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脉通三代，京城最后一位名流黄永玉金粉银沙的名利场世界（下） -

在上一集中，我们回顾了已故美术界泰斗黄永玉的生平与家庭故事。这位艺术巨匠自上世纪四十年代崭露头角，以卓越的木刻版画技艺成为中国美术领域的中流砥柱。历经时代变迁，他于八十年代迎来艺术与商业的双重辉煌，其影响力跨越艺术圈、娱乐圈、政界与商界，成为各界争相结交的文化象征。黄永玉的妻子张梅溪出身将门，两人育有长子黄黑蛮与女儿黄黑妮，两位子女皆投身艺术领域，共同肩负起赡养双亲的责任。黄永玉的人格魅力与艺术造诣相得益彰，使其在艺术成就之外更具备独特的吸引力，"黄永玉"三字几乎成为某种身份的隐喻，象征着跨界的尊贵地位。

黄永玉晚年的生活场景总是熙熙攘攘，无论身处何地皆可见众多名人环绕。这种显赫的社交地位与广泛的人脉网络，背后必然蕴含着多重成因。本文将探讨黄永玉先生如何构建跨越三代人的社交圈层，其艺术成就带来的财富积累，以及在文化界享有的崇高声望，剖析这位艺术巨擘的传奇人生轨迹。

黄永玉出生于湖南凤凰县的一个小康家庭，父母均为教师。少年时期便离家谋生，曾一度作为技艺劳动者处于社会底层。他早期的职业轨迹涵盖编辑、画匠与教员，1942年担任江西信丰民众教育馆教员。此后逐渐转型为全国知名的木刻版画家，这一转折离不开表叔沈从文的提携。沈从文与黄永玉的家族关系颇为微妙——沈母为黄永玉祖父的妹妹，而沈从文与黄永玉父亲黄玉书则保持着异常亲密的联系。两个表兄弟在文学与美术领域各有所长，凭借相似的年龄与志趣成为家族中最契合的伙伴。

1922年，两位青年共同前往常德，寓居同一客栈期间，黄玉书与杨光蕙的恋情让沈从文印象深刻。据记载，沈从文曾代黄父撰写情书，其叙述生动刻画了这段往事："表兄既与她是美术同道，平日性情洒脱，能整日唱歌不辍。这般状态，自然很快便燃起一团炽热，找到了情感寄托。"更有趣的是，沈从文称自己曾为表兄代笔写情书。每当回到客栈，黄玉书便频频作揖，恳请沈从文为杨姑娘起草书信。

沈从文在湘西从军期间担任文书，负责起草公文与碑刻书写，未曾料到这段经历竟为他日后引领黄永玉进入文坛埋下伏笔。1946年黄永玉赴沪，正值沈从文事业巅峰期，此时的沈从文已在上海文坛崭露头角，与郁达夫、徐志摩等文人交游，且于1928年创办《红黑》杂志，1934年创作《边城》享誉文坛。黄永玉的艺术生涯与沈从文的提携密不可分，如同马思纯与蒋雯丽的关联，其成功可视为"文二代"的典范。

沈从文对黄永玉的才华颇为赞赏，曾记录道：抗战第八年，和平骤临，睽违十年的亲友重新建立联系。某日收到一封多年未通音讯的来信，信中附有木刻插图。黑白两色的印刷充满天真稚气与热情大胆，令人耳目一新。这不仅展现出作者的才智与热忱，更揭示了二者融合时所迸发的诗意表达。因此邀请黄永玉赴沪，并建议其改名，从"黄永裕"更改为"永玉"，意为永恒光亮。沈从文还给予诸多发展契机，包括委托黄永玉为《边城》创作木刻作品。

1947年，黄永玉为沈从文的文学作品《边城》创作了版画《花环》。自1928年始，沈从文在从事教学工作的同时，还担任了《大公报》《益世报》等文艺副刊的主编。因此，当1948年黄永玉离开上海赴港时，他最初的职业选择便是加入《大公报》担任美术编辑。

1949年8月，香港《大公报》副刊刊发了沈从文的一封长信《我们这里的人只想做事》。沈从文的社交圈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扶持黄永玉的重要力量，也塑造了黄永玉的人脉网络。例如，黄永玉与漫画家、书法家黄苗子及郁风夫妇保持着深厚友谊，而郁风作为郁达夫的侄女，其叔父与沈从文私交甚笃。在沈从文初至北京时穷困潦倒，正是郁达夫给予经济援助。此外，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时期与诗人查良铮（即穆旦）结为"诤友"，后者曾因沈从文仅有小学学历而质疑其教授资格，后双方化解矛盾。查良铮的知名叔伯查良镛（金庸）亦与沈从文存在关联——金庸母亲徐禄是徐志摩的堂姑妈，金庸本人则是徐志摩的表弟。1929年，正是经徐志摩推荐，小学未毕业的沈从文才被吴淞中国公学校长破格聘为讲师。这一脉络揭示了文人圈层中深厚的世交关系：黄永玉通过表叔金庸与徐志摩建立联系，使他在沪港两地均获得贵人相助，最终在《大公报》工作顺遂，并与金庸成为同事，延续了长期的交往。

1951年，黄永玉在香港冯平山图书馆开展了其职业生涯中的首个正式个人画展。

1993年，著名画家黄永玉与武侠小说泰斗金庸再度重逢。这场跨越艺术与文学领域的邂逅，见证了两位文化巨匠在时代浪潮中的相互致敬。当时已届古稀之年的黄永玉，仍保持着对艺术创作的赤子之心，而金庸则在武侠文学巅峰期展现出不竭的创作热情，二人的对话或许仍围绕着文化传承与创新展开。

2012年《大公报》迎来110周年报庆时，黄永玉以一幅《彩荷图》作为礼物，并谦称自己是"大公报的小兵丁"。值得注意的是，黄永玉于1953年在沈从文的建议下返回北京，参与创建中央美院版画系，从讲师起步，后晋升为副教授及教授。在五十年代初期，两人在艺术与文学领域的互动日益加深，黄永玉的艺术道路深受沈从文的提携。1954年，黄永玉获得了人生重要机遇——应外文局邀请，为叙事长诗《阿诗玛》创作木刻插画，这一机会亦源于沈从文的引荐。两年后，他完成十幅套色木刻版画《阿诗玛》，并于同年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展出，由此声名鹊起。该系列作品包含《阿诗玛像》《吹口弦》《织布》《射箭》《公房》《打虎》《阿诗玛在牢中》《她被水冲走了》等主题。

《阿诗玛》精选插画欣赏。1957年，黄永玉编绘的同名插图集由沈从文题签，采用较为罕见的隶书字体书写，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

1960年，沈从文出版了《龙凤艺术》一书，封面描绘的苗族妇女速写则出自黄永玉之手。这对文坛与画坛的黄金搭档曾携手创作诸多传世佳作，其深厚的艺术默契堪称文化界美谈。然而，这段跨越领域的合作经历在特殊历史时期蒙上了阴影——在文革浩劫中，叔侄二人相继遭受批斗，经历了常人难以承受的苦难。令人动容的是，沈从文与黄永玉始终保持着豁达心境。黄永玉在《我的表叔沈从文》中回忆道：卡夫卡曾说过"要客观地看待自己的痛苦"，而沈从文则以特有的洒脱姿态面对磨难。文革进入高潮阶段时，两人已许久未见，各自承受着精神与肉体的双重煎熬。某日于东堂子胡同偶遇，沈从文见黄永玉竟假装未曾相识，仅在擦肩而过时轻声说出"要从容啊"四字。这看似平凡的问候，实则蕴含着深沉的力量，仿佛故土在历史夹缝中对两代人的无声慰藉与精神支撑。

文革期间，沈从文与黄永玉及其家人经历了特殊的历史阶段。随着文革结束，社会环境逐渐趋于稳定，黄永玉在八十年代迎来了艺术创作的崭新阶段，而沈从文则步入人生暮年，其文学创作活动基本停止，仅在文物研究机构专注于学术研究，完成《中国历代服饰研究》一书。据黄永玉回忆，十余年间未曾与沈从文提及文学话题。尽管如此，上世纪八十年代，黄永玉仍多次陪伴沈从文重返凤凰故里，在当年求学的小学旧址追忆往昔。

1982年，沈从文与黄永玉叔侄二人于其求学的母校文昌阁小学前合影。同年，黄永玉陪同沈从文前往该校听课。1988年，沈从文在家中逝世，享年86岁，临终时留下遗言：“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的。”据多家媒体报道，其逝世当年，他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评委会亦已决定颁奖，然因沈从文离世，最终未能成行。曾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的佩尔·维斯特贝里在2012年回忆称，其加入瑞典学院前便知晓沈从文“极其接近获奖，却不幸离世”。

沈从文离世后，家人将其骨灰撒入沱江，完成魂归故里的仪式。黄永玉在墓地题写碑文：“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二人的传奇人生交相辉映，沈从文在文学界的成就对黄永玉而言，是一种无形的精神财富。文学界常将二人并提，而沈从文曾以“永玉为人既聪敏能干，性情又开阔明朗”评价这位晚辈，撰文指出其在社会变迁中虽历经挫折，却始终以坚定信念克服困难，取得艺术突破。1979年10月14日，沈从文特别撰写文章，称赞黄永玉如水般谦逊平凡，其生命活力充沛，作品中展现出鲜明的艺术生命力。

黄永玉对表叔则怀有深切崇拜，曾称“沈从文是我人生的标杆”。在沈从文逝世多年后，他创作《我的表叔沉从文》，以朴素语言描绘其人格特质：“若将文化和宇宙天体联系，他不过是一颗不依赖外物而自发光的星辰；若需添加‘非常’形容词，他则是‘非常非常’的平常。”其如水般谦逊的品质，终其一生都在默默滋养世人。黄永玉亦曾感慨：“写一辈子小说，写得好是应该的；写不好才是怪事咧！”2015年6月，92岁高齡的黄永玉为新书《沉从文与我》签书，沈从文的两位儿子沈龙朱、沈虎雏亲临现场支持。

1938年，沈从文与妻子张兆和育有两位儿子，分别为沈龙朱与沈虎雏。沈龙朱与黄永玉同属一代，自幼便与这位表哥有过密切交往。他自小热爱绘画艺术，高中时期曾跟随黄永玉学习素描，奠定了良好的美术基础。最初他计划报考美术学院，后转而攻读工科专业，进入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工业大学）学习。然而，因父亲沈从文的历史问题，他错失了青春年华，在校期间长期从事钳工工作达二十余年。步入中老年后，他改行专注于花卉培育，其人生成就相较于父亲而言差距显著。

沈龙朱创作的《当年巴金》中，可以看出黄永玉与沈从文截然不同的艺术气质。相较于沈从文的高洁、内敛乃至沉默，黄永玉展现出更为张扬的个性特征——他性格开朗，处事洒脱，思维天马行空，善于社交且精于把握机遇。在创作《阿诗玛》之前，他通过李可染的引荐，主动拜访时任美协主席齐白石。作为湖南同乡，齐白石出生于湘潭，两人交谈甚欢。一个月后，黄永玉将套色木刻版画《齐白石像》送至齐家，令齐白石倍感欣喜。

1953年，黄永玉荣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1954年他再度拜访齐白石，摄影由李可染记录。齐白石对这幅画爱不释手，在画面题跋中写道：“齐白石像 永玉刻 又请白石老人加题 年九十四矣”，并钤盖朱文印“木人”、白文印“齐白石”及大印“悔乌堂”。这是黄永玉与齐白石唯一合作的书画作品。晚年黄永玉在著作中提及这段往事，风趣地提到齐白石家的花生多为陈年旧货，月饼里甚至会爬出虫子。

书中记载，黄永玉对钱钟书夫妇始终抱有敬意，常备家乡特产登门拜访。在艺术生涯中，他不仅得到前辈大师的提携，更与诸多同辈艺术家建立了深厚联系。这些交往对象多为日后业界翘楚，拓宽了他的艺术视野与人脉网络。黄永玉的同辈好友主要来自两个阶段：1946年赴沪后，他结识了围绕上海美专形成的一代艺术大家群体，包括潘天寿、林风眠、潘玉良、傅雷、李可染、董希文、李骆公、赵无极、程十发、木心等。

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前身可追溯至1912年创立的图画美术院，这是中国最早的艺术专门教育机构之一，为后来的上海美专奠定了重要基础。

1935年底，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第17届西画系师生与一名裸体模特共同拍摄的合影，因突破传统审美引发广泛争议，最终成为该校最具标志性的影像之一。这段历史与巩俐在影视作品中饰演的潘玉良产生微妙关联，后者同样因创作裸体女性题材的西洋画遭受社会质疑。黄永玉曾提及，其婚姻介绍人是张乐平与陆志庠（xiáng），这两位艺术界前辈代表了当时上海进步美术的先锋力量。在漫画与木刻尚未严格区分的年代，二者常被统称为"漫木"，而擅长描绘流浪儿形象的张乐平，更因参与抗战漫画宣传队而声名鹊起。

1946年，张乐平创作的《三毛从军记》在《申报》发表后引发社会轰动，随后《三毛流浪记》在《大公报》连载，凭借对底层儿童生存状态的深刻刻画，成为时代经典。这一创作成就使张乐平获得"三毛之父"的美誉，并在1950年出任上海美术工作者协会副主席，此后长期担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

1983年，张乐平罹患严重帕金森氏症，艺术创作面临巨大挑战。1992年，这位艺术巨匠在上海华东医院病逝，享年82岁。有趣的是，1989年台湾女作家三毛专程赴沪寻访"父辈"，声称要认张乐平为父亲，这段佳话成为文坛美谈。三毛多次居住在张乐平的上海居所，直至1991年不幸自杀，据其子回忆，张乐平得知消息后悲痛欲绝。

这批上世纪四十年代活跃于上海的艺术群体，成员包括黄永玉在内，其人生轨迹呈现出鲜明分化：有人赴欧美深造如赵无极，有人返回北京发展如李可染、董希文，亦有人选择留驻上海如木心。尽管命运各异，他们始终保持着紧密的艺术联结。黄永玉在五十年代迁居北京后，与居住在大雅宝胡同的同窗们建立起深厚情谊，这段时光成为其艺术生涯中最珍贵的记忆，并最终凝聚成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美术圈层。

最初到访我家的是李可染夫妇，随后是张仃夫妇，他们两家的生活与我紧密相连。全新的生活轨迹，离不开张仃夫人陈布文的悉心照料与指引。黄永玉在《比我老的老头》中以大量篇幅描绘了齐白石的弟子、著名画家李可染及其与黄永玉的深厚情谊，书中还特别提及黄永玉正是在李可染的引荐下得以结识齐白石，二人建立了跨越师徒关系的亲密友谊。

李可染（1907年3月26日－1989年12月5日），曾就读于上海美专，1946年起在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教，并跟随齐白石学习长达十年。1943年他成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1972年担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及中国画研究院院长。其艺术成就以山水画最为突出，人物画亦颇具特色，尤以描绘耕牛闻名。代表作品包括《漓江胜景图》《万山红遍》《井冈山》等。

2016年北京保利春季拍卖会上，李可染创作于1962年的《漓江胜景图》以2070万元人民币成交，该作品为纸本材质，展现了其经典风格。

黄永玉曾在《比我老的老头》中评价李可染，对其艺术造诣表达了高度认可。该书记录了两人同为进步青年的时代经历。

张仃（1932年－）作为同期艺术家，早年毕业于北平美术专科学校国画系。抗日战争期间，他曾参与“抗日宣传队”的宣传工作。1949年主导全国政协会徽与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纪念邮票的设计，并负责开国大典及全国人大美术设计任务。1950年，他领导中央美院国徽设计小组完成国徽创作。1981年出任中央工艺美院院长，其艺术贡献涵盖动画设计、壁画创作等领域，如负责动画片《哪吒闹海》的美术总设计，并参与首都机场壁画《哪吒闹海》及长城饭店壁毯《长城万里图》的创作。

1978年，我国首部彩色宽银幕动画片《哪吒闹海》诞生，张仃出任该片美术总设计师，为作品的艺术风格奠定了重要基础。

画面左侧依次为黄永玉夫人张梅溪怀抱其子黄黑蛮，张仃夫人陈布文抱着女儿张寥寥。这幅拍摄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露营影像，生动展现了两位艺术大家及其家庭成员的亲密互动，亦是那个时代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生活场景。

画面中自左向右依次为黄永玉、张梅溪、黄黑妮、张仃之子寥寥、黄黑蛮及张仃夫人陈布文。张仃的孙子耿乐令人意外地成为演员，其姓氏渊源始于特殊年代：张仃曾将长子托付给耿姓友人抚养，取名耿军，久而久之全家便以耿为姓。作为中央美术学院名家的后人，耿乐于1990年以16岁之龄考入该院版画系，却因缘际会之下最终投身音乐与表演领域。

耿乐的外祖父亦是艺术界的重要人物，作为《黄河大合唱》首演指挥的邬析零，曾与黄永玉夫妇及万曼、宋怀桂夫妇在葡萄藤下合影。黄永玉在其著作《比我老的老头》中曾评价张仃，指出大雅宝胡同里的艺术大师们虽历经黑暗岁月的磨砺，但这个院落始终人才辈出。至八十年代，幸存者大多成就斐然，其中与黄永玉家庭关系密切的万曼和宋怀桂，前者或许鲜为人知，后者则被誉为"中国第一时尚教母"。

万曼与宋怀桂是一对跨越国界的艺术伉俪。宋怀桂自18岁起就读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师承中国著名油画家董希文。而万曼作为保加利亚籍艺术家，于1953年赴中国留学，先后在中央美术学院及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深造，最终获得硕士学位。1956年，两人经周恩来总理特批成为首对涉外婚姻案例，携手步入婚姻殿堂。此后，宋怀桂逐渐发展为中国时尚领域的领军人物，被誉为"中国第一时尚教母"。

20世纪70年代，当皮尔·卡丹首次踏足中国筹备时装秀时，宋怀桂承担了寻找模特及培训工作的重任，组建了中国首支专业模特队伍。她所挑选的首批模特来自各行各业——有人是菜市场摊贩，有人是工厂烧砖工人，还有人在纺织部从事地毯编织工作。这些年轻人每天下班后都会先回家脱下工作服，换上西装，再前往宋怀桂租用的训练场所进行准备。

进入1983年，宋怀桂在北京创办了首家法式餐厅马克西姆，迅速成为京城上流精英与文艺界人士的社交地标。崔健曾在此进行音乐演出，而著名艺术家黄永玉亦公开表示，最欣赏的摇滚歌手正是崔健。

今年4月，知名模特杜鹃登上《Numéro大都市》春季刊封面，以此方式向宋怀桂及马克西姆餐厅表达敬意。黄永玉在大雅宝胡同时期与众多同辈建立了深厚情谊，他不仅深受胡同孩子们的喜爱，更在日后通过各类自传和采访持续提及这些陪伴自己成长的伙伴，展现其珍视过往的真挚情感。

摘自黄永玉作品《比我老的老头》。除与大雅宝胡同的邻里有所交集外，黄永玉还与文艺界诸多名流保持着密切往来，其中与新凤霞、吴祖光夫妇的情谊尤为深厚。这段情谊主要形成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彼时二人共同经历困苦岁月。吴祖光之子吴钢回忆道：母亲与黄婶婶的友情是在困境中建立的，母亲在回忆录中曾写道「那时候最难受的是亲人没有消息。祖光去了五七干校三四年了，听说他得病住了医院，生死不明，生病期间严禁探视。我不但为他着急，亲友都不敢上门。忽然有一天晚上，梅溪在我眼前出现了，我高兴极了，亲人！我们两个拥抱到一起了！」他续称：「我的好姐妹冒风险来看我，急切地问我是否愿意给祖光写信。『有，太好了！』我立刻写了一封信告知祖光家中平安。她离开后，我日日期盼回信，果然梅溪又带来了亲人的消息。接过信时我半天说不出话来，泪水止不住流下！我用什么语言能够表达对梅溪的感激之情呀。」吴祖光亦曾作诗纪念：「聚首他时回故里，万千顶礼谢梅花。」诗中所指「梅花」，实为张梅溪。

在困境中才能看清真情，黄永玉曾坦言，自己一生中最亲密的朋友是黄苗子。两人因艺术创作结缘，彼此敬重。据黄永玉回忆录《比我老的老头》记载，他们在特殊时期相互扶持，共同度过难关。

黄苗子早年投身漫画创作，其职业生涯始于上海，与黄永玉有着相似的起步经历。在抗战期间，他为《上海漫画》周刊贡献作品，后转入人民美术出版社担任编辑。其妻子郁风出身文学世家，为郁达夫侄女，两人早年结识，后在夏衍的牵线搭桥下结为连理，成为一段佳话。2012年1月，这位年近百岁的艺术家离世，临终前留下意味深长的遗言：‘我该做的事都做完了！’

黄苗子在专攻书法后，其作品融合了漫画家特有的艺术气质，笔触中保留着鲜明的漫画风格，形成独特的书法风貌。他创作的《题钓鱼台“丹若园”刻石》因艺术价值被钓鱼台作为珍品收藏。而他的兄长黄永玉则在北京的“万荷堂”中专门陈列了大量黄苗子的书法作品，展现了两代艺术世家的传承与互动。

▲摘自黄永玉《比我老的老头》。在晚年时期，黄苗子、张仃与黄永玉三位艺术家的情谊最为深厚。

黄永玉、黄苗子与张仃曾在万荷堂后厅合影留念，而张仃也常在黄永玉的万荷堂进行艺术创作。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与吴冠中等大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此外，袁运甫、吴冠中、黄永玉、祝大年及张梅溪（自右向左）亦曾于重庆开展旅行写生活动。

1973年，著名画家黄永玉与吴冠中等艺术名家沿长江进行写生活动，创作出一系列广受赞誉的绘画作品。此次展览中，吴冠中创作的《太湖鹅群》作为重要展品之一，展现了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与对自然的细腻观察。

1985年，丁聪、黄永玉与唐瑜三位老友相聚，这幅由摄影师吴钢拍摄的照片，图源信息为水印。

丁聪笔下的晚年黄永玉，虽同为艺术界挚友，却已与昔日上海文坛的“三剑客”渐行渐远。汪曾祺作为沈从文的学生，曾于1939年入读西南联大中文系，后以小说《邂逅集》崭露头角，1948年赴京任职历史博物馆。1962年投身北京京剧团编剧工作，参与《沙家浜》改编。改革开放后创作高峰迭起，其乡土小说《受戒》《大淖记事》引发文坛震动。彼时，黄永玉、汪曾祺与黄裳以“上海三剑客”之名声名鹊起，三人年少时常于霞飞路上往来，共享艺术理想与创作激情。

黄永玉在1979年《太阳下的风景》中深情回忆这段友谊，提及汪曾祺虽清贫却总能穿着挺括的白帆布西装，其文章与教书育人之态令黄永玉痴迷。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三人关系悄然生变。文革期间，汪曾祺因与黄永玉的文学情谊而受牵连，双方处境迥异。更有传闻称黄永玉子女曾想观汪曾祺编剧的《沙家浜》，却因汪曾祺对黄永玉被批斗身份的顾虑未能成行，这一小事成为横亘在两人之间的情感裂痕。

黄永玉在书信中坦言与汪曾祺的疏离过程：1954年6月12日仍能常见面，为其编《说说唱唱》获得赞誉；至1954年6月26日已显疏远，工作繁忙而创作停滞；1964年8月23日更称“未见近一月，忙！忙！”直至七十年代后期，黄永玉感叹“你想念他，他不想念你，也是枉然”。1996年北京聚会时，二人仅有一句“听说你又在画画了？”“我画什么画？”的对话，便成为彼此最后的交流。

黄永玉的创作生涯亦与多位文化界人士交织。凭借在《大公报》的任职经历，其社交圈延伸至香港，与金庸、黄霑等知名人士保持联系。黄霑曾因失恋苦恼，黄永玉以“失恋算个屁，你要懂得失恋后的诗意”相劝，反令黄霑怒斥“放你的狗屁，我一心只想上吊”。此外，黄永玉与林青霞的缘分始于杨凡的引荐，这位艺术圈资深人士曾将沈从文与黄永玉视为精神导师。林青霞在杨凡撮合下赴京拜访黄永玉，并坦言受其鼓励参与《女神来了》真人秀节目，黄永玉曾称呼她“做个野孩子”。

近日，林青霞与莫言的聚会引发社交媒体热议，两人在交流中展现了对茅台酒的共同品味与对传统美食饺子的钟爱，这段温馨互动被赋予了浓厚的文化寓意。此次会面由香港翻译学会会长、文学家金圣华精心筹备，她不仅搭建了两代文人对话的桥梁，更以细腻笔触记录了这场跨越年龄与领域的思想碰撞。值得注意的是，金圣华提及林青霞书房内悬挂着黄永玉创作的水墨画，暗示着这位影坛传奇对艺术的深刻理解与包容。

林青霞与莫言：一位是华语影坛的璀璨明星，一位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两人分属不同领域却同样在文化界留下深刻印记。林青霞以多部经典影视作品成为观众熟知的"东方明珠"，而莫言则凭借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获得国际文学荣誉。尽管专业领域迥异，但都展现了中国艺术工作者在各自舞台上的卓越追求。

莫言曾分别赠予林青霞与金圣华题有"青霞书房"与"梦笔生花"的书法作品。晚年的黄永玉热衷于与陌生人交往，旅居意大利期间结识了许多当地朋友，其中不乏普通市民。他曾偶然走进一家钟表店，与店主进行简短交谈后便邀请对方到家中共餐，这种跨越身份的友情竟持续多年，再度造访时仍能感受到彼此间的深厚情谊，二人热情相拥的场景令人动容。

即便身处京城，像黄永玉这样建起大宅、广纳宾客的画家并不多见。其艺术成就与经济实力相辅相成，收入来源始终以卖画为主。自1953年起，黄永玉便在荣宝斋深造木刻水印技艺，七十年来持续为荣宝斋创作，使得该机构成为其作品的主要收藏方。进入九十年代，佳士得等国际拍卖机构开始代理其作品，标志着黄永玉的艺术价值逐步走向世界舞台。他的作品交易以现金为主，遵循“铁口直断”的原则：价格固定，不讲情面，亦不附带其他条件。即使是领导来访，也绝不因此放宽标准。据佳士得统计，黄永玉作品共上拍6293次，成交4290次，累计成交额达14.27亿元。其作品中有多幅拍出千万高价，包括但不限于上述数据。

最贵的作品《田家梅》，纸本设色，镜心，尺寸为142×366cm，于北京盈时2013年秋季拍卖会成交，成交价达6325万元。

《秋色图》为佳士得香港2017年秋季拍卖会的拍品，该作品采用纸本设色技法呈现镜心形式，尺寸规格为142×360cm，最终成交价达1930万港币。

河满子创作于1988年的纸本设色镜心作品，尺寸为121.5×248cm，于佳士得香港2013年秋季拍卖会以1204万港币成交。

《水仙》为布面油画作品，尺寸51×52cm，曾于2017年英国皇室贵族专场拍卖中以900万港币成交。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市场上不乏千万或百万级别的名画，黄永玉创作的中小型画作却广泛流通，多为应友人之托的即兴创作，其拍卖价格普遍在10万至50万港币之间，也有部分作品以数万元成交，价格区间灵活。

黄永玉选择将财富投入房地产领域，不断建造各类居所。其中五处豪华别墅尤为引人注目，他亦以"狡兔六窟"自嘲其房产布局。面对公众对他作为画家却拥有巨额财富的质疑，黄永玉始终保持坦率态度，直抒胸臆回应外界好奇。

踏入湘西这片艺术沃土，黄永玉的两位故居主人之一便是在凤凰古城中拥有两处珍贵居所的他。其中一处名为"夺翠楼"，这座古色古香的院落不仅承载着艺术家的创作灵感，更蕴含着浓厚的文化底蕴，成为当地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

此外，其主要居所“玉氏山房”因黄永玉的声誉而备受瞩目。这座建筑气势恢宏，曾是他常驻的地方，如今却因主人的名气转变为热门旅游景点，吸引着各界人士前来参观访问。

在湖南凤凰县，一座名为“玉氏山房”的黄永玉故居被绿意盎然的树木环绕。该图片来源于中国新闻社。

黄永玉于“玉氏山房”门前驻足留影，青瓦白墙间定格了他沉稳的身影。

“玉氏山房”坐落于沱江西北的江畔山腰，与一公里外的凤凰古城隔江相望。站在山房门前往下眺望，边城凤凰的秀丽景致一览无余。不到十分钟，车辆便停驻在山房院落的门外。院落门前拴着一条威风凛凛的藏獒，门扉上配有厚重的铁锁，锁上悬着一块木制告示牌，以遒劲洒脱的楷书镌刻着“里面有狗，未经允许勿入”的字样，字迹中透露出黄永玉独有的艺术气质。

缓步沿30米长的林荫遮蔽的斜坡水泥路攀援而上，便来到黄永玉精心打造的"玉氏山房"。这座砖混结构的建筑分为上下两层，步入其中，大厅中央赫然矗立着一颗需五六人合抱的树蔸。五根向上延伸的粗壮树根宛如一尊直立的佛手雕像，仿佛在向来访者行礼。树蔸巧妙地将空间分割为前后两区，前部为雅致的会客室，后部则是创作画室。楼上除居住空间外，另设有藏书厅与书画、木刻、雕塑展览厅，形成完整艺术空间体系。

黄永玉在意大利佛罗伦萨西部的圣巴仑特峰下购置了一处居所，该地正是文艺复兴巨匠达·芬奇的故居所在地。尽管这并非豪华住宅，但毗邻艺术大师故邸的地理位置，却完美契合了画家对"居住自由"的追求。此地的缘起可追溯至上世纪早年，其子女均在佛罗伦萨求学，于是夫妇二人选择在此定居。

在静谧的山间村落里，晨雾缭绕的田舍与黛色山峦相映成趣，黄永玉携画具游走于山水之间，常于青石板上席地而坐，执笔勾勒眼前景致，举止间流露出对自然的亲近与艺术创作的从容不迫。

黄永玉在北京的标志性住所是其闻名遐迩的“万荷堂”，这座宅邸亦是他生前最后的主要居所。在晚年时期，长女黄黑妮承担着照料父亲起居的职责，而妻子张梅溪与长子黄黑蛮则自2002年起长期定居香港，形成了夫妻分居的特殊家庭格局。

黄永玉与女儿黄黑妮共同经营的万荷堂因规模宏大、布局壮观，成为众多文化界人士争相探访的地标。郭敬明在2009年《艺术人生》节目中曾形象地描绘初入此地的震撼体验："仿佛置身于《还珠格格》的场景，亭台楼阁错落有致，让人恍惚间以为会从雕梁画栋中走出一位宫女。院中十余条血统纯正的名犬悠然漫步，它们的气度与我饲养的金毛截然不同。更令人啧啧称奇的是，那些藏匿于寻常角落的雕塑作品，标价高达数百万元，却如同现金般随意堆叠于庭院之中，经受风雨侵蚀却依旧熠熠生辉。"

张艾嘉于去年完成了一部纪录片的拍摄工作，并专程前往“万荷堂”展开探访。

因‘万荷堂’地理位置偏僻且交通不便，黄永玉后迁居至京郊一座更为精致温馨的小型别墅。张艾嘉的纪录片曾到访此地，记录下这一居所的独特风貌。

起居室的布置是一项重要且复杂的任务，需要综合考虑空间布局、家具选择以及装饰风格，以打造一个既实用又美观的休闲区域。

黄永玉的书房是他艺术创作的重要场所，这里不仅是存放书籍和画具的空间，更是他灵感涌动的源泉。书房布置简约而富有个人风格，墙上挂满了他亲手绘制的水墨画，书架上摆满了从各地搜集来的古籍和艺术藏品。黄永玉常常在这里静坐冥想，思考创作的方向，同时也与来访的艺术家、文人进行思想交流。这个充满文化底蕴的空间，见证了他无数的艺术成就，也成为了他与艺术世界对话的桥梁。

家中陈列着数百个烟斗，仿佛一座微型的烟斗博物馆。

正如郭敬明所言，万荷堂内亭台楼阁布局精巧，园林中还有一汪碧水环绕，整个场景宛如《还珠格格》中描写的江南水乡。更令人称奇的是，这里不仅栖息着众多猫狗，还常年可见鹅群游弋，由此可见黄永玉先生对小动物始终怀有深厚的爱心与眷恋。

黄永玉对犬类情有独钟，常言道狗比人更知忠诚。记者曾记录下他在万荷堂午后的场景：刚从酣睡中醒来，犹如一位隐退的江湖大佬，被众犬簇拥着现身。四十只家犬瞬间跃出，环绕着八十七岁高龄的画家狂吠不已，鹦鹉亦扬起舌苔厉声相伴，庭院中树木与花卉在阳光下仿佛集体苏醒。此时恰是他刚完成巨型水墨画创作的时刻，画面由大型升降机缓缓落下，而徒弟们正用电吹风处理后续工序。堂中更有由非洲远道而来的整木桌椅，重逾万斤，与大梁大柱共同构筑出气势恢宏的中式庭院。餐食皆由专人准备，餐具统一出自黄家自建瓷窑，每件器物皆印有“黄”字标识。庭院内整齐排列着果冻般色彩的跑车，依次为宝马、奔驰、法拉利，角落那辆刚抵境的黑色保时捷则被黄永玉驾驶着，在凤凰县城街头极速驰骋超百公里。

▲和王琦夫妇。

黄永玉与黄宗洛、黄宗江均为著名艺术家，三人为亲属关系。黄永玉是画家、诗人，黄宗洛为演员，黄宗江则是编剧，三人共同活跃于中国文艺界。

李谷一亦现身于此次聚会。万荷堂常年喧嚣不已，往来宾客络绎不绝，求字求画者众，更有慕名而来的各方人士。

黄永玉晚年仍对举办画展充满热情，其艺术创作始终活力充沛。八旬、九旬时期分别推出规模盛大的个人展览，他曾表示即便年过百岁仍会坚持办展。令人遗憾的是，他未能亲眼见证百岁画展的举办，享年99岁。

他在晚年时期尤为钟爱荷花题材，尤其偏爱绘制大型画作，荷花成为其创作的主旋律。其笔下的荷花突破了传统水墨画的留白技法，以浓烈的色彩渲染出盛放的气势，这种奔放的风格恰似他鲜明的性格特征。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特殊时刻，黄永玉创作了《九荷之祝》这一经典作品。这位被世人称为“鬼才”的艺术大师，凭借与生俱来的天赋、不懈的努力和独特的智慧，在绘画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他的艺术创作不仅是技艺的展现，更是人格的升华，因此显得弥足珍贵。据李苦禅之子李燕回忆，他们尊称他为“黄叔叔”，但黄永玉在艺术界并无师承关系：既非国立艺专出身，美院教授亦非其师长；他未曾拜入任何名家门下，也与任何师兄弟无缘。李燕坦言至今仍不知黄永玉曾师从何门，这位“野路子”出身的艺术家，几乎在所有艺术门类中都展现出惊人的学习能力——无论是国画、油画、版画、雕刻、书法、篆刻还是诗文，他皆能迅速掌握并达到高超境界，甚至自制烟斗也能办展，令收藏者垂涎欲滴却始终婉拒出售。他以独特的创造力和幽默感，在艺术与生活间游刃有余，既能挣大钱又能神玩儿，永远为平凡事物赋予非凡乐趣。历经九十九载人生沉浮，这位艺术家在动荡时代中坚守艺术理想，晚年那句“世界长大了，我他妈也老了”的洒脱宣言，更让“黄永玉”三个字承载了难以言说的神秘色彩，成为具有深远社会学价值、人文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文化符号。

2021年，黄永玉迎来九十八岁寿辰时，于万荷堂创作了一幅画作，并邀请挚友前来共襄盛举。这位艺术大家一生以广结人缘为人生信条，其开放包容的社交特质贯穿始终。或许源于他十二岁离家闯荡时便深谙“在外靠朋友”“多个朋友多条路”的生存智慧，无论身处何地，他总能以敏锐的适应力融入新环境，迅速与周遭人群建立联系。这种特质源自乡土出身的游子，往往带着江湖气度与义气担当，唯有如此方能在漂泊中立足。然而经历特殊历史时期后，黄永玉对人际交往产生了深层的谨慎。他曾一度萌生移居香港的念头，认为当地居民保留着适度的社交距离，不像国内总有不请自来要求观画的访客。

黄永玉先生虽历经沧桑，却始终保持着与人交往的热忱，无论是各行各业的精英还是市井巷陌的常人，皆成为他朋友圈中的一员。他待友之道以慷慨著称，如林青霞曾于六小时内造访，不仅畅谈文学，更获赠一幅荷花画、一张手绘像及一件铜制摆件，令金聖華感叹这便是“倾囊相授”。他热情地递出一叠绘有荷花的画作供我挑选，我虽受宠若惊，却仍选中了一幅双荷清雅之作。随后他邀我至餐厅木桌前，执笔挥毫为我画像，我静观窗外午后阳光洒落在天井屋檐，偶见猫狗穿行。画毕他询问是否神似，杨凡评价道：“好有作家的气质欵。”他携出盛满书籍的大方盒，笑言下次再赠。

1月6日下午与黄永玉老师的六小时交谈令我回味无穷。归港后兴奋地与金聖華分享北京之行的收获，金笑称：“这便是倾囊相授。”郁風亦回忆，昔日赵无极在法困顿时期，黄永玉主动提出购置画架，遭郁風调侃“你很有钱啊？”这种对友情的执着源于两方面：其一，晚年习惯呼朋唤友的他渴望被簇拥、被尊崇的归属感；其二，年轻时得力于师友相助，便将结交能人视为自我保护之道。他直言不讳地称自己“艺术八字好”，常遇贵人相助。如今大师渐行渐远，他便主动与新生代往来，尤其是正值红火的青年才俊，只要愿意亲近，皆获其热烈欢迎。

2009年郭敬明造访，正值《小时代》三部曲畅销之际，黄永玉将其奉为上宾，并赠予“五鹿岳岳，朱云折其角”之书法作品。郭敬明抱着字画离场时调侃：“我抱了一辆车出来。”黄永玉则拍拍其肩，坦言：“我就是五鹿，你就是朱云。今后来北京，常来看我，下次你说故事给我听。”这段话令我深感荣幸，仿佛八辈子修来的福气。尽管表面看似诙谐，内心却深知这份缘分的珍贵。如今回忆起来，眼前仍浮现黄永玉先生那张慈祥面容，银白发丝间闪烁着岁月沉淀的光芒。

2016年里约奥运会落幕之际，中国男子乒乓球队斩获男团与男单双料冠军，成为举国瞩目的焦点。盛况之下，刘国梁、张继科等国乒名将曾专程拜访93岁高龄仍精神矍铄的艺术家黄永玉。作为一代文坛巨匠，黄永玉以豁达心境设宴款待这群年轻运动员，并与之畅谈艺术与体育，展现出跨越年龄的活力与智慧。

黄永玉的珍贵之处在于，他虽精于社交应酬，却始终未丢弃对创作的赤诚。相较那些因追名逐利或趋炎附势而使艺术灵魂消逝的同行，他展现出独特的平衡智慧——既深谙名利场的规则，又将生命绝大部分时光献给画笔。直至九十九岁高龄仍坚持作画，这种入世而不染的境界，令他在浮华世界中保持纯粹本心。沈从文曾这样评价他："永玉为人既聪敏能干，性情又开阔明朗，对事物反应敏捷。在社会剧烈变动中，虽难免遭遇挫折，却对本职工作始终抱有信念，以顽强毅力突破重重阻碍。"他特有的豁达与从容，使苦难在面对时化为轻盈的注脚。晚年常被问及人生困顿，他总以诙谐态度回应："我不哀叹，觉得很值得，这一生没有被冤枉。"这种超然物外的胸襟，恰是其人格魅力的极致体现。

黄永玉的人生轨迹充满矛盾与张力，他既有江湖的烟火气，又有艺术追求的纯净底色；既以豁达胸襟接纳世事浮沉，又以锋利笔触洞悉人性幽微。这位从街头流浪儿蜕变为艺术巨匠的传奇人物，在风云跌宕的岁月中构筑起跨越三代人的精神交汇点，他的创作宇宙如同璀璨星河，既包容万象又闪耀夺目。金庸先生曾以“云卷云舒映人生”道尽世态变迁，而黄永玉则以“抬头看云”的洒脱姿态，将这种超然物外的境界具象化为艺术表达。这样集矛盾与统一于一身的灵魂，既难以复制亦不可再造，正如他亲手搭建的名利场，终将成为后人仰望的文化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