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产品经理”陈思诚失灵了？ -

近年来，观众对‘反转’叙事逐渐审美疲劳。《恶意》作为陈思诚主导的作品，其叙事结构缺乏足够的悬念。对于有一定观影经验的观众而言，影片中坠楼案的真相早在片头便能通过线索推断，导致后续反转既无新意也难引发情感共鸣。这位擅长商业片打造的导演，过去总能精准捕捉社会议题，通过《唐探》系列等作品实现高票房与高口碑的双重突破。然而《恶意》上映后却遭遇口碑滑坡，网友质疑其‘视觉呈现平庸，甚至不如周冬雨主演的《热搜》’，尽管豆瓣评分尚未公布，但票房表现已落后于同期竞品——《侏罗紀世界：重生》《F1：狂飙飞车》《名侦探柯南：独眼的残像》三部进口片，凭借周末两天7542万元的总票房成绩，其中3352万元来自前期点映，进一步挤压了国产片的市场空间。

电影《恶意》的票房表现受到三部外语影片的挑战，猫眼数据显示，该片预测总票房达到2.7亿元，相较于陈思诚过往作品存在明显差距。在采访中，导演曾表示："故事中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反派角色，但或许每个角色都可能成为潜在的对立面。"这一论断暗指创作者将观众纳入叙事结构中，当影片通过流量与道德的冲突、亲情形象的舆论翻转等元素，精准击中社会热点，却在不断叠加的剧情反转中导致人物动机失真，最终削弱了对网络暴力等现实议题的深刻探讨。

影片中三位深陷网络风暴的女性角色，在短暂时间内为观众带来肤浅的刺激感。尤茜因丧女之痛将凶手的帽子扣在护士李悦头上，而李悦被网友扒出抽烟喝酒文身、插足他人家庭等过往经历后，承受着舆论审判的重压。当真相水落石出，李悦实为被冤枉者，这一设定却未能深入探讨人物行为背后的深层动因。导演通过刻意制造的反转，将叙事焦点从社会议题转向情节诡计，使得角色在逻辑链条中沦为工具人。叶攀以自我牺牲的方式将舆论引向自身，晨晨通过恶意剪辑视频实施"复仇"，这两个转折不仅缺乏说服力，更在叙事层面上形成对观众智慧的消解。当技术层面达到工业标准线的合格，却未能承载对网络暴力现象的深刻剖析，这种价值混肴的设定彻底揭穿了影片内核的苍白与虚伪。观众对套路化反转已产生审美疲劳，影片薄弱的悬念设计与明显的叙事痕迹，使本可引发思考的议题沦为噱头。

《恶意》中张小斐演绎的叶攀角色，折射出陈思诚创作体系中明显的风格化印记。从"唐探"系列的悬疑喜剧到《误杀》系列的经典重构，再到《恶意》的现实题材尝试，其对"反转"叙事的执着已形成固定的创作惯性。这种模式在商业片中或许能激发观众的猎奇心理，但当它被应用于对网络暴力等社会议题的探讨时，却暴露出深层的叙事困境——过度依赖戏剧性转折不仅削弱了现实题材的厚重质感，更让社会观察异化为智力游戏的外壳。当套路化的叙事手段触碰到观众的认知阈值，引发的已不仅是审美倦怠，更是对创作者意图真诚度的质疑。影片中反复堆叠的剧情转折，恰似对网络暴力传播机制的某种扭曲映射：二者都陷入对表象的追逐，而忽视了人性的深层肌理与社会现实的复杂肌理。在这种"为反转而反转"的创作逻辑中，原本蕴含的社会批判被消解为形式主义的空壳，正如剧中路人那句反问："你天天反转来反转去，不累吗？"演员阵容的转型也映射出这种创作困境，张小斐从喜剧形象转向复杂角色的尝试，梅婷对"疯母"刻板印象的重复使用，以及黄轩角色在叙事链条中的功能性缺失，共同构成了对现实题材表达的多重解构。

若认为几位主角的表演受限源于剧本缺陷，那么配角的集体失控则明显暴露了选角失误。影片汇聚了众多喜剧演员：相声人孙越、脱口秀从业者何广智与王冕，以及喜剧大赛出身的土豆、吕严、詹鑫、雷淞然、张祐维、李逗逗、酷酷的滕等人。他们被刻意安排成自媒体从业者与直播达人，在叙事中制造出舆论狂欢的场景。电影本意揭示普通人如何成为网络暴力的共谋者，但喜剧元素的过度渗透却使这一议题异化为娱乐狂欢。对自媒体及网络推手的刻画陷入程式化设定，通过夸张戏剧手法强化人物特征。这种处理方式导致影片对网络暴力的呈现流于表面，形成口号式与符号化的表达。当一群以制造笑料为职业的演员集体出现在镜头前，其夸张的表演风格与浮夸的肢体语言，某种程度上稀释了原本严肃的主题深度。喜剧类型与社会批判题材的错位组合，使得影片沦为一场令人尴尬的类型混搭实验。

影片中喜剧元素的运用引发了对叙事风格的争议。当叶攀遭遇"杀人记者"的恶意指控时，本应引发社会反思的舆论反转，却因配角的夸张喜剧演绎而削弱了严肃性，使观众难以深入思考网络暴力的本质。尤茜这一角色的现实原型源自武汉跳楼妈妈事件（丧子后遭网络暴力导致自杀），天台戏中弥漫的绝望氛围通过银幕传递，直触人心。然而，当自媒体人介入时，其刻意制造的戏谑互动让沉重主题瞬间消解，观众集体共鸣被喜剧化处理打破，社会现实的呈现变得支离破碎。演员群像的割裂也加剧了这一问题，原本统一于现实主义基调的表达，在喜剧演员登场后出现严重断裂，导致银幕上同时呈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影像：一面是悲剧性的死亡默哀，一面是轻浮的喜剧短剧。这种叙事层面的撕裂最终使影片既未能实现商业爽片的娱乐效果，也未能完成对网络暴力现象的深度剖析。选角失平衡量的不当直接削弱了影片的核心表达，其消解的不仅是表演的统一性，更包括社会批判的力度。将尖锐议题包裹在类型片的糖衣之下，终究体现为对市场风险的规避策略。近年来观众逐渐扮演起"反派"角色，陈思诚凭借敏锐的市场洞察力，精准把握观众心理需求，将功利主义应用至极致，因此被冠以"电影产品经理"的称号。

截至7月7日，《恶意》的票房表现引发了对陈思诚创作模式的讨论。这位导演擅长打造具有话题性的强冲突叙事，其作品常通过高概念设定吸引观众关注，这也使得网友自发形成"千万别让陈思诚看到系列"的调侃。从创作逻辑看，《 malicious》的故事线与陈思诚的《误杀》IP存在高度相似性，若将其视为《误杀4》亦能自洽。团队显然试图延续该系列的成功要素——犯罪悬疑类型与社会议题的交织。不过此次创作尝试偏离原有框架却未能取得预期效果，究其原因在于叙事策略的转变。过往作品中陈思诚善于构建清晰的反派体系，无论是代表特权阶层的恶势力，还是象征社会制度的对立面，观众总能通过主人公视角建立情感共鸣，这种叙事张力往往成为票房增长的重要驱动力。而《恶意》中角色形象呈现显著差异，所有人物都带有模糊的道德边界。正如片中李庚希饰演的晨晨所言："被网络放大镜检验过后，没有谁是一尘不染的。"这句话揭示了当下信息碎片化时代下的社会隐喻：在舆论场中，每个个体都可能成为恶意的传播者，网络暴力的共谋者。这使得银幕前的观众在观影后，反而产生自己即是故事反派的反思。

当观众被"谁是真凶"等悬念深深吸引，电影却选择性地回避了网络暴力背后的结构性议题。影片将社会批判的焦点局限于个体行为，忽视了群体非理性、平台责任缺失以及法律伦理困境等深层矛盾，这种处理方式不仅削弱了作品的社会洞察力，更在无形中加剧了创作者与受众之间的认知鸿沟。值得关注的是，同期上映的《无名之辈：否极泰来》与《恶意》形成了微妙的镜像关系，二者均通过环环相扣的反转叙事构建出类似"楚门的世界"的沉浸式体验，观众在参与剧情审判的过程中最终发现自身亦成为被操控的棋子。暑期档尚未正式开启，已有多部作品显露疲态：集齐众多实力派演员的《酱园弄·悬案》口碑持续走低，而备受期待的《恶意》也未能达到市场预期。在影视行业面临转型的当下，这些作品的市场表现不禁引发思考：暑期档究竟由谁率先引爆？这场热潮是否还能持续？我们或许需要重新审视观众选择与创作意图之间的微妙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