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刘劲：拍摄《天宝》，一场命中注定的“回归”与“使命” -

2023年8月21日，西藏自治区迎来成立60周年的重要时刻，拉萨市隆重举行庆祝大会。悬挂于会场的"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贺匾，象征着这片雪域高原在新时代焕发出的蓬勃生机与各民族团结奋进的坚实根基。作为献礼影片，《天宝》自7月10日登陆全国院线以来，犹如从历史长河中绽放的璀璨明珠，以深邃厚重的艺术表达，持续引发观众对西藏历史与现实的深度思考。

《天宝》电影海报重现了一位跨越九十年时光的藏族革命家传奇——天宝（本名木尔加·桑吉悦希），这位出身于藏传佛教寺庙的“扎巴”，在民族存亡与信仰抉择的双重考验下，毅然加入红军，成为长征途中首批藏族战士、中国共产党首位藏族党员，并最终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为西藏和平解放与建设事业鞠躬尽瘁。影片由著名表演艺术家、导演刘劲倾力打造，恰巧的是，刘劲与天宝同根同源，皆出生于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是奔腾的梭磨河畔孕育出的英雄儿女。

刘劲导演近日曝光了片场所拍摄的工作照，他谈及藏族 revolution 家天宝的银幕呈现时感叹：“一位如此传奇、贡献卓著的藏族革命家，为何之前从未被搬上荧幕？！”在与澎湃新闻记者的专访中，刘劲流露出深切的责任感与乡愁情怀。对他而言，拍摄《天宝》绝非普通的艺术创作，而是一场命中注定的“回归”之旅。他透露，自己正是在阿坝州马尔康出生的，因此在剧本创作与拍摄过程中，将大量童年记忆融入其中。随着拍摄推进，他坦言影片逐渐成为自我记忆的映射：“我仿佛在重现自己的童年与少年时光，那些在阿坝州生活的点滴都化作镜头语言。”刘劲认为，片中嘉绒藏族传统民歌《啦哩谢莫》所传达的“从哪里出发，就会回归何处”的哲理，完美诠释了影片的精神内核。这句歌词亦成为《天宝》最贴切的情感隐喻，串联起革命者的家国情怀与导演的个人记忆。

刘劲此次不仅担任编剧、导演，更亲自出演，诠释了他最为观众熟知的角色——周恩来。谈及《天宝》的拍摄地四川阿坝州，他表示这里不仅是故乡，更承载着特殊的情感联结。天宝与他同属藏族羌族自治州，前者来自马尔康县党坝乡，而他本人则出生于马尔康县城。自幼聆听师长与乡民讲述，阿坝州曾走出一位藏族革命先驱。这位革命家从寺庙中普通僧人（扎巴）的身份，毅然转身投身革命浪潮，逐渐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不仅参与了长征，更是红军首批藏族战士与中共首批藏族党员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他随先遣队进藏助力西藏和平解放，成为共和国首个专区级少数民族自治州——马尔康的首任州长。如此具有代表性的藏族革命家，为何在银幕上鲜有身影？长期以来，影视作品多聚焦红军主要领导人或各军团的叙事框架，而对藏族民众在长征途中给予红军的无私援助，这类题材的影视作品此前鲜有涉及。天宝正是其中的典范——1995年翟俊杰导演执导的电影《长征》便在阿坝州取景，当时他就向编剧与导演提出建议，后又参与了2000年电视剧《长征》的拍摄，始终怀揣着将藏族人民支援红军的情节融入叙事的愿景。这段历史空白，理应有人去填补。

澎湃新闻的电影剧照专栏指出，谈及红军长征这一历史事件，人们常会提及“爬雪山、过草地”，而这两项英勇事迹实际上均发生于藏区。刘劲表示，这些历史场景主要集中于藏区地区，其中著名的“雪山”即为阿坝州境内的夹金山，而“草地”则涵盖若尔盖大草原与红原大草原等区域。因此，他深感遗憾，坦言深耕主旋律革命题材30余年，对这段历史有着深入理解，加之本人出生于、成长于该地区，更有责任完成这一创作任务。

刘劲导演在片场的工作照显示了他对《天宝》电影创作的投入。谈及拍摄缘起，刘劲表示，阿坝州建州70周年之际，州委、州政府及四川省委宣传部提出通过电影记录这一重要时刻。他随即着手剧本创作与团队组建工作。2023年7月1日，该片在马尔康（天宝的故乡）开机拍摄，历时三个月完成。制作团队采用99%的实景拍摄方式，完整呈现了阿坝州的壮丽自然景观，包括雪域高原的独特风貌。影片后期制作持续至去年年底。刘劲提到，由于童年时期生活在与天宝相似的环境中，他对这一题材有着深厚的积累。这种生活经历使他能够精准把握角色成长背景，将个人童年记忆自然融入剧本创作。拍摄过程中，实景取景与回忆闪回相互交织，最终呈现出天宝在藏区的青少年成长历程，实则映照着导演自己的人生轨迹。

电影剧照澎湃新闻：能否举个例子?刘劲：比如天宝与央珍姐姐的初遇发生在马尔康西索村的一条溪边，两人共同取水。山间清泉蜿蜒而下，岸边生长着藏区特有的栎树。姐姐吟唱着嘉绒藏族民歌《啦哩谢莫》，那空灵的歌声与纯真的少女形象令人难忘。天宝默默将自己打的水倒入姐姐的水桶，彼此间没有言语交流，仅通过行动传达情感。在构思这个场景时，我试图展现孩童间朦胧的情愫，便回想起学生时代参与支农的经历。记得一次中午，大家分食自带的干粮时，班上一位藏族女同学突然跑来将藏袍中的物品塞给我，转身离去。我手中握着的正是当地称作‘福豆’的炒制蚕豆——在藏历新年等传统节日，这象征着分享福气的重要信物。这个细微的瞬间始终镌刻在我的记忆中，或许正是藏族少女对我的青涩好感，用最质朴的方式表达。那时物质匮乏，这把福豆对她而言是最珍贵的礼物。我把这段童年回忆艺术化地呈现在影片中。当两人成年后在锯木厂重逢，天宝操作拉锯时，央珍姐姐心疼地将福豆放入他手中。而在央珍姐姐牺牲前，姐弟共同上山为红军采菌子时，姐姐依旧递上了一把福豆。这种‘福豆’传递的情节在片中出现三次，成为跨越时光的情感纽带，体现了藏族人民最本真的情感表达。这让我深刻体会到生命的循环与集体记忆的永恒。正如《啦哩谢莫》所唱‘从哪里出发，就会回归何处’，拍摄这部电影的过程，仿佛在重现我自己的童年时光。

用‘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来拍戏澎湃新闻：作为人物传记片，天宝这一角色由谁来饰演？能否谈谈如何发现顿珠次仁这位年轻藏族演员？刘劲：在选角过程中坚持选用藏族演员，认为文化背景和生活经验的差异至关重要。尽管汉藏人民同属一家，但藏族特有的热情奔放气质，使其在表演时更具民族特色。我们并未考虑演员的知名度或流量，首要要求是角色匹配度。面对推荐的诸多藏族演员，我始终未作决定。后来想到国家为培养少数民族艺术人才，上世纪50年代末已设立定向培养机制，如中央戏剧学院设有‘新疆班’，上海戏剧学院开设‘西藏班’。于是联系上戏表演系主任，提出天宝的演员需具备特定形象气质。对方立即反馈：有！但刚毕业并返回西藏自治区话剧团工作。正值疫情期间，我通过视频会议与该班男演员交流，随后专程飞赴拉萨与几位候选人见面，最终确认顿珠次仁最为契合。

在电影《天宝》的拍摄现场，藏族青年演员顿珠次仁饰演的主角天宝引发了广泛关注。谈及传记片中如何精准塑造传主形象，刘劲坦言："形象是基础，但关键在气质。伟人的气韵各有不同，周总理的儒雅、毛主席的豪迈，都是独特的。唐国强老师虽不完全符合主席的外形特征，也不讲湖南方言，却因深厚的文化积淀和长期的角色打磨获得了观众认可。"作为演员出身的导演，刘劲深谙如何引导演员把握角色核心。面对顿珠次仁首次担纲主演且需跨越青年至老年三个阶段的挑战，他特意设计了"三代演员"的呈现方式：前两阶段由更有经验的演员演绎，而顿珠次仁则从18岁起全程参与，这不仅考验演员的转型能力，更要求其在表演中展现角色从信仰冲突到思想觉醒的转变过程。从扎巴到革命者，天宝经历了红军战士舍生取义、女战士弃子从征等震撼心灵的事件，这些细节都需要演员用细腻的表演让观众产生共鸣。刘劲表示："我坚持让顿珠出演，也预料到他可能遇到瓶颈，但作为导演，我有责任帮助他完成这个挑战。"对于90后演员演绎90年前人物的难题，刘劲强调需要通过细致的情感打磨和历史还原，让表演既真实又富有感染力。

您提到天宝投身红军后的内心转变过程，影片中特别刻画了他在初入战壕时仍坚守佛教"不杀生"戒律的细节。这种精神信仰与血肉相搏的战争现实形成强烈冲突，凸显了人物在革命洪流中面临的信仰考验与价值抉择。

我的方法是首先引导演员顿珠深入体验扎巴这一角色，将原本属于红军的戏份延后，确保他能充分展现出佛性的特质。为此，在正式开机前及开机后的一段时期内，顿珠几乎每天都会进行磕长头、诵经等宗教仪式，沉浸在信仰氛围中不断打磨自我。他极其专注，例如戏中需要呈现磕长头前往布达拉宫的场景，其中涵盖了山路、草地、沼泽地及雪山等复杂地形。无论气候炎热或严寒，或是道路泥泞不堪，只要指挥顿珠从此处磕至彼处，即便面前是泥泞积水，他依然全神贯注、一丝不苟地完成每一个动作。

后来我逐渐意识到，尽管顿珠认为自身在表演技巧与经验上存在不足，但他始终愿意以真诚和内心的真实去打动观众。这种执着正是我所看重的，也是有意挖掘的表演优势，尤其是通过眼神传递角色情绪。尤其是在特写镜头中，观众能清晰感受到他毫无做作，完全沉浸于角色情绪。在沼泽地戏份中，他眼中布满血丝，流露出强烈的求生欲望与信仰渴求，这种真实感难以伪装。

每次他完成镜头，我都会上前拥抱他。拍摄爬雪山、过草地的场景时，当地气温极低，而演员们穿着单薄，仍咬牙坚持。我记得有一次，抱着顿珠时能感受到他浑身发抖，便脱下自身的军大衣为他披上取暖，这不仅是物质上的温暖，更是精神上的慰藉与鼓励。甚至他还会问我：‘导演，是否需要再来一条？’

在《天宝》电影拍摄过程中，长征戏份的取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多次参与高原场景拍摄后，我与年轻演员们分享了亲身经历，例如在海拔4000多米的雪山拍摄时，连续数日无法进食，这种身体极限的挑战让我深刻体会到了红军长征的艰辛。拍摄团队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投入工作，通过真实还原历史场景，让演员们在表演中自然融入角色特质。特别在表现天宝青年时期戏份时，顿珠的演绎逐渐进入状态，角色转换流畅自然，毫无痕迹。

当进入天宝老年戏份的拍摄阶段，顿珠曾因年龄跨度大而对形象产生顾虑。面对电影镜头的放大效果，他对外形表现缺乏信心。我鼓励他专注角色的本质特征，强调经历了数十载革命生涯的老人，其眼神的凝练与沧桑才是关键。同时指出，我们有着专业化妆师任宜工老师，作为王希钟大师的得意门生，其造型技艺堪称精湛。借助摄影团队、灯光艺术及后期特效技术的协同配合，最终成功呈现出天宝老年形象。

影片结尾处的定格镜头极具感染力，当镜头聚焦在天宝面部的大特写时，通过闪回手法串联起其一生的重要时刻。此时顿珠摘下眼镜，眼角一滴泪缓缓滑落，画面极具冲击力。正如澎湃新闻所言，《天宝》海报以扎巴与红军双重身份的意象展现，这种人物身份的融合需要极高的艺术把控力。

演员刘劲在谈及创作体会时表示，天宝作为真实历史人物，其身上凝聚着革命性、民族性与宗教性三大特质。三种属性的呈现缺一不可，任何不足都会导致艺术表达的遗憾。为此，我们着重解决文化融合问题，既要让藏族观众感受到亲切的本土文化气息，又要使汉族观众体会到来自雪域高原的神圣感。藏族文化不仅是广袤高原上的格桑花、连绵雪山和辽阔草原，更蕴含在生活细节之中，如酥油茶的醇香、锅庄舞的韵律，以及牦牛、羊群等高原特有的生命图景。这些元素深深植根于藏族同胞的日常生活中，构成了独特的文化基因。

我幼时常与藏族同胞一同骑乘牦牛与骏马，在群山间寻找野生菌菇，品尝高原野葡萄与青草。清晨的糌粑与酥油茶构成了我们的日常餐食，而藏族同胞的歌舞与信仰深深烙印在我的成长印记中。谈及天宝的人物塑造，他最初作为扎巴修行者，在酥油灯前诵经悟道，这种沉静坚韧的气质源自幼年的文化浸润。如何将三者融合？可借鉴《阿甘正传》中主人公以奔跑姿态与时代浪潮对话的精神，天宝亦在命运的洪流中保持内在的笃定。同时，《血战钢锯岭》中的军医道斯以不持武器的象征打破常规，但天宝的特殊性在于，他虽多次参与战场后勤工作，却始终未曾涉足前线厮杀，这种选择与他的信仰体系形成独特呼应。

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王晖在此次影视作品中饰演了一位藏族僧人角色。作为扎巴（藏传佛教僧侣），其遵循的戒律要求不杀生、心怀慈悲。在影片展现的红军相关场景中，所有镜头均未出现他持枪的画面，甚至未配枪械。其标志性道具为牛角壶，行军途中口渴时即取出饮用。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影片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在休息时，他将牛角壶递予毛主席，主席对此感到新奇，因这种器物在当时颇为罕见。实际上，牛角壶是藏族地区常见的民族特色容器，既实用又充满文化象征意义。

电影剧照中呈现了天宝在红军队伍中的多重角色，他始终默默承担着引领、劳作与救治的重任，却从未出现持枪射击的画面。观众对此产生疑问——身为战士，他为何始终远离武器？直到百丈关战役爆发，红军突遭刘湘部川军的偷袭，伤亡惨重，队伍陷入混乱。一名女战士在天宝眼前中弹倒下，这一幕彻底动摇了他。既出于对战友的救援本能，也因身为男儿的血性，他本能地拾起地上步枪，但上膛动作在瞬间凝滞——脑海中浮现的却是上师诵经的声声教诲，最终他痛苦地弃枪，抄起一根木棍冲向敌军，却在敌我目光交汇的刹那，被敌人的枪口锁定……

在电影《天宝》的紧张场景中，枪声骤然响起，生死关头的镜头如电影中的高潮部分，将观众带入战火纷飞的境地。当一位川军战士倒下时，张连长挺身而出，通过一个虚实结合的镜头，展现了革命引路人与后辈之间的深厚情谊。画面中，张连长教导天宝持枪自卫，却在敌人再次逼近时英勇赴难。此时，天宝背起张连长冲出包围圈，仿佛被某种信念驱使，完成了从救赎到被救赎的转变，彰显了精神层面的升华。这一情节不仅体现了天宝"不拿枪、不杀生"的立场，更深化了红军队伍中战友情谊的刻画，展现了同生共死的羁绊。

对于宗教元素的运用，创作团队并未简单将其视为纯粹的精神信仰，而是以尊重藏族文化的视角进行呈现。天宝对宗教的态度，实质上反映了创作者对信仰本质的理解——他从普通藏民成长为革命战士，不仅是对原有信仰的继承，更是通过革命实践实现信仰的升华。正如天宝在片中所言"共产党就是我心中的佛"，这句话深刻的揭示了信仰与现实变革的关联性。

谈及电影反响，刘劲坦言《天宝》在全国范围内已上映多时，但在北京仍有影院持续放映。令他印象最深的是来自家乡阿坝州的观众反馈。一位90后汉族姑娘在观影后感慨万千，她表示这部电影唤醒了尘封的记忆，特别是嘉绒藏族的日常生活细节，如阿妈编织腰带、央珍姐姐递蚕豆等场景，让人感受到浓厚的真实感。这种跨越时代的共鸣，使《天宝》超越了传统长征题材的范畴，成为特定历史背景下民族融合的生动见证。

于刘劲而言，电影所承载的不仅是历史记忆，更是深植于血脉中的文化基因。他强调，《天宝》通过多民族聚居区的真实故事，展现了藏汉等民族共同的性格底色。这种融合既包含长征精神的传承，又体现宗教文化的影响，反映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命题。尽管路演过程中观众反响热烈，但他仍认为该片被严重低估，因为其通过多层叙事结构的巧妙编织，将个体命运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最终形成打动人心的叙事力量。

电影通过剧照展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刻内涵。在红军与藏族同胞的互动中，军民情深似海，彼此交融如同血脉相连，难以分割。影片中，一位红军女战士在草地分娩后，因需随部队转移，将婴儿托付给当地藏族阿爸阿妈抚养。藏族父母亲以诚挚之心养育这名汉族孩童，最终为其取名“雪莲红”，寓意“雪山、草地、红军”的永恒纽带。片尾，成年后的雪莲红（由卓依娜姆饰演）与天宝在布达拉宫前重逢，这一场景既是命运的轮回，更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承。影片特意设置三次重逢：其一为天宝与母亲的重逢——他在征战四方后重返藏区参与西藏和平解放，终得与久别重逢的母亲相拥。母亲因思念成疾，双目失明却坚定守候；其二为战友孙健喜的重逢，这位失去左臂的战士在藏区安家后始终铭记红军编号，当提及归队时仍能准确报出身份。更为感人的画面是，藏族百姓将红军当年留下的白条投入篝火，以此质问天宝“藏汉人民是否是一家人”，在得到肯定答复后，众人以火焚白条，象征着民族团结的升华。

关于影片中展现的共产党人革命精神与红军胜利之道，关键在于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这些并非空洞的口号，而是通过具体情节得以彰显——电影中一对红军父子的感人故事，父亲作为炊事班长始终秉持公平，绝不会因亲情而偏私。在穿越草地的生死时刻，孩子最终逝去在父亲怀中，却未发出一丝怨言，仅留下一声未尽的"爸爸……"。这种细腻的情感刻画赋予影片强烈的冲击力，其文学性与人性关怀在叙事中自然流露。从视觉呈现到音乐剪辑，从信仰的具象表达到对美学价值的探索，影片通过多维度艺术手法完成了对长征精神的深情诠释。在专家研讨会上，原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明振江、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等业界人士一致认为，《天宝》是近年来罕见的兼具长征题材与民族特色的主旋律佳作，特别称赞演员刘劲成功实现从表演者到导演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