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舟》俩特务冒死相见，只为两罐奶粉，这正是谍战剧的高级 -

8月14日晚，电视剧《孤舟》在江苏卫视迎来第17、18集的播出。最新剧情中，“八号细胞”的真实身份终于被揭晓，与笔者此前推测一致，此人正是胡之平。作为反派周知非的关键棋子，胡之平与周知非之间长期保持距离，仅在必要时才有所接触。然而本集剧情出现戏剧性转折，两位特务竟因两罐奶粉意外相遇，为故事发展带来新的悬念。

这场戏引发了部分观众的笑声。在一些观众看来，两罐奶粉在剧情中看似微不足道，胡之平因这般小事冒风险接触周知非的行为显得过于夸张。然而，笔者认为这些发笑的观众或许尚未领悟该情节的深层含义。正是这一看似荒诞的桥段，揭示了剧作的精妙之处——当角色为区区奶粉而甘冒生命之险时，恰恰展现了人性在特殊情境下的复杂性。相较于传统谍战剧着重呈现的多方博弈与权谋较量，此类作品常呈现出角色群体性意识的鲜明特征。比如多数谍战剧中，敌方特工往往以组织使命为重，个人情感与生存欲望被高度压缩，其行为逻辑多呈现为对上级命令的绝对服从。

在哲学维度上，谍战语境中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浮现出来：当身处组织与个体信念的双重约束时，谍战人员的组织忠诚度与个人信念之间究竟何者更为重要？这一命题在国际谍战文学与影视作品中频繁出现，如特雷弗·拉德尔的《柏林谍影》便通过特工视角展开深入探讨。该作品的核心价值恰恰在于叩问身份认同——我究竟是谁？我所效忠的对象是否真正契合内心的道德准则？当组织指令与个人良知发生冲突时，是否应当以自身价值为优先？这种思辨在近期热播的电视剧《孤舟》中亦有所体现，剧中周知非拒绝营救重庆谈判员的抉择，核心矛盾在于谈判员的使命与组织目标的背离。他将对抗日大义的坚守置于上级命令之上，折射出在极端环境下个体对正义的追寻可能超越组织框架的限制。

在《孤舟》这部作品中，围绕两位特务冒着生命危險相会的情節展開。胡之平的困境具體體現在：其子陷入奶粉短缺危機，妻子亦無法提供母乳，而蘇州地區普遍缺乏奶粉供應。為解決這一困境，胡之平依然堅持尋找奶粉來源。這一事態發展暴露出個人層面的生存危機。而胡之平與周知非的秘密接觸，則牽涉更深刻的組織層面矛盾，特別是與周知非所屬的汪偽政權相關的情報網絡運作。個人利益能否超越組織忠誠？當個人利益與組織秘密發生衝突時，是否仍應優先維護組織利益？這成為劇情中的關鍵矛盾點。雙方均選擇進行接觸，這一決定在各自立場上都意味著巨大的風險。周知非甚至主動安排第二次會面，協助胡之平成功獲取兩罐奶粉。兩次會面中，雙方並未執行任何明確的組織任務，而是出於解決個人困境的考量。在這兩名反派特工的選擇中，個人利益最終战胜了組織忠诚，這種抉擇引發深刻思考。

在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描绘的历史场景中，1942年中原大地遭遇前所未有的旱灾，民众生存面临严峻考验。蒋介石政府未能积极应对灾情，反而将河南凄惨现状转嫁于日军。当侵略者进入这片土地后，粮食援助成为维系民众存续的唯一途径，而饥民群体在生存压力下竟沦为日军的向导，形成令人深思的悖论。对于处于绝境的民众而言，获取粮食是关乎生存的根本性问题；而面对是否协助敌军的抉择，则暴露出国家治理体系的深层矛盾。这种在极端困境中被迫选择的处境，恰如一面棱镜，折射出抗战时期中国社会的复杂图景——当生存需求与民族尊严发生冲突时，个体选择与集体意志之间的撕裂，最终只能通过现实行动来验证。

重归《孤舟》中那两罐奶粉的意象。无论是胡之平还是周知非，个人意志已超越集体利益。这罐奶粉的隐喻，某种程度上亦映照着《温故一九四二》中粮食的象征。当面对"个人意志与集体利益孰重"的命题时，文学与影视作品往往陷入沉默。刘震云在《温故一九四二》中提出叩问，却亦未能给出答案；勒卡雷在《柏林谍影》中埋下哲思，却同样无法解答。《<孤舟》中那两罐奶粉的细节，如同惊鸿一瞥，编剧与导演亦无法解答这一哲学命题。众多杰出的文学与影视作品，往往在哲学思辨的边界处翩然起舞，每个人都能从中解读出迥异的意味。（文/马庆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