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24年，我们仍沉迷于《穆赫兰道》的梦幻泡影 -

在2023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大卫·芬奇的《穆赫兰道》作为备受关注的展映影片之一再次引发热议。该片于2001年首映于戛纳电影节，自那时起便成为全球影迷与影评人深入探讨的对象，其充满谜团的叙事结构和复杂的视觉语言催生了无数解读与分析。经过十五年的沉淀，2016年BBC文化频道将这部影片评选为21 世纪最伟大的电影之一，而如今距离其首映已过去24年，其艺术价值与思想深度依旧吸引着观众。为何这部诞生于千禧年前的电影能够持续引发共鸣？在当代视听技术高度发展的背景下，答案或许更加清晰。《穆赫兰道》通过极具创新性的影像手法，将电影作为探索人类潜意识的载体，其对梦境的精准还原不仅突破了传统叙事框架，更让观众得以窥见内心深处的隐秘世界。

《穆赫兰道》的剧照“我们活在梦中”揭示了影片的核心命题。与所有引发观众解谜欲望的电影不同，大卫·林奇打造的这部作品并非以智力挑战为核心，其非线性的叙事结构和复杂而隐晦的细节线索，反而构成了艺术表达的基石。导演在DVD版发行时特意给出十条解谜提示，其中第一条明确指出：“特别注意影片片头，它至少揭露了两条线索。”当观众完成长达两小时的观影旅程后，才能拼凑出一个充满情感张力与悲伤内核的故事。值得注意的是，影片前两个小时刻意铺陈了多条看似独立的支线，次要角色若隐 若现，部分场景之间缺乏明确的叙事连贯性，这种看似混乱的结构直到最后半小时才显露出其精密设计——主角回归现实并开始回忆，观众得以将双重时空中的角色建立起对应关系，用梦境逻辑重新解构前期铺垫。对于追求传统叙事流畅性的观众而言，前两个小时可能显得冗长，但正是这种反传统的叙事策略赋予了影片独特的艺术魅力。梅雅·黛伦在上世纪40年代提出的“镜头是导演心智的延伸”理论，在《穆赫兰道》中得到了完美的诠释：电影通过操控记忆、直接体验与时空顺序，构建出超越现实的叙事维度，创造出全新的现实感知体系。大卫·林奇显然将这一理念推向了极致，使影片成为一种不可复制的沉浸式体验。

在《穆赫兰道》片头短短两分钟内，即便观众尚未接触到具体的故事线索，那种令人不安的诡谲神秘感已悄然弥漫。这种陌生又熟悉的怪异氛围，恰是2010年代互联网文化中广为流传的“超现实主义美学”梦核（dreamcore）与怪核（weirdcore）的典型体现。影片因此成为众多梦核与怪核爱好者反复品味的经典之作。在观影过程中，我屡次感受到与卡夫卡《乡村医生》相似的沉浸式体验——仿佛被卷入一个无法挣脱的梦境，某种先于自我存在的状态持续压迫着意识，恐惧、羞耻、冲动等复杂情绪如影随形，成为角色行动的隐形驱动力。当影片推进至20分钟时，女主角Betty在充满纯真感与迷幻感的阳光下踏上洛杉矶的土地，与两位慈祥老人告别后，镜头突然聚焦于他们坐在劳斯莱斯车内的特写。在低沉空灵的配乐中，缓慢放大的沉默笑声营造出令人窒息的诡异氛围，这种即将破碎的梦幻感仿佛已渗透进城市的肌理。随后，主题音乐主导整个叙事节奏，镜头随着音乐的脉动逐渐靠近好莱坞的轮廓，以Betty的第一视角展现她即将入驻的居所。此时人物的面部表情流露出难以抑制的喜悦与期待，但运镜却与音乐中的潜藏危机形成微妙对抗——镜头在犹豫与渴望间反复摇摆，恰如观众在现实与虚幻之间的精神挣扎。影片中始终弥漫着这种难以言说的不安气息，某种令人战栗的真相蛰伏于环境之下，而身处其中的个体却仍在被表象所操控。当叙事推进至1小时45分钟时，这种张力达到顶峰。凌晨两时，Betty与失去记忆的Rita现身“寂静俱乐部”，主持人在舞台上以近乎宗教仪式的腔调高喊：“这里没有乐队！”“这些都是录音！”看似真实的音乐表演实则是精心构建的幻象。当女歌手突然倒地被工作人员移出舞台，现场的音乐声却持续回荡，Betty与Rita在歌声的震撼中陷入更深的迷惘，这种虚实交织的戏剧性场景成为全片最具标志性的时刻。

当Betty与Rita踏入"寂静俱乐部"，电影便展开了一场关于梦境的嵌套结构。三重幻象层层递进：外层是看似寻常却充满希望的虚构场景；中层是潜藏于潜意识深处的迷幻体验，让人不自觉沉溺其中；内层则揭露了音乐、舞台与电影艺术被操控的真相。观众在观影时并非以理性解读哲学隐喻的方式进入这个虚实交织的世界，而是如同弗洛伊德所描述的——以冰山之下的潜意识本能去感受。若你曾经历过令人难忘的梦境，便能体会《穆赫兰道》对梦境的细腻还原。无需借助说明书或细节分析，这部电影的体验本身就具有吸引力，正如我们无需掌握解梦技巧，却天生会做梦，梦境的神秘感始终牵引着我们探索。当主角从幻梦中苏醒，面对那张绛红色的枕头，他们终于意识到自身的存在——正如大卫·林奇在访谈中所言："我们活在梦中，这或许是一种真相，直到某天醒来，才明白这是一场梦，从而认清自己的本质。"在影片的中段，Rita用随身携带的神秘蓝钥匙开启Betty手中的蓝盒子，她所处的现实世界被吸入箱体深处，随后盒子坠落，房间归于虚无，仿佛从未发生过任何事。而当画面转向Diane的房间，那张曾见证死亡的床铺上，女主角在邻居的敲门声中惊醒，绛红色的枕头与空荡的房间形成诡异的呼应。

当Rita“醒来”，身份体系的崩溃象征着筑梦者内心的挣扎。通过与邻居的对话，我们得知那个在梦中明朗自信、怀抱希望的Betty实为Diane，她身处刚迁入的破旧公寓，生活窘迫、神情紧张，且被神秘探员监视。随着Diane独处时刻的到来，电影切换至主角视角，以紧凑的闪回方式拼凑记忆碎片，让梦中出现的每个角色在现实身份中逐一显现（这对观众的记忆力提出了考验，也使影片具备了反复观赏的价值）。整个观影过程不仅是对真相的追寻，更成为与主角共同直面潜意识的旅程。我们带着对（充满希望与爱的）Betty的回忆，目睹现实中被爱人背叛、一贫如洗的Diane，每当人物再次登场，既揭露其现实身份，也同步展现Diane对这段关系的潜意识投射。借助梦境的伪装机制，那些被压抑的渴望得以实现，而现实则如Diane黯淡的房间、褪色的浴袍与苍白的皮肤般冷峻压抑。这位曾在舞蹈比赛中夺冠的小镇女孩，曾如梦中初抵洛杉矶的Betty般怀抱憧憬，却在好莱坞的暗流中沉溺于虚幻的自我。最终，经历双重幻梦的Diane无法直面真实，惊惧中选择终结生命。那些曾在好莱坞夜色中闪烁的灿烂笑容（既是现实中的Diane，也是梦中与爱人重逢的Betty）如烟雾般消散。影片尾声回到“寂静俱乐部”，字幕缓缓浮现“Silencio”（寂静）二字，当一切归于沉寂，仿佛暗示着观众也共同经历了一场关于存在的幻梦。

影片最后一个镜头如梦初醒，观众仿佛脱离了导演大卫·林奇构建的梦境，而那些被唤醒的感知体验已悄然融入个人记忆。正如美国导演、演员及实验电影先驱梅雅·黛伦（1917–1961）曾提出："通过激发观影者的潜意识情感反应，而非显意识层面的理解，电影中被感知的思想能够超越语言阐释的局限，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集体记忆的载体。"她的先锋电影创作深刻影响了美国实验电影的发展，始终探索着影像与人类心理之间的隐秘联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