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心大，争议多，《人生若如初见》到底咋样？ -

5月27日，《人生若如初见》在超点平台圆满收官，其"顺利"播完的过程本身便引发热议。该剧自三年前首播后紧急下架，直至2025年再度与观众见面，始终处于历史叙事的争议漩涡中。批评者认为其存在美化保皇势力、淡化革命牺牲的倾向，也有观众以"细糠"形容其极致的细节呈现；有人指责叙事结构松散、信息密度不足，却也有五星评价称其为"长剧的巅峰"。这种截然不同的观剧体验，使得"顺利播完"被视作某种突破性成就，但客观而言，该剧在制作水准与叙事野心层面展现出专业性的特质，其历史重构的勇气与艺术表达的深度值得肯定。

《人生若如初见》引发争议的核心在于，传统革命叙事中‘非黑即白’的单一化模式被解构后，我们是否能够以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百余年前的那段历史？尤其对于长期习惯于‘手撕鬼子’‘手榴弹炸飞机’等抗日神剧式爽文套路的观众而言，这种克制的叙事或许会引发不适感。因为历史的本质并非爽文，它承载着复杂的现实与深层的思考。通过文艺作品再现历史，目的并非印证固有认知，而是激发观众对历史的深层思考，推动其更全面的理解。而复杂的历史叙事，恰恰体现了其内在价值。革命的神圣性并非源于对革命者的神化，而是有识之士在深刻认知历史必然性后所作出的非凡抉择。同样，剖析保守主义走向衰败的内在逻辑，也构成了理解那个时代不可或缺的维度。

《人生若如初见》被导演王伟视为其职业生涯中制作成本最高的历史剧作。该剧由晚清史专家贾英华担任历史顾问，从胡同建筑格局到宫廷仪轨、军队编制，皆以严谨考据为基础，力求还原真实历史场景。聚焦1900至1912年间的中国历史题材颇为稀缺，因这一时期承载着民族屈辱记忆，难以在影视作品中完整呈现。剧中描绘了庚子国变背景下，八国联军攻陷京城、清政府多次谈判失败、国运式微的历史图景。五位核心人物——清宗室梁乡、新军成员李人骏、革命志士杨凯之、化学博士吴天白、开文堂的二小姐谢菽红——作为早期赴日留学的中国青年，因共同求学经历而命运交织。归国后，他们分别投身清廷宗室、革命组织与北洋势力等不同阵营，最终见证革命派推翻封建帝制的历史转折。剧中人物虽以虚构形式呈现，但大多具有历史原型映射：李现饰演的梁乡原型参考清末重臣良弼，代表主张军事改革却最终被刺杀的立宪派；魏大勋饰演的杨凯之或影射留日革命军人吴禄贞；朱亚文饰演的吴天白与辛亥烈士喻培伦存在人物特质共鸣；春夏饰演的谢菽红则借鉴了革命女侠秋瑾的形象。其他角色亦具象征意义：周游饰演的李人骏影射北洋新军中的保守军官，展现清廷改革困境；吴越饰演的格格则被设定为多尔衮后裔，浓缩清末贵族阶层的失语与挣扎。导演王伟将作品定义为"历史传奇"类型，融合历史正剧与架空叙事的双重特征，通过留学者群像展现时代变革的复杂性。剧中核心矛盾以象征手法呈现：日本军校要求皇太子亲历战场磨砺，而清朝皇室却试图通过宗谱代行留学之责。梁乡母亲的台词直指制度困境："上边太聪明，不肯掏钱；下边也聪明，不愿冲锋陷阵。"这种上下皆明哲保身的状态，恰成为大清王朝无法复兴的历史注脚。剧作在历史缝隙中寻找答案，通过人物抉择展现百年前临界时代的震荡与启蒙。

《人生若如初见》引发广泛讨论的核心在于人物塑造的争议性：剧中对梁乡的刻画呈现出强烈的理想化倾向，同时对吴天白与杨凯之的革命者形象则带有明显的批判色彩。其中最具争议的情节莫过于梁乡对谢菽红实施强奸。值得注意的是，前期的梁乡仿佛拥有"神之手"——赴日前受到载沣亲自接见，在日本期间获得庆亲王之子载振的经济支持，更由日本贵族绫仓公爵担任其学业与社交的引路人，国内则有袁世凯为其预留官职。作为清廷重点培养的知日军事人才，他是宗室中罕见的剪辫异类，集权势、资源与时代使命于一身。然而其行为本质仍难以摆脱代表的阶层属性——清政府。当这位满人贵族以"不表达，直接上"的方式实施侵犯时，我们需要审视谢菽红所象征的深层含义。日本女性知识分子下田歌子（真实历史人物，创办实践女子大学，曾教授秋瑾）认为她在谢菽红身上看到了母性光辉；导演王伟则明确指出谢菽红代表着坚韧不拔、充满生命力的中国精神。这种互文关系并非对侵权情节的合理化，而是通过对比揭示晚清政府对人民造成的屈辱。朱亚文饰演的吴天白同样引发争议，其表演被批评为缺乏深度，呈现出自恋、激进、油腻的"水仙"特质。这或许与演员对角色的理解偏差有关，也反映出导演在表演把控上的挑战。但角色仍保有基本的人性维度——在谢菽红从事裁缝工作时，吴天白曾提供实质性帮助，并在面对世俗压力时承认其子，取名"吴不顾"。导演解释吴天白象征旧民主主义革命中激进的理想主义者，虽革命信念坚定，但行为方式偏激，既体现在对国家的追求上，也体现在对谢菽红的态度中。以历史上的湖南省长赵恒惕为例，这位曾参与辛亥革命的同盟会成员，后来却镇压工农运动并通缉毛泽东，此类人物在革命史上并不鲜见，正说明了那一代革命者的局限性。传统革命叙事往往塑造"完美英雄"形象，而《人生若如初见》试图展现革命者的复杂性与理想主义与现实之间的冲突，这种创作理念自然引发不同层面的评价，因为观众的历史认知差异直接影响了对作品的理解与接受。

令人惋惜的是，《人生若如初见》中原本拥有极具魅力的大女主谢菽红。相较于梁乡注定的悲剧结局，她始终走着充满生机的道路：从建议姐夫杨一帆招收女学生，到与吴天白联手假扮日本夫妇购入硫酸，卷入爆炸案后逃亡日本，她在异国学会了日语，娴熟地买菜做饭，甚至获得了月薪35日元的工作（当时日本普通工人月薪仅为5至10日元）。随后她随吴天白辗转大阪，以裁缝技艺立足，更登上了杂志封面。两人返回东京后，以文具店为掩护开展地下活动，当吴天白因协助革命党人购买军火被捕，甚至身患瘫痪时，谢菽红凭借银行贷款将生意发展至东京肉制品商铺的第五位，她巧妙地将美金转为日元，再兑换成军票，最终在军需部换取剩余军用物资，转售民用市场获得丰厚利润，每日营业额突破千日元。正如吴天白所言：与军方合作又如何？阎王的钱也敢赚。后来她又在东京开设照相馆，返回上海后甚至将资金投入股市。春夏饰演的谢菽红提及剧中被删的桥段：一封来自他人的信件，结尾写着「乌鸦也许有不叫的时候，但我们秋红小姐一定会想出办法来的」，而她回应道：「没错，这是我，这是秋红，这是春夏。」这位女性在跨越阵营的男性命运中始终保持着独特地位，她的未婚夫宋晨是上海商会副会长之子，代表着投资革命的商人群体；姐夫杨一帆坚持教育救国理念；吴天白是激进革命者；梁乡是清朝宗室后裔；杨凯之则是青年革命者。这些来自不同立场的男性都曾试图将谢菽红视为自己的附庸，提出各自的救国主张，但最终皆成为她的配角，被她的行动力和生命力所折服。当面对梁乡的强暴，她坦言「人生无常，我只能接受」；再次相遇时，她则说「那不过一段被侮辱的记忆，羞耻得很」。在离开吴天白独自生活时，她却表现出内心的平静。这些男性都在追寻国家的父权象征，而谢菽红则以独立姿态承担起家庭的支柱角色。她令人联想到日本幕府末期以柔克刚的笃姬，那位在旧制度与新秩序间架起桥梁的女性。只是笃姬得以推动日本变法成功，而谢菽红在与杨凯之相恋后，生活终究回归平凡。作为人民代表的她，最终选择成为革命青年，这一抉择具有深刻隐喻。然而观众仍难以忘怀她作为军火商时的传奇岁月，那般生生不息、强悍伟大的存在。

剧中谢菽红与梁乡的最后对峙，揭示出一段深刻的历史隐喻。她以"历史上的权臣皆难逃沉沦"为警句，指出梁乡虽身居高位却仍难逃脱清廷衰败的命运轨迹。这段对话成为后文梁乡重伤不治的伏笔，其临终箴言"刺我者，英雄也"更显悲壮。值得注意的是，早在剧情展开前，历史人物和硕醇贤亲王奕譞的家训已预言："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祸也大"，这恰似为梁乡的结局写下注脚，亦映射出清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逻辑。

在当下影视市场，《人生若如初见》的创作态度显得尤为可贵。相较传统历史剧将革命者神化为完美英雄、将变革过程简化为胜利叙事的创作模式，该剧选择以更为克制的笔触展现历史的复杂性。通过还原保守派人物内心改革的挣扎，以及革命者阵营内部的分歧与局限，构建出立体的历史图景。剧中既呈现了旧制度必然崩塌的宿命论，也真实记录了新秩序诞生时的阵痛与代价。

这种多维度的叙事策略，使得那些常被回避的"屈辱记忆"获得重新审视的机会。当制作方选择投入巨资打造的40集剧作，仅嵌入10个广告、4个品牌，总时长不过40秒，这种刻意克制的商业选择本身便成为历史反思的注脚。在5月27日收官之夜，当《折腰》《藏海传》等剧聚焦流量明星绯闻时，《人生若如初见》却斩获"梁乡重伤不治""杨凯之死在充满希望之时"两个热搜话题，展现出与市场主流截然不同的创作姿态。

正如纳兰性德"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的感慨，这部剧用历史的厚重感叩击观众心灵，其价值或许恰恰在于这种对历史真实性的坚守。当制作公司与平台开始重新思考历史剧的创作边界时，这场关于历史与人性的深思，或许将成为影视行业难得的清醒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