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中国最动人的英雄故事，从来不是独角戏？ -

第30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圆满落幕，入围作品从《边水往事》《玫瑰的故事》到《小巷人家》展现了激烈的竞争态势。然而，最终斩获最佳导演与最佳女主角奖的《山花烂漫时》以独特的艺术手法，引发了观众对社会主义英雄重塑的深层思考。该作品通过复杂的情感交织与社会关系的呈现，让观众在情感共鸣中见证了一个关于个人与集体关系的叙事重构。本文认为，《山花烂漫时》在当代语境下成功重构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表达方式，其突破性在于摒弃了传统"情节剧"的叙事范式。这种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创作模式，往往通过强化主角的特殊能力或深入内心独白来呈现社会问题，如《奥本海默》式的心理剖析或"漫威"系列的超能力设定，实则简化了现实主义对社会结构的复杂呈现。相较于这种抽象化的表达，《山花烂漫时》展现出对现实主义本质的回归——它通过展现张桂梅与社会体系的互动关系，构建了一个充满力量感的女性英雄形象。张桂梅创办华坪女高的过程，本质上是需要全社会力量共同承担的集体事业，这种由中央到基层的系统性参与，构成了社会主义英雄重塑的重要路径。作品明确揭示，当代英雄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过激发周围人的理想与信念，形成共同奋斗的社会合力。本文原载于《文化纵横》2024年第6期，题为《再造社会主义英雄》，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山花烂漫时》第一集以2007年云南华坪山区的现实困境展开——14岁的谷雨即将被父亲以三万元彩礼“出售”为妻。在即将举办北京奥运会的前一年，当国家现代化取得显著成就时，边远山区仍存在如谷雨家这般贫困的农户，他们被迫让女儿承担家庭生存的重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主人公张桂梅以对抗媒人的勇气和动员乡党委书记马永强的能力，阻止了这场非法交易。这一简短叙事不仅揭示了山区的生存现状，更成为张桂梅创办华坪女高、争取女学生受教育权利的起点。

剧集聚焦于张桂梅创办女高全过程的“创业戏”叙事，但与个人主义主导的西方创业模式截然不同。她推动的不仅是个人事业，更是全社会力量共同承担公共责任的集体行动。剧作通过展现张桂梅如何以能动性突破各项制约，同时刻画她如种子般唤醒基层干部办学责任感的过程，最终形成个人与社会共振的美学效果。这种能量不仅来自张桂梅本人，更源于从中央到基层的体系联动——当女高面临资金危机时，马县长甚至策划亲自前往省书记工地“截访”以争取支持，体现了基层干部在张桂梅精神感召下的主体性觉醒。

电视剧以独特视角呈现了张桂梅与社会互动的戏剧性：在开学遇暴雨的紧急时刻，她动员乡镇干部动用各种交通工具将学生从大山中接出；面对资金短缺，她既坚持向当地企业家筹款，也曾在街边打电话时被“爱心豆花”摊主悄悄留下30元。这种全民参与的叙事结构塑造出鲜活的人物群像，包括马县长、周局长等基层官员，以及陈四海、丁笑笑等教师，还有谷 rain、蔡桂芝等学生。这些角色不再是服务于主线的情节工具，而是在共同建设教育事业的过程中，通过自身行动完成人格塑造，最终成就华坪女高这一“愚公”般的社会工程。

观众在观剧时产生的笑中带泪的情绪，既源于现实主义对社会现实的精准描摹，也来自对积极改变的期待。张桂梅用“红梅花儿开，朵朵放光彩”激励自己，以“守住阵地”要求团队，其精神力量超越了单纯个人奋斗的范畴。正如演员宋佳在剧中宣誓场景的感言，张桂梅的精神不是简单的感动，而是点燃了群体信念的共振。这种将个体命运嵌入共同体发展的叙事方式，与苏联现实主义艺术传统形成呼应，也展现出中国文艺在新时代的美学转向。

在美式个人主义文化工业席卷全球的背景下，中国文艺界曾逐渐疏离现实主义传统。然而近年来，《觉醒年代》《山海情》《功勋》《县委大院》乃至《流浪地球》等作品的崛起，标志着现实主义精神的复兴。这些作品共同体现了一种新的创作逻辑：在探讨社会发展方向时，既彰显个体能动性，又强调共同体价值。从延年、乔年在《觉醒年代》中的革命抉择，到陈金山、凌一龙在《山海情》中扎根西海固，再到《流浪地球》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幻诠释，都呈现出中国文艺在新时代的集体创作特征。

《山花烂漫时》正是这一新时代现实主义创作潮流的代表。其美学回归并非偶然，而是源于苏联现实主义艺术理念对中国文艺的深远影响。即便在改革开放后现实主义传统式微的时期，这一创作脉络仍被保留，并在当代文化语境中获得新生。这种文艺生态的悄然转变，既得益于艺术创作者对本土文化的坚守，也源于观众对现实主义表达的持续接受。理解这种转型背后的价值重构，认识其如何以独特美学超越美式文化影响，已成为当代文艺研究的重要课题。