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追寻，她用一部纪录片重走父亲浙西抗战路 -

在上海一处寻常的民居中，吴榕美正在翻阅一叠封面斑驳的日记本，其中夹杂着几页泛黄的纸张。“这是父亲吴联膺1951年撰写的回忆录，分别名为《陪斩》和《救救我》。”在整理父亲遗物的过程中，这两个故事成为她追寻上海青年浙西抗战历史的关键契机。如今，这段尘封的往事被吴榕美凝练成纪录片《山水铭刻——重走父辈浙西抗战路》，镜头中天目山的竹林、坞子岭的石阶、浙西一中的旧址等场景，无声诉说着80年前那群热血青年的抉择与牺牲。

吴联膺（曾用名吴联英）自1933年18岁起便开始记录生活，直至1992年逝世前。这些跨越五十余载的日记中，不仅记载了淞沪抗战的惨烈场景，更展现出他与同辈上海青年在战火中觉醒、毅然奔赴浙西参与抗战的轨迹。父亲离世后，吴榕美在整理遗物时意外发现一整箱尘封的日记。当她重读那些文字时，被其中详实记录的抗战历史深深触动，“这段被遗忘的岁月同样震撼人心，必须让更多人知晓。”其中，《救救我》一文重现了1943年春他在天目山写生时，偶遇两名国民党士兵押送一名戴脚镣的“犯人”——黄天，对方用杭州方言呼救的场景令她心痛不已。

《救救我》这篇充满画面感的纪实作品令吴榕美潸然泪下，她哽咽着回忆道：“若父亲生前能读到此文，定会追问黄天操在杭州操腔的结局。” 吴联膺曾在杭州艺专就读一年，吴榕美推测，黄天操或许正是父亲当年的同学。这些怀揣热血奔赴浙西投身抗日救亡的知识青年，最终却遭遇了残酷的折磨与死亡！《陪斩》则详细记录了吴联膺1941年10月被押送刑场的惊魂经历。夜幕中，他与三位青年被绑缚翻越坞子岭，抵达岭顶时枪声骤响，走在前方的女共产党员临刑前仍高呼“共产党万岁”，这惨烈一幕令吴联膺昏厥，被特务粗暴唤醒后，他再度被送回监狱。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加大对中共地下党员及进步青年的迫害力度，吴联膺多次因此被捕入狱。在录入父亲相关文章时，吴榕美深感悲痛，回忆道：“那三位前往浙西参与抗日救亡的年轻人，终在天目山壮烈牺牲，他们的父母与亲人或许永远失去了寻找他们的机会。”她提及父亲日记中的两页纸，感慨：“这些文字如同无形的钩子，将我深深拽入那段烽火岁月。”

吴蓉美耗费十年时间整理父亲1933年至1950年的日记，并于2017年父亲百岁寿辰之际出版了《乌扎拉日记六十年（上）》。吴联膺出身满族贵族家庭，书名中的“乌扎拉”正是其家族的满姓。即便书籍问世，吴榕美始终铭记父亲走过的抗战征程，以及那些在浙西战场牺牲的年轻烈士。她心中始终牵挂着一个念头：率领纪录片团队重走父亲80多年前的浙西抗战之路，用影像留存那一代青年的热血与青春。

退休后，吴蓉美终于付诸行动，开启了这段尘封多年的寻访之旅。她反复研读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天目抗日》及王国林编著的资料，确定以“文化教育抗战”为主线开展实地探访。2024年，她动用为纪录片筹备的专项基金，邀请80后拍摄团队踏上征程，沿着父亲当年的足迹探寻浙西抗战历史。

在父亲的日记中，有一段令吴蓉美印象深刻：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南京路先施公司遭日军炸弹袭击，无辜市民的尸体在华界与租界交界处堆积如山。吴蓉美回忆道：“父亲在日记里记载，他接种完疫苗路过现场，目睹残肢断臂，返程时心力交瘁，只能坐黄包车回家。”正是这类震撼场景，激发了上海青年投身抗战的决心。

1939年，上海美专毕业的吴联膺收到同学洪宝鋆的信件，称浙西山清水秀且生活充满活力，鼓励他前往。当时上海已沦陷为“孤岛”，租界四面被日寇控制，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吴联膺毅然决定与避难上海的贾家两兄弟贾起、贾超一同出发，踏上抗战之路。据史料记载，当年从上海赴浙西参与抗战的青年共有500余人，分批启程。

在宁绍战役前夕，吴联膺与战友从上海出发，搭乘英国轮船沿申甬线抵达宁波，再转乘长途汽车辗转前往浙西遂昌。吴蓉美在纪录片中完整还原了这段路线。然而，随着宁波与绍兴相继沦陷，海上通道被切断，后来的队伍只能沿京沪线迂回，或夜间乘船、或徒步穿越日伪封锁线。途中频繁遭遇围捕，牺牲率极高。《天目抗日》与《民族日报》等史料记载：“仅吴耀祖带领的一队40余人，抵达天目山仅剩13人，其余皆在途中牺牲。”吴联膺日记中提及的七位青年——洪宝鋆、洪宝珊、吴联膺、贾起、贾超、茹茄（沈之瑜）、吴联翔，正是这批抗战青年的缩影。

纪录片开篇，吴榕美依次展示了七位青年的影像资料，然而现存照片仅能确认五人的身份。她回忆道："父亲他们启程时穿着皮鞋，抵达浙西后却只能换上草鞋，草鞋磨破后，便赤脚行走在泥泞山路上。"为追寻这段历史，她历时十数日跋涉，途径连续十余日的阴雨天气。从於潜到遂昌的途中，全程行驶在山间高速公路上，200公里路程穿越了30个隧道；而从遂昌至青田的再次行程，沿线更是分布着25个隧道。"令人感慨的是，当年这些年轻革命者是如何以双脚丈量这段艰险路程，又如何在山间开展宣传与演出活动。"在遂昌，吴联膺等人与先期抵达的洪宝鋆取得联系。这位中共地下党员当时担任遂昌县委宣传部部长，公开身份是政工队长。吴榕美提及："我父亲擅长绘画，初期被安排绘制孙中山、蒋介石的画像，后来更在忠烈祠创作古代英雄故事的漫画，用艺术形式传播抗日思想。"这些上海知识分子分散在各类岗位，有人前往民众教育馆编辑宣传报纸，洪宝鋆与吴联膺等则加入"浙西抗战最前线剧团"，"他们原本以为找到了'正统的抗战'，却未曾料到迎接他们的考验，远比战场上的炮火更为复杂。"

鲜有人知，浙西的抗战不仅有枪声，更蕴含着笔墨与黑板的力量。纪录片《天目抗日》（上、下）通过吴榕美的镜头，聚焦于抗战期间被忽视的文化与教育抗争。这一视角源于吴联膺的身份特质，并在沈建华推荐的书中得以深化。书中详述了众多教育工作者的事迹，令吴榕美彻夜难眠。作为抗战的'东南前哨'，浙西根据地接纳了从淞沪战场撤离的军队与民众，其中包括大量尚在求学阶段的青年。当地学校在战火纷飞中肩负起教育使命，而吴联膺等上海美专出身的 artists 则以艺术为武器，通过抗战歌曲、宣传画作、街头剧目等多元形式，在烽火中播撒知识火种，凝聚全民抗战意志。

在浙西抗战期间，街头宣传演出工作远非表面看起来那般安全。吴榕美在走访过程中目睹了无数令人震撼的惨烈事迹，"他们刚在一处驻地完成演出，汽灯刚刚点亮，日军便突袭演出场所，七人当场遇害。这类事件在浙西屡见不鲜。"她指出，面对日本侵略者"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宣言，历史证明其在上海的侵略行动历时三个月，却始终未能越过浙西天目山。

从沦陷区撤退的青少年群体在浙西坚持教育传承，他们在山水之间完成精神蜕变，不仅成为国家栋梁，更将所学知识转化为抗战实践。例如浙西三中（省立浙西第三临时中学）师生组建的化学部，通过实地操作为根据地生产急需的肥皂等日用品。后发展为浙西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成为浙江工业大学的前身。

教育抗争同样伴随着生命代价。日军占领区域后，往往将校长和教师列为"清剿"对象："不为其效力，就予以处决。"浙西一中等学校的教学设施被彻底摧毁，教师们用黑布制作黑板，用石板作为书写的媒介，没有教材则自行油印，甚至通过口述方式传承知识。在师资匮乏时，中学优等生被选中承担"速成班"教学任务，半年至年时间即可完成小学教学能力培养。

更令人痛心的是"革命病"的肆虐。在集体生活中，痢疾、疟疾、疥疮、湿疹等传染病极易传播。《天目抗日》记载，超七成的青年曾罹患疟疾。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师生们仍坚持学习，这种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纪录片中提及诸多姓名：莫干中心小学校长两次被日寇拘捕，第二次越狱时伤痕累累，面部变形，后半生容貌难复；一位女校长最终被枪击身亡。"我去查找这些名字，却始终无法找到任何影像资料。"吴榕美声音颤抖，"他们连一张遗像都没留下。"这些名字被郑重收录在纪录片中，寄托着对英雄后代的期待，希望他们能补全这些被历史尘封的故事。

思想觉醒始于抗战实践。吴联膺等青年离开上海时，怀揣着对"正统"的单纯认知——受当时上海片面宣传影响，他们对中共领导的抗战了解有限，认为参与国民政府的救亡工作才是正途。然而，邀请他们前往浙西的洪宝鋆早已是中共地下党员，这位隐蔽的引路人悄然将热血青年带入更真实的抗战图景。

皖南事变的阴影笼罩浙西，国民党顽固派对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的残酷镇压，让曾经的"正统"幻想被现实击碎。血与火的考验使模糊认知逐渐清晰：真正的抗战不应掺杂派系纷争。思想裂痕在战火中悄然蔓延，有志青年开始重新审视局势，逐步确立信仰。贾起等人就是在这一时期加入中共地下党，成为坚定的革命力量。

在浙西抗战最前线，剧团成员合影中，站立者自左数第四为茹茄，第五为吴联膺。作为这批左倾青年的一员，吴联膺天性洒脱不羁，言谈随性自然，虽未被地下党组织吸纳为党员，却始终与同志们并肩作战。后来吴榕美笑着回忆：“父亲当时没有入党，但他也不知道身边的不少朋友都加入了中共地下党。”这份“不知情”反倒成了护身符。在浙西地区，吴联膺遭遇多次关押，甚至被强行绑赴“陪斩”现场，却总能奇迹般幸存，非党员的身份成为他避开致命危机的缓冲。尽管未正式加入党组织，吴联膺仍以画笔承担起另一种使命。在浙西，他为地方乡绅绘制肖像，一幅作品可换取100枚银元，而当时在供给制下，每人每月津贴仅有6枚银元。他将这笔“特殊收入”几乎全部用于营救被捕的战友，无意间挽救了众多地下党员的生命。时光荏苒，原本日记中记载的七位青年，最终仅有四人幸存离去。洪宝鋆因过度劳累于1944年病逝于浙西，年仅30岁；其弟洪宝珊更早便已牺牲在这片抗战热土。贾起的牺牲最为遗憾，1943年，身为中共地下党员的他与朱小玲筹措路费准备北上，却遭国民党顽固派逮捕，英勇就义。吴联膺焦急万分，四处筹措资金营救这位相伴十年的老友兼义兄，但最终无力回天。贾起临终“联英救我”的呐喊，深深镌烙在吴联膺的记忆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吴联膺持续为贾起争取烈士追认，却因非直系亲属的身份多次遭遇阻碍。在辗转联系到贾起亲属后，其家人意外发现了作家张抗抗创作的小说《非红》——该作品详细描写了贾起的抗日事迹，而张抗抗的母亲正是当年的朱小玲。这位小说中提及的"活证人"，最终为贾起的烈士称号提供了关键佐证，使其得以被正式追认为抗日烈士。

张抗抗的小说《非红》于1995年第二期《小说月报》发表。文中提到，革命者贾起在浙西艰苦环境中坚持抗日救亡，因立场不同被当局杀害。这种“正统”政府的暴行，彻底动摇了吴联膺的信念。他带着刚生产的妻子和胞弟，冒着生命危险于1943年逃回上海，后在中共地下党员赵衡的帮助下，由地下交通员护送至苏北抗日根据地。同年，茹茄携弟弟茹志雄、妹妹茹志娟，在地下党的协助下也抵达此地。这些在浙西经历思想觉醒的青年，最终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基地中确立了正确的人生方向。

建国前夕，吴联膺与茹茄一同渡江参与解放上海的宣传工作，将浙西革命火种播撒至新纪元。尾声部分指出，山水铭记这段历史，当代人也应铭记浙西路的岁月。吴榕美始终觉得，父亲笔下描绘的战火岁月近在咫尺，与他年轻时的思想轨迹亦紧密相连。2024年11月中旬，摄制组历时十余日，在浙西十多个市县、二十多处地点展开寻访，沿着当年青年群体的迁徙路径，走访了宁波、遂昌、龙泉、青田、安吉、临安、於潜、德清、余杭、嘉兴等地。

他们探访了多个承载历史记忆的场所：民族日报社与民族文化馆旧址、民族剧团及最前线剧团的演出场地、浙西一中与二中和各地简易师范的遗址、莫干中心学校与嘉兴一中的英雄校长纪念地、浙大芳野分校遗迹，以及小顺兵工厂旧址。同时，还踏访了国民党当局关押并处决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的西天目山南庵、坞子岭等遗址。这些与具体事件和革命足迹相关联的地点，构成了采访记录的核心内容。

吴榕美（右）近日到访民族日报社旧址，实地探访该历史建筑的现状与变迁。

在浙西二中旧址，吴榕美追寻父亲当年"陪斩"的坞子岭，成为她最贴近那代人的情景。她至今天目山禅源寺的旅程仍清晰可辨，途中大雨倾盆，然而抵达拍摄地点时，雨却戛然而止。吴联膺在日记中记录这段经历时，依据发音将地名误写作"乌猪岭"，这使吴榕美历经多番搜寻仍未能确定具体位置。直至天目山保护区管理处的牛晓玲博士提示，"乌猪岭" 可能实为坞子岭，吴榕美方才恍然大觉，意识到日记中"猪"字的原因为方言发音所致。

吴榕美踏上了父亲曾经陪同前往的天目山坞子岭，追寻那段尘封的记忆。禅源寺院在抗战时期遭受轰炸，昔日精舍化为废墟，唯有山门幸存，历经岁月沉淀后才得以重建。在牛晓玲的陪同下，吴榕美参观了禅源寺抗战时期的遗迹，随后两人共同踏上了坞子岭的攀登之旅。

平日里并不擅长登山的吴榕美，那天却因情感涌动而斗志昂扬，一口气登顶，甚至让年轻拍摄队员都望尘莫及。行走在蜿蜒山径上，吴榕美恍若目睹父亲当年的身影。她不禁思索，若当年父亲以艺术为生命的执着，踏上这百米山路时，内心又当如何激荡？"或许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父亲后来恣意洒脱的胸襟。"

坞子岭的山路曾是吴联膺"陪同牺牲"的见证。牛晓玲感慨道：作为天目山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她每日巡山必经此路，却从未察觉脚下埋藏着厚重的抗战史实，山下安息着无数英魂。每当驻足一处，吴榕美都在用指尖触碰浙西抗战的鲜活记忆。而父亲留下的日记，不但填补了历史的空白，更让她获得了各地人士的热烈支持。例如青田党史办曾长期寻觅民众教育馆旧址，正是她的探访让这座历史建筑重现于世。吴联膺的日记记录着多个家庭、几位青年的抗战经历，这些个人视角的叙述最终成为时代精神的生动注脚。在纪录片《山水铭刻——重走父辈抗战路》的片头，吴榕美展示了她寻获的五位青年的影像资料——吴联膺、贾起、洪宝鋆、茹茄、吴联翔。团队运用AI技术修复老照片，使模糊面容重现清晰，并为纪录片创作主题曲歌词，同时重新编排《浙西二中校歌》作为副歌。"年轻人说，要用新方式让历史'活'过来。"修复后的影像中，每位青年都展现出英气与朝气，而其中两人已为信仰将生命永远定格在浙西。这正体现了吴榕美制作纪录片的深层意义。她用镜头挖掘的不仅是家族记忆，更是民族在烽火中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年轻面容在AI技术中重获光彩，充满古韵的校歌歌词因数字化编曲而焕发新生，恰是历史与当下的深情对话。当年轻观众透过屏幕感知前辈们的勇敢、血性和赤诚，那段峥嵘岁月便永远鲜活。吴榕美深知，自己踏上的重走之路，已演变为精神传承的旅程——父辈用生命守护的正义与理想，终将在代际铭记中获得跨越时空的永恒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