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的荔枝》，五味杂陈 -

基于马伯戎同名小说改编，由曹盾担纲导演，雷佳音与岳云鹏领衔主演的电视剧《长安的荔枝》于6月7日正式开播。该剧以唐代岭南荔枝北运的特殊使命为叙事核心，通过展现一千多年前"职场打工人"在极端条件下的奋斗历程，折射出盛唐时期社会制度与人文风貌的深层变革。在缺乏现代交通工具与保鲜技术的背景下，将"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的岭南荔枝送至五千余里外的长安，堪称一项"难于上青天"的艰巨任务。马伯戎的原著作品通过小人物命运沉浮的视角，构建起宏大的历史叙事框架，而电视剧则将其7万字的内容拓展为35集的篇幅，以更立体的影视语言呈现这段充满挑战的岁月。

将原著7万字的小说延展为35集的影视作品实属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程。电视剧《长安的荔枝》在忠实还原原著整体框架与核心情节脉络的基础上，对叙事结构进行了创新性调整。该剧通过双线交织的叙事方式，既延续了李善德奉命运输鲜荔枝的主线故事，又引入郑平安追查真相的支线，形成互文呼应的叙事效果。从已公布的剧情来看，这种改编不仅拓展了故事层次，更使人物形象呈现出更丰富的立体感。原著中李善德的家庭背景在剧中被重新演绎——其妻子因病离世，留下他与年幼女儿相依为命，这一改编深化了角色的悲剧色彩，赋予其奋斗历程更强的情感张力。同时，郑平安作为独立调查者，狗儿以忠诚可靠的形象，十七娘则凭借机智果敢的性格，共同构建起更为多元立体的人物群像。

电视剧《长安的荔枝》对小说进行了深度拓展。作为小说的创作者，我旨在呈现书中未尽的可能性，由专业团队进一步完善。剧版的优势在于能够赋予角色更立体的塑造，弥补原著篇幅有限的不足，使观众得以窥见每个角色完整的情感变化与成长轨迹。以郑平安这一角色为例，由岳云鹏演绎，与李善德的「沉稳」特质形成鲜明对比，更多承担了幽默元素的表达。当李善德肩负使命前往岭南研究荔枝转运时，与奉左相密令追查右相罪证、潜入岭南的郑平安产生交集，二人的命运由此产生关联。郑平安表面油滑世故，实则重情重义，其在追查真相的行动中与李善德相互扶持，成为后者在困境中的精神支柱。

故事始于一位在京城任职数十年的李善德，历经多年积蓄终在长安城南朱雀门街西四街南的归义坊购置小院。他盘算着凭借俸禄与偶尔的额外收入，可携妻女在此安度余生。然而命运的转折却降临——这颗在司农寺与上林署之间辗转、历经五次点名的“荔枝”，最终成为他的使命。在上林署众人虚言哄骗下，李善德醉意朦胧地签下文书，从此踏上荔枝使的不归路。岭南至长安的距离达五千四百余里，如何在保全荔枝新鲜度的前提下完成运输，成为李善德一家生死攸关的考验。妻子眼中，他是个“笨拙、胆小、窝囊”的人，这般性格本不擅长为官。因此在同僚的甜言蜜语中，他固执地接下了运送荔枝的重任；面对层层官僚的推诿，即便有好友善意提醒，仍被赵辛民以开具五府符牒为由轻描淡写地打发。当运输方案渐趋成熟时，功劳竟险些被他人觊觎，连作者也不禁在书中调侃：“若朝廷设有忍气吞声科，他必能轻松摘得状元。”但这位不善应变、言辞迟缓的李善德，却在赠与林邑奴荔枝酒、帮阿僮栽种荔枝树、誓死守护妻女等细节中，展现出平凡人于绝境中的坚韧。马伯庸擅长以微观视角重构宏大历史叙事，在历史缝隙中捕捉惊雷与温度，进而颠覆常规认知。其创作既避免了网络文学的粗俗化倾向，也未陷入传统史书的庄重感，而是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界处开辟出独特的叙事空间，开创了“历史可能性小说”的全新流派。

在《长安的荔枝》的“文后说明”中，马伯庸透露了小说的创作契机。当时他正在打磨《显微镜下的大明》时，偶然翻阅到一份徽州文书，记录了歙县人周德文的生平。永乐七年（1409年），朱棣决定迁都北京，强制征调南方富户北上，其中便包括周德文一家。他们被安置在大兴县，周德文担任厢长，负责催缴赋税、办理政务，还要奔波各地采办建材支援新京城建设。这项差事异常艰辛，他“东走浙，西走蜀，南走湘、闽，舟车无暇日，积贮无余留，惟京师空虚、百职四民不得其所是忧”，最终因过度劳累病逝于宛平县德胜关。马伯庸感叹，周德文的经历平淡无奇，却总在翻阅史书时令他感怀。2020年5月，他毅然搁置其他创作，以周德文的视角重新诠释“一骑红尘妃子笑”的历史场景，最终完成的《长安的荔枝》创作周期恰好为十一天，与李道明运送荔枝的时间跨度完全对应。

《长安的荔枝》原著在创作上融合了丰富的想象力与扎实的历史考据，其影视改编版本亦延续了这一特色，呈现出“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艺术风格。例如，李善德购房时涉及的“香积钱”制度可追溯至唐代真实记载；杨贵妃生辰设定为六月初一，则参考自晚唐文人袁郊的《甘泽谣》；主角姓名则取自敦煌文献中记载的武则天时期“司农寺上林署令李善德”。通过这些精心设计的细节，观众得以窥见历史的某些侧面，而这恰恰彰显了《长安的荔枝》作品的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