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南京照相馆》解惑 -

电影《南京照相馆》意外成为暑期档的黑马作品。青年导演申奥，作为寧浩的得意门生，此前执导的《受益人》《孤注一掷》《新生》均属类型化现代题材，而此次挑战历史灾难题材，对主创团队的历史准确性与叙事尺度的把控提出了极高要求。

观影结束后，一个想法在我心中自然浮现：或许这一代导演与编剧正期盼着类似的创作契机，而当这样的机会到来，他们将用作品向观众展现不仅能够继承历史记忆，更能以更成熟的视角诠释这段沉重过往的潜力。此前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的影像作品中，如罗冠群的《屠城血证》（1987）、吴子牛的《南京1937》（1995）、牟敦芾的《黑太阳南京大屠杀》（1995）、郑方南的《栖霞寺1937》（2004）、陆川的《南京！南京！》（2009）、德国导演佛罗瑞·加仑伯格（Florian Gallenberger）的《拉贝日记》（2009）以及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2011），均以不同方式呈现了这一历史事件。相较之下，《南京照相馆》在叙事结构上更为严谨扎实，同时具备更广阔的国际传播价值。受邀来华观影的国际友人埃文·凯尔（Evan Kail）评价道：“这部电影没有回避历史的黑暗面，也没有淡化民族的伤痛，而是以非凡的艺术勇气直面那段被尘封的伤疤。”本文将聚焦于部分观众关注的观影问题，通过解答具有代表性的疑问，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这部值得走进影院欣赏的佳作。

关于《南京照相馆》中演员口音的讨论，答案其实隐藏在台词细节中。导演的巧妙设计在于让演员自然呈现家乡方言，这种处理方式与历史背景高度契合——在特定年代，多数中国人日常交谈更依赖方言而非普通话。例如，王骁与周游作为南京本地演员，其对白自然融入当地口音；高叶虽为常州籍，却通过表演展现了上海话的特质。对于包邮区的观众而言，这种差异足以引发共鸣，而北方观众则可能难以察觉两地方言间的微妙区别。王真儿的口音曾引发猜测，有人误以为其接近安徽方言，但结合演员籍貫信息，可确认其角色语言实际为徐州话，属于中原官话-徐淮片的地域特征。

国民政府当时实际掌控的地区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及东南沿海的若干省份，其行政命令难以有效覆盖更广阔的区域。从剧中角色的方言设定来看，演员们的语言选择与人物背景高度契合。唯一直接与普通话相关的角色是邮差苏柳昌，该角色由河南籍演员刘昊然饰演。据导演申奥透露，拍摄前曾与演员商议是否需要学习南京话，但最终决定保留其普通话表达方式，因为苏柳昌的设定是一个长期居住在南京的外来者。

近日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讨论中，许多人最初的印象仅停留在日军在一座中国大城市造成35万伤亡的数字上。然而南京在当时并非普通城市，而是中国的首都。侵略者在另一个国家的首都实施如此规模的屠杀，其目的不仅在于摧毁中国军民的抵抗意志，更蕴含深刻的侮辱意味，是对中华民族尊严的极端践踏。

影片中一个颇具象征意味的场景，蒋介石战前的巨幅画像在墙面布满密集的弹孔，这种对历史符号的破坏性呈现，与陆川《南京！南京！》中日军推倒孙中山雕塑的意象形成互文。南京作为民国时期的首都，在1927-1937年的"黄金十年"期间经历了显著发展，成为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务工人员与居民的多元城市，恰如当代北上广深对人才的集聚效应。角色看似与本地方言存在差异，实则暗合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张力。值得注意的是，南京这座历史名城在民国时期不仅吸引着本土人口，更汇聚了诸多外籍人士，如日后在大屠杀中救助中国平民的约翰·拉贝、明妮·魏特琳、伯恩哈尔·阿尔普·辛德贝格等，这些国际人士早在战争爆发前便已定居于此。

关于南京会战末期的溃败场景，影片通过城内散兵游勇与挹江门守军的冲突展现。这种呈现手法并非《南京照相馆》独创，早在陆川执导的《南京！南京！》中已有所体现。该片中刘烨饰演的角色首次登场即位于挹江门守军阵列，负责拦截溃兵冲卡。值得注意的是，《南京！南京！》的背景字幕明确标注，挹江门的守卫任务由宋希濂率领的第36师承担。作为最早装备德械的中央调整师之一，36师与87、88师共同构成国民政府精锐部队。这支军队在《八佰》中亦有重要亮相，王千源饰演的抗日战士即源自该部，而魏晨角色台词中提及的"宋长官"正是指宋希濂。据史料记载，36师原驻扎西安，"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奉命驰援上海战场。历经三个月激战，该师伤亡惨重，撤至南京城下已处于强弩之末的状态。影片开篇的战壕戏被观众誉为具有《西线无战事》的写实质感，尽管戏份不长，却生动刻画了南京守军在持久作战后的疲惫与坚守。尤其是临时补充至外围阵地的新兵，在面对日军优势兵力时呈现出被碾压的态势。从军事角度看，此时已无能力组织有效防御；但从政治层面考量，南京作为首都直接放弃将严重打击士气，最终促使湘系名将唐生智主动请缨担任首都防务最高负责人。

战役末期的混乱局面与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的决策密切相关。1937年12月11日深夜，面对严峻战况，唐生智制定撤退方案，计划主力部队分多路从正面突围，留部分兵力阻击敌军，最终分批渡江撤退。然而在正式命令下达后，他又补充了一项灵活指示：若部队无法突围，可先渡江再撤。这项看似灵活的指令，却让原本各怀心思的将领群体进一步离心离德，导致军事指挥体系陷入瘫痪。部分部队擅自改变撤离路线，破坏战场秩序；有部队无视友军动向，提前放弃阵地；高级指挥官未待下属部队集结便仓促撤退；更有部队因通讯中断未能接收撤退指令。例如挹江门守军与友军的冲突，便源于部分部队未按既定路线执行突围任务。电影《南京！南京！》与《南京照相馆》中，溃兵与未撤退部队的误会场景，正是基于这种信息断层与指挥混乱的历史现实。此外，《南京！南京！》中被冲卡溃兵踩踏致死的36师少校，其原型为教导总团单位第一旅第2团上校团长谢崇瑞。这位抗战初期的高级军官虽非保定、黄埔体系出身，却属罕见的旅欧派系，曾赴法国进修兵工与炮兵技术。谢崇瑞在坚守首都的战斗中表现出色，却在光华门的溃兵踩踏事故中不幸遇难，成为南京失守前军事混乱的典型缩影。

最后一个问题，实则超越了电影本身——许多观众对这类题材的创作初衷缺乏认知，有人认为其会带来心理负担，有人觉得历史题材已过度泛滥，还有人觉得此类内容国内观众早已熟悉，理应让日本观众观看。但我的看法是，我们过往拍摄的抗战题材中，诸如‘手撕鬼子’等夸张桥段占据了主导地位，而真正客观还原历史的作品却极为罕见。然而这些‘不够好’或‘完全不好’的影视作品，长期主导了主流观众的审美取向与历史认知，形成了双重问题：一方面多数国人对那段历史的理解流于表面，误以为自己掌握真相；另一方面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催生了观众对同类题材的抗拒心理，进而扭曲了对《八佰》《南京照相馆》等严肃创作的评价。我们常谴责日本人不承认侵略史实，却忽视了国内抗战题材创作者同样存在历史呈现不严谨的问题。若想让《南京照相馆》这样的电影被日本观众铭记，首要前提是本国观众应主动走进影院支持此类作品，而非任其陷入被忽视、遮蔽甚至遗忘的境地。

在历史研究领域，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发生于数年前，某高校教师在课堂上质疑"南京大屠杀遇难者数字"的准确性，认为30万这一概念缺乏实证支持，仅是史学写作中的模糊表述，当代社会应避免沉溺于历史仇恨。但此类言论实则反映出发言者对历史认知的片面性，以及对历史反思机制的误解——欧洲在二战后能够就纳粹问题形成共识，正是基于纽伦堡审判对法西斯体制的系统性审判与纠错。相较而言，日本战犯审判并未获得同等的历史机遇与问责基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官方资料显示，"30万"这一数字源自战后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及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历史判决，具有法律效力；考虑到日军实施的毁尸灭迹行为，该数字实际为遇难者人数的下限。在事件讨论中，笔者最为认同诗人方闲海在微博上的观点："不应当永远去恨，而应当反思战争是怎么来的"。此言论虽试图调和情感与理性，却显露出对历史认知的简化倾向。事实上，当人类经历极端生存危机时，正是需要通过"恨"来维系历史记忆的完整性，而非用中性化的"反思"消解历史教训。真正的理性应当建立在铭记与反思的双重基础之上，仇恨与反思并非对立，而是历史认知的两个必要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