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仇敌》：“娇妻觉醒斗渣男”是如何失效的 -

女性情谊成为当下女性题材影视创作的新趋势。近期，两部双女主电视剧《以美之名》《亲爱的仇敌》先后在优酷和腾讯上线，便不约而同地将女性情谊打造成了剧情的宣传点。若对女性互助的新叙事进行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两条不同的创作路线。路线之一更强调女性复仇，姐妹们团结起来并肩作战，打败施害者。复仇路线通常与悬疑犯罪类型叙事相结合，如前两年大热的《黑暗荣耀》，女主人公文东恩与保姆大婶姜贤南的关系比男女主人公的情感更加打动观众的心。

另一条创作路径则聚焦于日常生活中的女性互动，常与都市生活、职业生涯及家庭关系等主题交织，描绘女性在职场与家庭双重压力下相互扶持的温情画面。以去年上映的《影后》为例，影片通过展现两位影后间既存在竞争又相互依存的复杂关系，勾勒出演艺圈跨越代际的女性群像，呈现了不同时代女性在事业与生活中的共通困境与精神联结。

以此为参照，《以美之名》显然是互助路线，姚晨和贾静雯饰演的两位整形外科医生虽然在行事风格上南辕北辙，但始终在手术台上互相支持，也在手术台下分享生活。剧集播出后虽未引起任何波澜，但整体仍不失为一部水准线之上的作品。相较之下，《亲爱的仇敌》则更像是一盘使用濒临过期的食材加工而成的预制菜。女性觉醒是为了手撕渣男吗？在播出平台的官方界面上，《亲爱的仇敌》海报上标有“复仇爽剧”的字样，似乎剧集应该被归入女性复仇的路线。但该剧并非犯罪悬疑题材，而是都市情感剧。都市情感剧如何呈现复仇？平台首页一句话介绍倒是概括得十分精炼准确：“娇妻觉醒斗渣男”。在故事的后半段，全职富太太陈凯西发现自己曾经共患难的丈夫陈勉已经在暗中转移财产，又发现陈勉与助理有婚外情且助理已怀孕，于是决定离婚。由于全职太太在离婚诉讼中通常会陷入极端不利的处境，陈凯西与两位女性好友——编剧罗曼、演员钟倾城一起实施了“离婚作战计划”：钟倾城重新接近原本就对自己有好感的陈勉以掌握其行踪，拿到陈勉出轨不同女性的证据；罗曼也重新接近陈勉的投资人周慕孙加以商业上的牵制；陈凯西则继续扮演柔弱无害的妻子让陈勉降低防备。

在两位好友的协助下，陈凯西成功促使陈勉在公司上市前夜签署离婚协议书，最终赢得孩子抚养权及对方一半财产。尽管这一段"上流社会"与演艺圈交织的剧情常被质疑对普通人缺乏借鉴意义，但若从平台首页同期12部剧集倒数第二的评分维度审视，观众显然对这类复仇叙事缺乏共鸣。值得关注的是，虽然《消失的她》（2023）被部分专业观众批评为"消费女性主义红利"，但其突破33亿的票房仍证明了创作团队对中国电影市场的精准把控——犯罪悬疑与女性复仇题材在当下具备可复制的商业价值。然而，《亲爱的仇敌》选择以都市情感剧为叙事载体，却在某种程度上割裂了其核心受众：传统悬疑爱好者往往回避带有性别议题的剧情，而持续选择都市情感剧的观众群体，早已对女性围绕男性展开的情感纠葛失去兴趣，无论是基于爱还是恨的动力。

在讨论社会议题时，若将视角过度集中于具体个案，便容易导致问题本质的偏离。正如"手撕鬼子"这一网络梗更多体现的是对历史叙事的戏谑解构，而非真正探讨战争本质；惩罚"渣男"的行为同样局限于性别议题的表层冲突，实质上是对性别议题的片面化解读。当女性选择以复仇方式回应伤害时，其矛头不应仅指向个体施害者，而应直指由结构性权力构建的系统性暴力。2016年日剧《直美与加奈子》中，两位女性好友在女老板协助下杀害家暴丈夫的情节，恰恰揭示了法律体系对家庭暴力长期存在的制度性忽视。

自2017年美剧中《大小谎言》至2022年韩剧中《黑暗荣耀》，女性集体复仇的叙事始终与阶级、家庭、种族等结构性矛盾交织在一起：从更广泛的角度看，为何不同社会阶层的女性普遍面临暴力威胁？而受害者或母亲这一共通身份，是否足以弥合地域、阶级与种族间的隔阂，促成女性群体的团结？相较于此类作品在主题深度与表现广度上已有的探索，《亲爱的仇敌》试图通过几句关于性别不公的台词与零散的女性互助情节，将"娇妻斗渣男"的叙事包装为女性觉醒，这种手法不仅暴露了叙事上的懈怠，更折射出对现实复杂性的认知缺失。相较之下，即便被归为PPT文学的网络文本，仍能引发对公共与私人领域、举报与监督机制、法律与道德边界的深层思考。当闺蜜关系演变为权力博弈的舞台，女性情谊的流行叙事本质上是对"雌竞"现象的应激反应。值得注意的是，现实生活中女性获得更多支持往往源自同性之间的联结，但自《小时代》（2013）到《玫瑰的故事》（2024），都市女性题材始终未能有效解答：在脱离青春与校园后，女性如何在社会场域中构建新型关系网络？《亲爱的仇敌》剧名所暗示的叙事野心，实则未能突破对女性矛盾关系的表层描写。

此类竞争与传统“雌竞”的异同在于，女性争夺的焦点已从单一的男性关注转向更深层的情感认同与价值共鸣。剧集在呈现这一转变上展现出独特视角——当罗曼因陈凯西将周慕孙引荐给钟倾城而产生情绪波动时，其真正焦虑并非源于周慕孙本人，而是质问自身在陈凯西心中的地位是否被新认识的钟倾城所撼动，以及两人经年累月的情谊是否因此失衡。而陈凯西对罗曼联的愤怒，则折射出“独立女性”身份标签下对全职主妇角色的潜在偏见，同时也暴露出其作为全职主妇的自我确证困境。

相较之下，剧作对姐妹互助的刻画却呈现出某种程式化倾向。当陈凯西转型为美食博主后，罗曼不仅承担了策划、脚本撰写、拍摄协调等常规工作，更延伸至后期剪辑、公关危机处理等专业领域，实质构建起完整的经纪团队架构。在故事后半程，罗曼与钟倾城更将所有非工作时间投入陈凯西的离婚诉讼过程，这种全方位支持模式悄然颠覆了传统强势男性的角色定位，转而彰显霸道闺蜜的新型力量。

这种叙事模式在当代女性题材创作中具有典型意义。例如《流金岁月》（2020）中，蒋南孙家庭遭遇经济危机时，朱锁锁通过购置房产提供实质性援助；又如《我的前半生》（2017）里，唐晶以男友资源为罗子君谋取职业机会。这些案例共同勾勒出当代影视作品中女性情谊的复杂图景——既包含对传统性别角色的解构，也展现着新型互助关系的构建。

当观众以"没钱就不配拥有闺蜜""这是闺蜜还是爹"等语句进行调侃时，其指向的不仅是剧情对现实关系的扭曲呈现，更深层地反映了对当代友谊本质的反思。在现实逻辑中，当人际关系被赋予房产、职业机遇等物质符号，这种纽带便逐渐褪去平等自由的色彩，转而演变为以资源交换为核心的功利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剧中霸道总裁对亲密关系的操控往往以"保护"为名，而女性角色对类似关系的维系却被解读为"真挚支持"，这种双重标准恰恰揭示了性别角色在权力结构中的特殊定位。至于《亲爱的仇敌》中"离婚大作战"的桥段，其背后实质上是对情感劳动无偿占有的一种隐喻——小演员通过幼稚的撒娇行为，试图获取掌握资源、财富与权力的男性的情感回应，这种互动模式在潜意识中构建了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在更广泛的文化语境中，“姐妹”概念与“兄弟”群体的区分不仅源于性别身份的差异，更在于其试图构建一种新型的人际纽带：这种关系既突破了梁山好汉排座次所象征的等级秩序，也超越了各类兄弟会组织所依赖的严格纪律框架。在理想情境中，女性情谊所蕴含的，是对更平等、更开放关系形态的理想化构想。2024年的《好东西》与《山花烂漫时》两部作品，已通过细腻的叙事深度呈现了女性情谊在个体生活与集体行动中的多元样态，我们有理由期待更多兼具现实关怀与艺术想象力的女性群像作品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