实维度观察，游戏中的玩家实际上被剥夺了选择权——他们只能在生存与死亡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博弈。若将这一逻辑映射至现实社会，卡斯理论的局限性便愈发凸显：并非所有个体都具备突破既定规则、重构游戏框架的可能。韩国当前的家庭债务规模已达全球前列，公共医疗与社会保障体系正成为弱势群体难以承受之重，社会底层往往只能通过争夺有限资源来维系存续。疫情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更让这种生存焦虑蔓延至全球范围，催生了对权力精英普遍的怨愤情绪。在这一背景下，强调个人奋斗的优绩主义受到广泛质疑，"放过自己，指责结构"的主张逐渐成为新的社会共识。值得注意的是，现实世界的竞争逻辑已悄然异化：人们将对手概念化为抽象存在，将生存焦虑转化为永无止境的攀爬欲望。这种将竞争本身视为无限目的的思维模式，正在重构当代社会的生存游戏规则。

在重重障碍中追寻真相的警官黄俊昊，《鱿鱼游戏》第三季（2025）剧照揭示了剧中人物命运的转折。当被迫参与游戏的母子走向生死抉择，当刚分娩的母亲便与新生儿永别，这些极端情节始终彰显着《鱿鱼游戏》对社会结构性矛盾的深刻剖析。而主创团队更持续刻画着另一条主线：遭遇多方阻碍的黄俊昊始终不放弃追查游戏背后的真相，最终在终章揭露了整个游戏岛屿的秘密；曾于首季夺冠的成奇勋选择放弃优渥生活重返游戏场，意图摧毁权力体系，在终局时刻用生命守护金纯熙的后代。面对深邃的制度性黑暗，这些微弱的人性光芒虽显得力不从心，却为观众带来希望。黄东赫在采访中坦言："当前社会比第一季拍摄时更加失衡，经济鸿沟持续扩大，气候危机缺乏有效对策，全球冲突风险攀升，边缘群体生存状况愈发严峻。年轻一代对未来的迷茫感在加剧。"成奇勋的主动牺牲暗含主创的愿景："唯有摒弃贪婪本性，才能为后代缔造更公正的世界"。在批判系统性压迫的同时，作品也为人性的抗争留下了反思空间。正如卡斯提出的"视域"概念与个体抉择虽具抽象性，却对重塑竞争规则至关重要。鱿鱼游戏参与者的选择恰恰证明，在结构性困境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非天然的弱肉强食。当社会集体陷入丛林法则的思维定式，现实才会异化为残酷的生存竞技场。

《鱿鱼游戏》第三季（2025）的剧照画面中，末尾场景呈现了岛屿被彻底摧毁的残酷现实。曾经的游戏组织者黄仁昊在街头与由凯特·布兰切特饰演的新一轮游戏招募人员展开对峙，这一情节清晰传递出人类社会的竞争阴影始终未散的警示。在成奇勋的感染下，黄仁昊选择协助其将遗产交付给女儿，这种在极端环境下仍存留的人性微光，却可能引发观众对结局的复杂情绪。尽管残酷现实的叙事方式令人不适，但这种结尾恰恰凸显了希望与批判的双重价值——在审视社会问题的同时，也保留了人性向善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