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黑人电影，有一段伟大的历史 -

美国电影产业自1890年代诞生以来，非裔美国人群体便始终参与其中。尽管他们的身影长期面临挑战与限制，但自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媒介出现伊始，非裔导演与演员便以塑造自主影像身份为驱动力。2016年发行的奇诺经典系列《非裔美国电影的先驱》精选了34部影片与片段，该系列由学者查尔斯·穆瑟与杰奎琳·纳居玛· 斯图尔特精心策展，现通过标准频道向公众呈现。该系列系统梳理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专为被隔离的黑人观众制作的电影作品，这些被称为「种族电影」的影片以全黑人演员阵容和黑人导演创作为主，通过影像构建了黑人群体的文化表达空间。1920年《纽约世纪报》艺术评论家莱斯特·沃尔顿倡导的「种族支持者」运动，主张用真实视角展现黑人生活，超越刻板印象中的劳动场景与方言符号。尽管种族电影的创作历程充满争议，但其核心价值始终在于：这些作品将黑人置于叙事焦点，而非作为社会背景的装饰性元素。美国主流文化与好莱坞叙事传统在潜移默化中激发了种族电影导演的创作反叛，他们既借鉴经典类型片形式，又发展出独特的影像语言来回应种族问题。历史学家J·罗纳德·格林在评价奥斯卡·米绍时指出，其创作精神体现为「在困境中实现突破」。米绍将剧情片、犯罪片与爱情片等类型元素进行创新重组，在《藩篱之内》（1920）中运用倒叙手法构建多维度叙事，通过交叉剪辑技术揭示被大卫·格里菲斯忽略的社会现实，从而直接挑战《一个国家的诞生》（1915）的种族主义叙事。他用格里菲斯的影像语言解构其三K党形象，展现的则是被压迫者视角下的白人暴行，这种创作策略在影像层面完成了对主流叙事的颠覆。

据简·盖恩斯指出，米邵的创作聚焦于呈现黑人群体所见证、却被北方白人社会刻意回避的历史真相——即白人暴徒的极端残虐行为。尽管《一个国家的诞生》（1915）作为电影技术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广受认可，其开创性的叙事手法仍引发争议，因为影片通过艺术加工手段重塑历史，反而强化了主流意识形态对黑人群体的刻板印象。值得注意的悖论在于，虽然米邵的电影常被视为种族题材电影的代表作，但《非裔美国电影的先驱》这一研究著作却揭示了更为丰富的创作图景：该书通过梳理多元化的作品与导演实践，论证了种族电影领域并不存在统一的「黑人」叙事模板。这种多样性在具体作品中得到充分展现——从探讨社会议题的剧情片《酒吧十夜》（1926）和《耻辱的伤疤》（1929），到展现文化特性的喜剧《狂野流浪汉》（1918）和《热辣饼干》（1931），再到呈现都市生活图景的犯罪惊悚片《来自芝加哥的女人》（1932）和《生死十分钟》（1932）——每部作品都以独特形式呈现了黑人生活的多维面貌，其叙事结构与表现方式也呈现出显著差异。

《来自芝加哥的女人》（1932）与理查德·莫里斯的《晚上十一点》（1928）共同构成了非裔美国电影早期实验的典型案例。尽管后者借鉴了米绍默片中梦境与闪回的表现手法，但其前卫的美学探索与超现实叙事效果，使其在种族电影史上展现出独特的艺术价值。将这些存世作品系统性地汇集，对档案的发现、研究与呈现而言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行动。这种整理不仅揭示了非裔美国电影的潜在发展可能，更展现出其与好莱坞主流白人电影之间复杂互动关系——既存在观念上的抵触，又包含形式上的借鉴与融合。值得注意的是，米绍本人的艺术实践始终伴随着争议。例如在《灵与肉》（1925）中，他对冒充牧师的骗子角色（由保罗·罗贝森饰演）的刻画，引发了非裔美国媒体的强烈批评。批评者认为，当白人社会对黑人群体的刻板印象已足够根深柢固时，再通过影视创作强化此类负面形象无异于火上浇油。

《灵与肉》（1925）作为回应，米绍提出种族进步的核心在于现实主义，而非虚幻的田园牧歌式叙事：「我深受布克·华盛顿思想的影响，无法接受将虚假美德灌输给我们的做法，这会让我们失去真实的自我。任何阻碍我们认清现实状况的行为，都将扼杀进步的可能性。唯有直面真实，才能激发自我提升的力量。」此类电影为非裔美国导演提供了展现主体性的平台，使他们得以构建多元的族群形象，同时挑战好莱坞对黑人群体的刻板描绘。然而，种族电影中的自我表达本质上具有复杂性。多数制作此类影片的商业机构为跨种族企业，仅有极少数由非裔美国人全资掌控。尽管黑人观众的商业化前景吸引电影公司，但若认为白人主导的影片相较非裔导演主导的作品更具代表性或更少妥协，则犯了根本性错误。这种假设不仅强化了本质主义的种族观念，也过度固化了导演的角色定位。事实上，这些影片更多体现为制片人、导演、摄影师与演员多方协作的结果，其目的旨在通过呈现黑人群体的现实生活来吸引同类观众，与主流媒体的偏见性刻画形成鲜明对照。

《飞行高手》（1926）这一收藏系列的独特价值在于，它展现了非裔美国演员在电影史中的多维参与。这些作品不仅呈现了演员在银幕上的表现，更揭示了他们在当时电影常借鉴的戏剧场景中的角色。从知名明星到默默无闻的配角，乃至合唱团成员，劳伦斯·切诺特、查尔兹·吉尔平、洛伦佐·塔克、伊芙琳·普雷尔、弗卢努瓦·米勒及罗贝逊等代表性人物均在其中留下身影。值得注意的是，像兼具模特与演艺身份的弗朗辛·埃弗雷特（以《哈林区坏女孩》闻名）这样的黑人艺人在影片中担任领衔主演，这在当时的好莱坞体系中属于罕见现象。2014年离世的赫布·杰菲里斯曾指出，这些电影实际上比后人认知的更具现代艺术价值。这位曾与艾灵顿公爵爵士乐团队合作的艺术家，曾出演白人制片人理查德·C·卡恩执导的系列黑人西部片，在《古铜色的牛仔》（1939）中饰演会演唱的牛仔角色，展现了非裔演员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突破。

赫布·杰弗里斯曾在著名爵士俱乐部棉花俱乐部担任合唱舞者，而摩西三姐妹则活跃于百老汇舞台及种族电影领域。其中，露西亚·林恩·摩西参与了费城Colored Players电影公司出品的《耻辱的伤疤》制作，埃塞尔·摩西则在米绍执导的《与生俱来的权利》（1938）中担任主演。她们的演艺人生被档案学家兼学者珍珠·保瑟收录于开创性口述历史作品中，该作品系统梳理了二十世纪上半叶黑人艺人的艺术生态，并首次将大量珍贵影像资料从档案馆引入公众视野。作为非裔美国电影史研究的先驱，保瑟通过严谨的学术研究，为后人保存了这段被历史遗忘的重要文化记忆。

《与生俱来的权利》（1938）这部作品集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其感染力十足的表演中，更在于其为观众呈现了银幕上鲜少触及的非裔美国文化图景。受限于低预算，制片方往往选择实景拍摄，并融合专业演员与业余演员的合作模式。这一创作策略让观众得以窥视真实的街巷、商铺、教堂场景以及各具特色的非裔社群生活。例如在《肉与灵》中，米绍既记录了罗贝森饰演的假牧师在摄影棚内激情布道的戏剧性场面，又特意展现乡村教徒真实的聚会场景，使电影成为与特定群体直接对话的文化载体。斯宾瑟·威廉姆斯的《耶稣之血》（1941）则以虚构叙事为框架，通过得克萨斯州社区成员演绎的宗教仪式，勾勒出非裔文化的精神内核。更有《先驱》的影像资料完整呈现了所罗明·琼斯牧师的家庭生活，这位俄克拉何马州浸信会传教士曾在1924至1928年间系统记录非裔美国社区的自决实践。同时，吉斯特夫妇的《通往地狱的列车》（1930年前后）等作品以圣经寓言为蓝本，服务于布道活动。这些影像档案的独特性在于，它们既包含左拉·霍斯顿在阿拉巴马州、佛罗里达州及南卡罗莱纳海岛社区进行的人类学记录，又与茱莉·黛许1991年拍摄的《大地的女儿》形成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后者也在标准频道上线，彰显出非裔文化叙事的延续性与重要性。

《先驱》指出，早期非洲裔美国电影的珍贵遗产中，许多已消逝于历史长河。林肯电影公司作为首批种族电影制作机构之一，由乔治·约翰逊与诺贝·约翰逊兄弟共同创办。诺贝·约翰逊堪称首位非洲裔电影明星，其多产的演艺生涯始终深耕于好莱坞的性格演员领域。在1921年的《生来就有的权利》中，仅存的四分钟片段却浓缩了喜剧、动作、爱情与悬疑等多重元素，开篇画面左上角的叠印更凸显其历史价值。而理查德·E·诺曼执导的1923年惊悚片《再生》（Regeneration）则因硝酸盐胶片的严重分解，成为无声电影命运的警示——黑人主演的影片存续率较低，因底片数量稀缺，现存素材更显弥足珍贵。

二十世纪初的非裔美国电影导演群体，包括乔治·W·布鲁姆、威廉·福斯特、亨特·C·海恩斯与彼得·P·琼斯，他们创作的作品全部遗失。这表明非洲裔电影史或许应从媒介保存的角度重新审视，需要深入理解这些电影对当代观众而言可能晦涩难懂的文化语境。值得注意的案例是《杂技骑士双人组》（1915），这部由芝加哥白人历史特征电影公司制作的喜剧，虽包含种族主义隐喻，却以独特的视角呈现了歌舞杂耍舞台与想象中全黑人演出空间的双重景观。通过对比两个独立场所的呈现，该片揭示了种族电影持续存在的表现张力，其争议性的展览形式成为焦点。

喜剧类型尤其容易引发批评，《杂技骑士双人组》及其他短片因滑稽化的种族描绘而激怒《芝加哥卫报》，促使该报发出「我们要么要纯净的种族影片，要么什么都不要」的宣言。然而，即使是对这些作品持批评态度的群体，也往往难以忽视其展现的非洲裔社群内部生态。这种复杂的矛盾关系在黑人媒体对Ebony影业发行的《天哪，木乃伊说话了！》（1918）与《狂野流浪汉》（1918）的尖锐批判中得到印证，尽管非裔美国企业家兼《先驱》主编卢瑟·J·波拉德掌控着这份媒体。《卫报》曾提醒读者：「将钱收进口袋，省下那一枚硬币，也省下你的尊严。」这种对表演与社会评价的持续博弈，构成了这些影片的深层特征。

《狂野流浪汉》（1918）这部作品保留了冒险性和复杂的种族化表演形式。以米绍导演的早期有声电影《来自黑人区的讽刺剧》（1931）为例，该片通过黑人演员扮演黑人角色的场景，以及剧情片《生死十分钟》（1932）中对种族刻板印象的呈现，展现了当时社会对种族身份的多重探讨。对于21世纪的观众而言，这些内容显然与米绍作为'种族支持者'的立场存在明显冲突。然而，这些片段恰恰折射出当时围绕种族议题持续发酵的矛盾，其根源可追溯至拉格泰姆时代非裔美国文化对白人表演传统的重新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