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安荔枝到外卖大战：千年未变的成本转嫁困局 -

尽管电视剧《长安的荔枝》历经波折，但并未削弱同名电影的热度。截至2025年7月23日，该电影上映仅六天便斩获3.21亿票房。作为电影的观众与原著小说的读者，笔者将以《科技眼・看世界》栏目的形式，探讨影片中或许片面却真实的内核。小说中，当圣人下达"岭南荔枝三日达"的指令时，这个看似荒诞的任务彻底改变了一介文官李善德的命运。他肩负的荔枝运输工作，撕开了盛唐光鲜外表下的腐朽现实：皇权的肆意妄为与官僚体系的腐败，最终都转嫁至普通百姓的肩头。若需用一句话总结这部作品，"一骑红尘妃子笑，谁怜千里荔枝苦"尤为贴切。在现实社会中，类似的荒诞决策却屡见不鲜，甚至更加令人震惊。当权力将目标异化为政绩符号或资本游戏时，必然导致资源错配与系统性风险。《长安的荔枝》不仅是一部现象级影视作品，更是对现实深刻的映照与警示：发展必须建立在尊重规律与关注民生的基础上，唯有如此方能避免重蹈"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历史覆辙。

作家马伯庸创作《长安的荔枝》的灵感源自"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句诗，将焦点对准了被命运选中的小人物李善德，通过微观视角还原了大唐天宝年间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从经济学的"成本外部性"理论来看，"岭南荔枝三日达"的指令背后，暗含着一套扭曲的成本逻辑。李善德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动用的驿站系统、砍伐的沿途植被、消耗的驿卒体力以及征调的百姓劳役，构成了未被计入"荔枝运输账"的隐性成本，这种成本转嫁机制正是古代权力运作的典型特征。

成本在权力结构中被逐级转移，顶层（皇室）仅享受“妃子笑”所带来的利益，中层（官场）则通过执行任务来谋求晋升，而底层民众却需承受全部后果。正如“成本外部性”理论所揭示的，当决策成本不被相关方承担时，资源将被过度消耗，形成系统性透支。

李善德依托对数据的敏锐洞察和反复推演，构建出一套精细的运作模式，但这种表面的成就实则将底层社会的艰辛转化为数字游戏的幻象。马伯庸笔下的盛唐繁华背后，潜藏着资源过度攫取的深层危机。二、现实案例：权力与资本的代价转嫁机制当代社会中的决策失误，依然深陷"成本外部性"的泥潭，只不过呈现形式更为隐晦。这种权力运作的荒诞性与马伯庸小说中描绘的官僚体系存在跨越时空的共鸣，即便时代更迭，相同的社会困境仍在重演。小说情节中，李善德为完成荔枝转运的"天方夜谭"任务，不得不榨取驿站系统的人力物力，将沉重的执行负担强加于基层工作人员；现实世界里，类似逻辑正以更隐蔽的方式延续。2016年广西柳州轻轨项目便是一个典型例证：该工程以"城市升级"为由启动，规划7条线路总长226公里，却在未获得国家发改委审批的情况下违规启动建设，最终因资金链断裂于2022年全面停工。2024年部分已建成的桥墩柱被强制拆除，彻底揭开了"未批先建"的违规本质。更令人担忧的是，该项目导致柳州新增176.95亿元隐性债务，引发两任相关官员被查处。这笔债务本质上是将建设成本粗暴转嫁给城市发展：本应投入教育医疗的民生资金，被迫填补政绩工程的财政缺口。如同《长安的荔枝》中李善德耗尽驿站系统完成任务，柳州为虚名牺牲了民生根基，最终的代价仍需由世代纳税人承担。恒大集团的案例则更具警示意义：2019年恒大汽车高调宣布"三年累计投入450亿元"、"打造全球领先的新能源汽车品牌"，却完全忽视行业发展规律，既不考察技术可行性，也不遵循市场逻辑。在许家印盲目乐观与过度扩张心态主导下，企业借造车概念大规模融资套现，截至2025年相关业务负债已突破700亿元，子公司接连破产，巨额亏损最终转嫁至普通投资者与购房者群体，沦为资本逐利游戏的牺牲品。

这一现象与《长安的荔枝》中杨国忠为彰显权势，迫使李善德确保荔枝“色香味不变”的逻辑高度相似：前例体现资本逐利过程中对风险的忽视，后例则反映权力彰显时对现实的漠视，两者均通过将决策成本转嫁给外部群体，最终导致整体利益受损。

当前外卖行业的激烈竞争也暴露出相似的外部成本转嫁问题，大量商家陷入亏损泥潭。平台通过巨额补贴争夺市场份额，虽带动订单量上升，但商家利润被大幅压缩。平台则通过技术服务费、配送费等抽成，同时商家还需承担部分补贴支出。

根据案例，一份30元的外卖订单中，商家需承担约40%的费用，整体利润率被严重压缩。以深圳王姐猪脚饭店为例，其堂食定价15元的小份猪脚饭，在扣除补贴、佣金及配送费用后，店主实际收入不足10元，而成本已接近该金额，几乎无法盈利。

部分商家为应对成本压力，选择降低食材质量或缩减分量，这一行为进而引发顾客满意度下降，形成恶性循环，进一步恶化经营状况。

外卖行业的激烈竞争进一步加剧了堂食消费的萎缩，部分传统餐饮企业因客流量锐减导致业绩下滑，经营压力持续增大。据餐饮设备回收从业者反馈，近期门店设备处置需求显著上升，众多经营者在长期亏损中选择关闭门店以减少损失。这些现象与《长安的荔枝》中所述的皇室需求转嫁成本逻辑形成呼应，均体现出强势方为实现自身目标（如市场扩张或维持地位）而将经济负担转移至其他主体，最终引发资源错配与多方利益受损的连锁反应。本质上皆源于'成本外部性'失控所触发的系统性危机，要规避此类困境需构建完善的'成本约束机制'，防止决策者将负面后果转嫁他人。正如马伯庸笔下李善德在绝境中坚守职业操守、反抗不公体系，现实社会同样需要守护正确的价值导向与制度边界。

从经济学视角审视，首要任务是清晰界定成本责任。以古代驿道运输为例，若能将驿站损耗、百姓劳役等成本明确计入皇室消费账目，今日的工程项目亦应在决策阶段建立全周期成本核算机制——柳州轻轨若能提前公示隐性债务对民生投入的压缩效应，恒大汽车若能真实披露经营亏损对投资者的风险敞口，外卖平台若能将商家的运营成本纳入自身成本体系，诸多荒诞事件或将避免发生。决策权力必须与成本承担形成对应关系：操办政绩工程者需为债务承担后果，从事资本投机者须为亏损承担代价，平台运营者则需为商家的合理权益提供保障。若杨国忠能承担驿道损毁的责任，"三日达"的行政指令或许不会轻易下达。唯有建立"决策者即责任人"的制度铁律，方能有效遏制"拍脑袋决策、拍屁股走人"的治理模式。发展本质应体现"收益共享、成本共担"的公平原则。《长安的荔枝》揭示的兴衰真相警示我们：当成本始终由无辜者承担，即便盛世繁华亦难持久。坚守这一底线，才能确保各项投入真正服务于民生发展需求，使每位决策者时刻面临达摩克利斯之剑的威慑。那些过度包装的项目泡沫终将消散，留下的不仅是废弃的工程与断裂的资金链，更是对社会信任的系统性透支——当民众目睹百亿投入的工程沦为废铁，当投资者发现"改变世界"的承诺不过是融资噱头，当餐饮商家在平台算法中失去生存空间，社会将不可避免积累对发展叙事的集体质疑。唯有回归经济发展常识，确保每份投入与真实需求匹配，每项决策经得起历史检验，方能避免重蹈"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千年遗憾。让发展目标与执行成本形成良性互动，切莫让政策风过之后，只剩空洞的豪言壮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