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第一美人，迷倒五任总统 -

北洋政府虽仅存十六年，却更迭了十五位国家元首。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政权更迭频繁，这十五位总统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却展现出惊人的共识。其中，袁世凯、冯国璋、曹锟等五位总统，皆曾为同一女子倾倒，流露出对女色的共同追求。

这位女子并非如武则天般权倾朝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统治者，也非《大宅门》中白景琦所贬低的"鹌鹑戏子猴"——她不过是梨园行当里的一名演员，在权贵眼中不过是个供人消遣的"玩意儿"。然而北洋政府时期至民国年间，虽政局如惊涛骇浪般动荡不安，却见证了京剧艺术的璀璨绽放。这一时期孕育出众多艺术大师，既有"伶界大王"谭鑫培这样开创京剧新纪元的宗师级人物，也有"四大名旦"之首的梅兰芳等集大成者，他们以卓越的艺术成就，为中华传统戏剧留下了不朽的篇章。

在与谭鑫培、杨小楼、梅兰芳等京剧大师同台演出时，这位女士常以压台之举惊艳全场。谭鑫培曾观其表演后感叹“吾其休矣”，意指其技艺已超越自己。当年顺天时报举办京剧界评选活动，她以近6000票的优势压倒梅兰芳，荣膺“伶界大王”称号。更有趣的是，梅兰芳曾对她展开热烈追求，却遭婉拒……

她本名刘志浩，艺名刘喜奎。倘若以当代眼光审视，无论哪个称呼都难以称得上悦耳动听。更兼此等名字早已随时间沉入历史深处，与她的真实身份渐行渐远。然而，这位以‘戏子’为业的女子，虽外表妖冶，却内含傲骨，其传奇人生理应被后人铭记。

在北洋及民国时期，京城云集了众多豪门贵族与知识分子。尽管这些阶层成员内心或许复杂，但表面皆擅长维持体面形象。此种虚饰的外在表现，直至遇见刘喜奎才被彻底打破。彼时，文坛名士易实甫正值人生巅峰，其履历堪称波澜壮阔——他曾与张之洞、刘永福、袁世凯等历史人物产生交集，留下诸多未解之谜。

易实甫一生游历于军旅与仕途之间，同时亦文采斐然，名噪一时。他更倾向于以文雅的诗人身份示人，历经千山万水，阅尽人间百态。在晚年之际，他曾公开列出毕生七大愿望：一愿化作蚕虫吐丝，供喜奎常穿；二愿成为棉布，为喜奎缝制护裆之衣；三愿化为草纸，供喜奎日常使用；四愿化作温泉，为喜奎沐浴解乏……这些愿望中，不乏对喜奎的深切关怀。若读者有所记忆，陶渊明的《闲情赋》中也有类似描述，其笔下的意象更含蓄，而易实甫则以直白的方式表达，甚至直接提及希望化身为喜奎的日常用品，展现了其独特的情感表达方式。

易实甫初入京城时年近五旬，而刘喜奎正值豆蔻年华。这位老者将娶刘喜奎为妻的愿望列为七大心愿之末，令人忍俊不禁。为追慕美人，他每日必至刘喜奎居所，风雨无阻。然而其举止愈发荒诞——甫一进门便高呼：“我母亲呀，我又来了！”此等行径在当时引发诸多议论，文人墨客更是以诗为媒，借古讽今，有诗云：“骡马街南刘二家，白头诗客戏生涯。入门脱帽狂呼母，天女嫣然一散花。”

在北平期间，易实甫最挚友为袁克文。这位袁氏长子既通晓昆曲，亦执掌天津青帮，更以纨绔子弟之姿驰名京津。其人看似沉迷声色犬马，实则对文玩书画情有独钟，诗词戏曲造诣不凡。看似放荡不羁的外表下，掩藏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堪称执着至极，情意绵长。

刘喜奎初入北京城便引起袁氏家族的注意。某次被袁世凯召入府中演唱堂会，其化妆间竟被特设在袁克文的书房内。文人阶层惯常以含蓄示人，而刘喜奎则以"你若邀我，我便赴约"的姿态应对，故意装傻充愣，成功避开闲杂之人。整场堂会期间，袁克文终未现身，唯有其弟袁克良行事张扬。这位被袁世凯戏称为"土匪"的弟弟，掌管着总统府的侦缉事务，性格暴躁。民国初年，北京某戏园内有位名声大噪的女伶，袁克良闻讯后径直率部闯入，将该女子"请"入总统府。

袁克文亦对刘喜奎产生倾慕之情，曾立下誓言："不婚则等，等她成婚方娶。"两位袁公子之所以未敢轻举妄动，或许因袁世凯对刘喜奎另眼相看。某次唱堂会时，刘喜奎尚未完成妆容，便被侍从拦下，引至一间雕梁画栋的密室。门后突然探出个戴金丝眼镜的脑袋，竟是袁世凯本人。这位身居高位的总统想与女子"随意交谈"，却在刘喜奎的冷淡态度前败下阵来。其后袁世凯曾对宾客坦言："那女戏子着实难缠。"

若能选择，刘喜奎或许不愿终老戏台。新文化运动前，"伶人"在社会中地位卑微。如鲁迅这般文坛巨擘，曾以与梅兰芳同桌进餐为耻。而刘喜奎出身书香门第，其家传记载："世代簪缨，誉满全县。"其祖父曾任职工部左侍郎，父亲则是北洋水师致远舰大副。甲午之战后，该舰被日军击毁，全舰覆没，唯有刘父幸存。按清律，战败将士皆当处死，他只得隐姓埋名逃至旅顺谋生。

五年后日俄战争爆发，战场设在中国旅顺，刘父终难逃战乱。多重打击使其病重身亡，待刘喜奎年仅七岁时，父亲已离世。因居住于贫民区，邻家多有"童伶班"。这些戏班与《霸王别姬》中的程蝶衣所处环境相似。内因天赋异禀，外因生计所迫，刘喜奎最终踏上戏台。九岁时随科班至哈尔滨，开始在道里道外演出，成为东北地区首位女演员。

清末时期，女性登台唱戏犹如一场"革命"。此时她已与科班采用"三七分账"模式分配收入。九岁的刘喜奎早年学唱"老生"行当，因"嗓音高亢，鲜有余韵"、"身材矮小，欠雍容之态"，显然不适宜演绎男性角色。须知即便由女艺人扮演"老生"，在清末亦属骇人听闻之举，更不必说女性登台本身。当时的戏园常与"妓院"形同，区别仅在于前者更显高雅。有说法称"相公"一词源于"像姑"，其中暗含性暗示。

清末的戏园常上演低俗剧目，如《双摇会》描写书生多位妻子通过掷骰子决定同房对象，引发纠纷，更有黄段子爱好者参与调停。这些戏曲虽荒诞却满足了观众的性幻想，但因皆为男演员扮演，其台词纵然放浪形骸，扮相亦难称俊美。观众只能闭目聆听。

刘喜奎的艺术成就璀璨夺目，但若以文字记载，恐显单调。她先后在哈尔滨、哈巴罗夫斯克、海参崴等地演出均获成功；与周信芳在沪合作大获赞赏；1910年返乡天津，在"夏天仙"剧场终成实至名归的戏剧名角。

当时报纸对其的赞誉可谓溢美之词：“歌喉清丽婉转，身姿婀娜多姿，远观若天仙下凡，近观更令人魂牵梦萦。每逢登台献唱，掌声如雷动山川，天津的戏院不惜重金争相邀约，唯恐落人之后，足见其艺术价值与名望。”作为一位深谙戏曲之道的女演员，刘喜奎早年多活跃于天津租界，与京中名角素无交集，形成了一种封闭的演艺生态。待八国联军侵华后的北京重归平静，这些以青春美貌著称的女性演员开始涌入京城，打破了原有的平衡。

刘喜奎所展现的美，是一种突破传统桎梏的真实风韵。她的舞台魅力不仅让原本饰演花旦的男性演员黯然失色，更令长久割裂的审美体系无所适从。这种转变逐渐影响了京城权贵阶层，他们开始追逐这位奇女子。段祺瑞的侄子更是沉醉其中，每日必往戏院观看，日复一日沉迷于她的表演。某日散场之际，他竟在众人瞩目下近乎癫狂，径直上前将刘喜奎拥入怀中，吻个不停，口中喃喃道：“心肝宝贝，我真是想死你了！”

大总统曹锟对刘喜奎的心动则更显豪气，他直接派遣专人往其府邸输送金银财宝，一筐筐堆积如山。若刘喜奎向现实妥协——在那个看重门第的时代，她本可顺理成章地成为一位美艳的姨太太——却因骨子里的傲气与志节，毅然拒绝了所有权势与财富的诱惑。民国政坛风云变幻，刘喜奎的洁身自好或许暗含深意，而更令人不解的是她对梅兰芳的拒绝。

世人不断赞叹刘喜奎的艺术造诣，称其将戏台上所有男扮女装的表演都比了下去，却对梅兰芳这位男性旦角格外宽容。梅兰芳以男人之躯演绎的旦角角色，竟能与刘喜奎的舞台风采相提并论，成为她艺术生涯中唯一的例外。

在梅兰芳之前，传统上“听青衣”与“看花旦”被严格区隔，但梅兰芳成功实现了两者的融合。其《贵妃醉酒》的表演被当时观众如此评价：“在婉转清丽的唱腔中，台下千百人仿佛被定格，连呼吸都为之停滞……性子急的男士们恨不得冲上台将高力士推至一旁；而女观众则因意识到这痛快淋漓的演绎出自男性演员梅兰芳之手，内心泛起涟漪。”

当英美公使们面对这场京剧表演时，也不由得拉住身旁的女性同伴手，轻声唤出"汪达否"的音译。在异国人士面前唱京戏本就如对牛弹琴，然则在如此盛况之下，即便是最不通晓的听众也难掩对艺术的痴迷。

根据刘喜奎回忆录的记载，她曾暗自倾心于梅兰芳，但盛名之下的她亦难逃世俗纷扰。她坦言自己必须有所取舍，"若不愿舍弃艺术，便要舍弃爱情。"刘喜奎始终坚守艺术理想，若她执意追求爱情，或许终将与梅兰芳结缘。然而历史却另有转机，某些权贵恐怕会借此对梅兰芳展开构陷。世人或许质疑刘喜奎能否与梅兰芳比肩，但历史数据颇具说服力：当时人气排行中，刘喜奎领先梅兰芳6000票；艺术成就方面，她堪称"河北梆子"的奠基人与革新者。值得注意的是，在1900年前，仅存在"山西梆子"和"陕西梆子"，"河北梆子"这一称谓尚未出现。年近三十时，"人老珠黄"的刘喜奎终成某位军官之妻，却意外引发权力漩涡——民国陆军总长对这段姻缘心生嫉妒，竟下令撤销其丈夫的职务。婚后不足三年，丈夫便离奇病逝，民间多传为陆军总长所为。自此，刘喜奎闭门谢客，独自抚养子女，彻底告别了舞台。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曾亲自关注刘喜奎的艺术生涯。彼时刘喜奎在天津排演"时装新戏"，而总理作为她的戏迷，促使她重新登台。这位艺术家一生坚守着四条做艺准则：一是拒绝为权贵演出，二是不参与唱片灌制，三是不拍摄戏装照，四是杜绝商业宣传。在当代商业文化盛行的语境下，这些看似保守的守则，实则体现了她对艺术纯粹性的坚持。随着刘喜奎的离世，她逐渐淡出了公众视野。相较于名震四海的梅兰芳，刘喜奎的成就显得不为人知，这段艺术史上的往事令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