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了，我们还在等这部完美的电影 -

备受中国观众喜爱的意大利导演朱塞佩·托纳多雷将于六月再度现身中国，此次他将担任上海国际电影节评委会主席。尽管我们对他执导的经典之作《天堂电影院》和《海上钢琴师》耳熟能详，但即便反复品味这些作品，恐怕仍难以窥见这位导演深邃的内心世界。

《天堂电影院》打开他内心世界的钥匙，是一部没有拍出来的电影，今天就来聊聊这部没有拍出来的电影——《列宁格勒》。

朱塞佩·托纳多雷并未主导《列宁格勒》这一历史题材影视项目的发起，而是于20世纪80年代初首次得知该计划。当时他获悉自己尊敬的导演塞尔吉奥·莱昂内意图在完成经典作品《美国往事》后，拍摄以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同名著作为蓝本的《列宁格勒900天》。这部未竟之作旨在重现1941年9月8日至1944年1月18日列宁格勒人民抵抗纳粹围困的壮烈史诗。莱昂内的电影以震撼的开场镜头闻名：一个长达数分钟的连续长镜头，从肖斯塔科维奇创作《列宁格勒交响曲》的场景缓缓展开，最终升至空中俯瞰被围困的城市与逼近的德国军队，构成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历史画面。

莱昂内未能将这部作品搬上银幕，使得《列宁格勒900天》成为一部悬而未决的「不存在的电影」。这种未完成的状态反而赋予其神话般的存在感，保持着理想化的纯粹性，未被现实制作中的妥协与批评所侵蚀。1989年4月莱昂内逝世后，关于其他导演接手该项目的传闻在行业内部逐渐发酵，吉洛·彭泰科沃与沃尔克·施隆多夫等名字多次被提及。直至1994年，曾参与莱昂内西部片制作的制片人阿尔贝托·格里马尔迪直接向托纳多雷发出邀约，希望他执导这部承载历史重量的史诗作品。

托纳多雷对执导《列宁格勒》的邀约心存敬意，却始终被自身作品与莱昂内经典作品的比较压力所困扰。尽管格里马尔迪持续游说，他仍坚持拒绝这一提议，理由是索尔兹伯里的原著内容过于庞杂，足以支撑拍摄百余部影片。他的拒绝源于对历史叙事的责任考量，而非对题材的疏离。这种犹豫在很大程度上源自莱昂内那部被传为「不存在的电影」所铸就的至高标杆——托纳多雷曾直言，若将其作品与之相较，恐难避免「微不足道」的评价。两年后，当1996年格里马尔迪再度敦促其重新审视项目时，托纳多雷通过深入研究发现，列宁格勒围城战的惨烈程度甚至超越了原著描述，苏联民众伤亡数字高达百万以上。这一认知促使他萌生讲述这段历史的强烈意愿。待《海上钢琴师》取得成功后，美杜莎影业的制作团队，尤其是马里奥·斯佩达莱蒂与卡洛·贝纳斯科尼，主动提出由托纳多雷执导《列宁格勒》的「伟大电影」计划。面对这项复杂的工程，他提出为期一年的专项研究方案，计划亲赴圣彼得堡与莫斯科，通过实地探访与文献考证，深入挖掘这段历史的细节。

自2001年初起，托纳多雷投入大量时间翻译了107篇以西里尔字母书写的历史文献，包括学术论文、书籍与个人日记，并携手历史学者丹尼尔·格拉宁与尤里·伊万诺维奇·科洛索夫等专家共同推进项目。托纳多雷最初的疑虑并非源于市场环境的波动，而是通过深入而系统的史料研究逐步化解。他不仅限于文献阅读，更深入体验了列宁格勒的历史语境，采访幸存者、收集日记、感受这座城市的脉搏。基于全面研究，导演最终确立了三个创作方向：聚焦斯大林围城后清洗行动的《列宁格勒事件》、以大提琴家为核心的家族叙事，以及记录围城期间宣传影片制作过程的特殊题材。美杜莎影业在权衡后选择家族故事作为主线，围绕大提琴家维拉及其子女瓦迪姆和妮娜展开，刻画他们在极端环境下求生的挣扎。这种叙事策略使影片得以在战争背景下探讨人性困境与精神韧性，同时融入列宁格勒电台节拍器的独特声效。妮可·基德曼对饰演维拉角色充满热忱，埃尼奥·莫里康内则开始创作配乐，尝试通过铁弹簧撞击等实验性音效强化影片的残酷氛围。剧本由托纳多雷与编剧马西莫·德·里塔联合创作，初稿达170页（超三小时时长），经多次删减后最终定为2.5小时。导演选择家族叙事而非涉及政治审判的《列宁格勒事件》或元电影式「戏中戏」结构，彰显其艺术决策的深思熟虑。

该导演通过塑造观众易于共鸣的角色，深入探讨生存、牺牲与人类韧性等普遍主题，使列宁格勒围城战的宏大悲剧更具情感冲击力。这种聚焦个人命运与情感冲突的创作手法，展现了将历史事件转化为大众可感知叙事的典型策略。正如斯皮尔伯格与波兰斯基在历史题材作品中展现的，通过微观视角切入宏观历史能够有效平衡艺术深度与市场接受度，尤其在处理敏感历史议题时更易引发全球观众的情感共鸣。值得注意的是，《列宁格勒》的制作成本已突破8000万欧元大关，尚未包含演员薪酬。若启用顶级明星阵容，预算可能攀升至1亿欧元。尽管通过精简剧本50页、加强数字特效制作等方式控制成本，但6000万欧元的最终预算仍让制片团队倍感压力。这源于需要重建涅瓦大街场景、管理大量消瘦群众演员，以及在极寒环境下进行实景拍摄等复杂制作要求。

在创作以列宁格勒为背景的历史题材影片时，托纳多雷对历史真实性的执着追求成为关键挑战。他通过刻画瘦削衰败的角色形象与重建恢弘的城市景观，使制作预算攀升至难以想象的高位。导演坚持完整呈现角色逐步沉沦的复杂轨迹，不愿压缩叙事以适应常规娱乐片时长。尽管美国主流制片公司（包括华纳兄弟、二十世纪福斯、索尼影视、安培林、米拉麦克斯及焦点影业）认可剧本质量与妮可·基德曼的加盟，却始终拒绝参与联合制作，理由聚焦于预算规模与影片时长。戈弗雷多·隆巴多直言指出核心症结：「美国人不会为这样一部战争片投入资金，因为救世主并非他们，而是共产主义者」。托纳多雷的剧本摒弃了莱昂内最初的美国视角，这一坚持历史真实性的选择被视作致命伤。导演坦率的评价揭示出好莱坞在战争片投资决策中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市场偏好与国家认同紧密相连，倾向于支持符合自身历史叙事的影片。这种拒绝不仅体现商业考量，更折射出全球文化产业中意识形态框架的主导逻辑。即便主题涉及俄罗斯历史，俄罗斯方面的联合融资始终未能实现。

1942年4月1日，封锁期间涅瓦大街上的人们托纳多雷观察到俄罗斯官员表现出模糊的困惑和不信任，他们似乎更倾向于不向国际观众展示他们生存的残酷方式。他推测，俄罗斯人可能不愿重新揭开深层伤口，或讲述其历史中如此悲惨的篇章。甚至一位提出全额资助的寡头，也要求由其不合适的妻子担任主角，但托纳多雷拒绝了这一要求。俄罗斯方面未能完全接受《列宁格勒》项目，表明对于这样一个痛苦而英勇的事件，尤其是一个连斯大林本人都曾试图抹去记忆的事件，俄罗斯人深感不适，不愿其被外部解读或商业化。某些历史事件在一个民族的心理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它们的呈现，特别是面向国际观众的呈现，会充满未言明的规则和保护性本能。这可能导致全球历史叙事中的空白，某些故事因集体创伤的重压而未被讲述或仅限于内部传播。

1941年7月，列宁格勒的妇女们正在挖掘反坦克壕沟，而与此同时，托纳多雷的电影项目也面临着复杂的挑战。制片人对「托纳多雷效应」心存顾虑，认为他过往在《海上钢琴师》中表现出的超预算倾向可能影响新作的财务安全，这种担忧加剧了项目的推进阻力。漫长的融资尝试让制片团队陷入疲惫，正如一位评论家所形容的「令人筋疲力尽的时期」，美杜莎影业虽曾满怀热情，但最终也意识到自身判断的偏差。托纳多雷本人则坦言在创作过程中深感挣扎。在《列宁格勒》长达五年的开发周期中，他始终为公众对列宁格勒围城战与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混淆感到困扰，这种历史认知的偏差在电影行业从业者、知识分子及普通观众群体中普遍存在。尽管他不断努力澄清，却仍被误认为是在复制让-雅克·阿诺《兵临城下》的叙事模式，而该片此前的票房失利更让外界质疑托纳多雷选择相似题材的合理性。

普遍的无知反而激发了托纳多雷创作这部电影的信念，他始终坚信电影不仅是娱乐工具，更是传递信息的媒介。在《兵临城下》的创作过程中，他着重挖掘列宁格勒围城战的人类学价值与哲学意义——这种被斯大林刻意隐匿的「人类的伟大教训」，在军事层面或许缺乏轰动性，却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反思。为此，他坚持将影片命名为《列宁格勒》，以此对抗历史叙事的混淆，履行向大众揭示被压抑真相的道德义务。

面对制片方提出的修改要求，例如让维拉丈夫米哈伊尔在剧情中段存活以吸引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托纳多雷坚决维护历史真实性。他认为战争的悲剧性需要渐进式展现，任何对叙事的篡改都会削弱影片的核心价值。即便尝试加入孩子们在轰炸中观看卓别林《淘金记》的场景，也未动摇他保持故事悲剧基调的坚持。经过漫长而艰难的博弈，当项目陷入无法调和的困境时，他最终选择放弃《列宁格勒》的拍摄，仅保留剧本版权。

托纳多雷曾言：「导演的职责就是构思和创作故事，唯一的目的就是把它们放进抽屉里。当电影真正拍出来时，那只是一个意外。」《列宁格勒》的失败成为国际合拍片复杂性的典型缩影，其背后交织着多重难题：高昂制作成本需要跨国资本支撑、各国文化立场的冲突（如美国叙事倾向）、以及跨越意识形态差异的敏感性协调。持续不断的「调解」与「预算重估」最终演变为不可持续的消耗，使得这一承载重大历史使命的项目走向终结。

皮斯卡廖夫公墓的《列宁格勒》项目试图借助电影融资的跨国合作机制，寻求意大利、美国、俄罗斯乃至中国的资金支持。然而其最终失败揭示了全球协作体系中潜藏的深层分歧，国家政治立场与商业利益的差异往往成为项目推进的关键制约因素。当涉及意识形态争议，尤其是对「共产主义英雄」的界定时，这种分歧尤为凸显，表明纯粹基于经济合作的文化项目难以突破政治叙事的界限。托纳多雷指出，莱昂内未完成的《列宁格勒》之所以被视为「完美」，恰在于它始终未曾面世。这一观点也映射在他本人未完成的《列宁格勒》项目上：保留未完成状态使其避免了制作过程中的妥协与完成作品必然面临的批判。已公开的剧本则让观众得以在未经修饰的形态下接触这部「隐形」影片。托纳多雷明确强调，《隐秘》（2006年）的诞生源于《列宁格勒》项目的失败，成为了一个规模更小、更容易把控的创作尝试。他注意到两部作品在核心主题与人物塑造上的共通性，例如塑造了一位历经苦难的女性主角，选用了俄罗斯演员克谢尼耶·拉帕波尔特，且在暴力表现手法上展现出相似的风格。这种「牺牲与生存」的叙事结构，构成了两部作品之间隐秘的关联。

《隐秘》与《列宁格勒》的创作挫折并未终结托纳多雷的艺术探索，反而成为《未知女郎》诞生的契机。这位导演于2018年公开《列宁格勒》剧本，坦言对历史命题的执念。他观察到，2020年代乌克兰战争的爆发意外赋予了这部作品当代价值——当下的地缘冲突与电影中描绘的围城主题产生微妙呼应。托纳多雷特别提及，弗拉基米尔·普京的胞兄在列宁格勒围城期间遭遇的苦难，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的隐喻符号。这部被称为「不可见的电影」作品，不仅揭示了艺术创作与商业运作间的张力，更展现了地缘政治事件对文化表达的深刻塑造。其未竟之状态反而证明，艺术遗产的价值往往超越完成度本身，在历史长河中持续产生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