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子枫，恶女的救赎 -

2015年电影《唐人街探案》中，张子枫凭借"思诺"一角获得广泛关注。而2025年暑期档上映的《花漾少女杀人事件》（简称《花漾》）则标志着她再度挑战恶女角色，引发观众高度期待。这部被誉为"年度悬疑黑马"的作品以极具冲击力的开场画面切入——钟灵（丁湘源饰）被割喉、江宁（张子枫饰）磨冰刀的场景瞬间抓住观众注意力。随着剧情展开，江宁母亲王霜（马伊琍饰）这位曾风光无限的花样滑冰运动员身份，与母女关系、同辈竞争等复杂元素交织成多线叙事。

《花漾少女杀人事件》的剧照揭示了这部作品的独特定位——与《黑暗荣耀》中“恶女”人设不同，本片跳脱出传统爽文框架，以更贴近现实的视角呈现心理惊悚题材。导演周璟豪作为新生代创作者，其个人履历颇具反差：这位被传统观念定义为“95后”学霸的哈佛大学计算机系高材生，凭借全额奖学金赴美深造后进入硅谷工作。然而他选择将镜头对准自我成长，通过电影对精英主义、优绩主义以及竞争机制进行深刻反思。这种反差也为张子枫的表演开辟了新可能，让这位曾被誉为“国民妹妹”的演员突破既有形象。

张子枫在《花漾少女杀人事件》中饰演江宁“我都是为了你才……”一句让人再熟悉不过的出现在亲子关系里的常见句式，很好地概括了主角和母亲的关系。作为“天才”，江宁是一个有野心的人。这种野心很大程度上来自她的妈妈王霜。按后者的话来说，“我就是因为生了你才没拿世界冠军。”所以，这个冠军，在目前看来，是女儿欠自己的。因此，江宁的野心，是双重的，既要替自己实现梦想，也要补偿给母亲。王霜也是一个有野心的花滑教练。对于一名女性运动员来说，生育给事业带来的是难以挽回的伤害，乃至是一份职业的终结。这些野心、欲望、痛苦无法靠自己消解，这份不可逆的伤害，几乎自然而然地被转移到了她的女儿江宁身上。

马伊琍在《花漾少女杀人事件》中扮演的王霜，同时肩负着江宁母亲与教练的双重身份。在多数场景中，教练的角色更为突出，训练时她很少对江宁露出笑容，当江宁在动作细节上出现偏差，她甚至会将其单独留在器械上离开。唯有在少数镜头中，才能窥见母女间隐秘的温情。每当江宁用冰水桶缓解肌肉乳酸时，王霜总坐在对面的浴缸里泡澡。当江宁请求加入时，王霜短暂沉默后点头答应，这一刻江宁罕见地展露了幸福的笑靥。张子枫特别提及这场戏，称其为「难得的温暖时刻，冰冷的物体进入温热的容器」。

《花漾少女杀人事件》剧照这种疏离、紧张的母女关系，倒是显现出了《花漾》中颇有新意的一点：自我实现的价值难得被置于作为母亲的义务之后。与过往大部分影视剧里的母女叙事不同，王霜的感情并没有停留在“牺牲”这一层面上。在《花漾》的设置里，妈妈有野心，妈妈将事业看得比家庭更重。张子枫在一场映后分享中这样解读这对角色：“江宁跟王霜的关系不只是母女，有时候更像是两个女性。虽然有时候江宁看起来有讨好王霜的成分，或者说她强烈地需要一份来自母亲的认可，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她们的关系）还是势均力敌的。”

在《花漾少女杀人事件》的剧照中，江宁始终以倔强姿态面对困境。她不仅渴望在王霜面前证明自己的实力，更在内心深处寻找对自我的回应——当王霜质疑她的表演缺乏柔美特质，她便主动寻求与男性的暧昧关系；面对节目的失误，她反复摔倒又坚持站起；训练中若找不到旋转的支点，她持续要求"再来"直至突破瓶颈。两人既是挚友，也是彼此的劲敌，她们共有的傲气与执着形成微妙的镜像。王霜将自身的野心寄托于江宁，而江宁的欲望也在这种博弈中不断膨胀。当王霜坦言"我本来就不配成为世界冠军，将江宁当作自己的借口"时，江宁反将这句话化作对王霜的隐喻。这种复杂的依存关系最终演变为一场心理角逐——王霜渴望拥有更多能够完美演绎的选手，以实现超越自我的目标，因此将精力投注于更被看好的男性杰森。而在杰森之后出现的天才少女钟灵，实则是江宁内心投射出的另一个人格，这个幻影的存在恰恰成为激发她潜力的催化剂。

丁湘源在《花漾少女杀人事件》中饰演的钟灵角色引发了观众对电影《黑天鹅》的对比思考。这两部作品在核心主题上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性——都围绕着艺术天赋与极端控制欲的冲突展开。《黑天鹅》通过芭蕾舞者妮娜的完美主义困境探讨心理异化，而《花漾》则以花样滑冰少女江宁的"第一"执念展现另一种形式的自我毁灭。虽然两部作品都呈现了母亲对子女的过度干预，但差异在于：妮娜需要的是完美无瑕的成就，江宁追逐的是至高无上的排名。

为了让竞争对手消失，江宁展开了精心策划的"清理行动"。她先是通过制造假象让杰森误以为王霜患有精神疾病，借此将这位潜在威胁排除；随后又在米歇尔的冰鞋上动了手脚，将比赛失利的责任嫁祸给对手。这种自我保护机制暴露了深层的心理创伤——当一个天才少女意识到自己无法突破极限时，她需要寻找替罪羊来缓解内心的挫败感。冰鞋的锋利度、训练场地的条件、服装的合身程度，这些看似客观的要素都成为她逃避现实的借口。

米歇尔的那句"我没有赢，我倒数第二"如同当头棒喝，彻底击碎了江宁的自我幻觉。这番坦白揭示了残酷真相：在竞技场上，所谓的"失败"从来不是因为外界因素的阻挠，而是源于自身实力的不足。当所有伪装被剥去，观众才会看清这出悲剧背后的本质——在极端追求中迷失自我的艺术之魂，最终只能在自我毁灭中寻找存在的意义。

《花漾少女杀人事件》的剧照揭示了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我们追求卓越的途径往往局限于遵循既定模式获取高分。在当代评价体系中，分数、成绩、奖牌与金钱构成了衡量成功的标准化指标。然而当现实与理想产生落差时，人们却惯性地将责任归咎于自身。这种矛盾在冰场打工的钟灵身上尤为明显——她能在冰面上自如穿梭，展现出与传统训练体系截然不同的天赋特质。江宁对这种自由奔放的滑冰风格既心生向往又暗自嫉妒，折射出社会价值观与个体追求间的深层冲突。

张子枫在映后分享时说，钟灵带给江宁的感受“五味杂陈”。“江宁首先非常欣赏钟灵，甚至是非常喜欢钟灵，同时也很羡慕钟灵，甚至是到了嫉妒的程度。为什么她可以这样自由自在地滑？我上次这样是什么时候？”枷 锁这种复杂的情感，其实折射了江宁的存在焦虑——我为什么不能像另一个人那样。这是长期在压抑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常见心理。大家把《花漾》和《黑天鹅》类比，是因为妮娜和江宁都是被压抑的人。江宁和钟灵的关系，也有点像妮娜和莉莉的关系。《黑天鹅》的导演文森特曾说过，妮娜是白天鹅的最佳人选，但她跳不好黑天鹅，因为她没有“吸引力”，完美不能仅仅靠努力，还要有“诱惑力”——而莉莉正是黑天鹅的化身。对江宁来说，要拿第一，光有努力也不够，她需要身体和内心的自信、柔软、热情。江宁渴望的东西在钟灵身上出现了。再次见到钟灵时，她“染”了一头热烈的红发；她“带”江宁去废弃的商场溜冰——没有竞争，没有规则，想怎么滑就怎么滑。心理上，江宁渴望这样一个朋友的陪伴。但稍稍靠近，她又会感受到钟灵对她的威胁——包括花滑在内的一切都会被她“夺走”。她跟江宁喜欢的男生“暧昧”；她“穿”江宁的冰鞋，“闯进”江宁用的专业冰场，说滑冰只是“玩玩儿而已”；她居高临下地“评价”江宁的节目太简单；她住进江宁家，要跟她“分割”王霜的训练时间。江宁的渴望和恐惧在钟灵身上放大、爆发。她要跟钟灵在冰场上比一比。钟灵选了一首有些挑衅的曲子，她的表演就像那头红发一样自信。江宁如此恐惧成为一个弱者——如果无法战胜她，那就只能毁灭她。这也就有了影片最开始的那一幕——她“杀”了她。《花漾》的导演周璟豪说，江宁和钟灵是很多人身上的一体两面，“只是有时某一面会变得非常鲜明极端，另一面并非不存在，可能被藏起来、压抑着，在身体的某个角落”。

周璟豪曾以天赋异禀的优等生形象，过着世俗眼中"成功仿佛唾手可得"的生活。然而在硅谷工作经历后，他却在顺遂的人生轨迹中选择辞去高薪职位，转而回国进入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深造。这位与众多怀有电影梦想的平凡青年相似的创作者，历经十年磨砺终完成首部长片。他的抉择源于对自我价值的追寻——"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从中获得某种价值感"。这种对价值实现的敏感体察，也映照出江宁身上普遍存在的焦虑与执念。正如花滑运动员的"花期"是社会时钟的加速版，普通人在教育、职业、人生等领域的"黄金年龄"压力同样显著，若未能在特定阶段取得成就，便可能背负"一事无成"的标签。人们对持续进步的渴望永无止境，而"恶女"江宁的塑造，正是这种优绩主义文化下的典型产物。

在《花漾少女杀人事件》的终幕，江宁背对时钟的剪影与钟灵的对话形成强烈隐喻。当她质问"你说不出时间，因为你是我想象出来的"时，这看似直白的解释虽被部分观众认为削弱了悬疑张力，却也显露出影片的深层关怀：那些令我们心生恐惧的"威胁"，本质不过是意识的投射。正如卢梭所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花漾》的叙事暗含双重解构——钟灵实则是挣脱所有物质束缚的江宁，唯有心灵枷锁仍如影随形。影片中"争第一"的执念，恰似当代青年的精神图谱：在自负与自卑的撕扯中前行，在野心与嫉妒的漩涡里挣扎，既渴望突破又深陷规训。这种矛盾性的存在，构成了特定时代群体的成长密码，而打破这种循环的钥匙，终需由同代人亲手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